在老百姓看来，大部分官员的日子，的确过得很滋润。殊不知这些表面上的滋润，并不值得羡慕，一日在官场，时时受煎熬，滋润的背后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说不准哪天就得被纪委请去“喝咖啡”。
原以为远离了官场会远离恐惧，没想到现在却变得更加恐惧。
2010年8月17日，《广州日报》记者曾向荣首次向公众披露了本书的部分细节，继“炮轰”张艺谋和高房价之后，我再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官场潜规则！数以千万计的网友对官场陋习的讨伐，让我一夜之间成为了官场中的“叛徒”，像非典患者一样我很快被孤立起来，身边的官员见了我一律避而远之，生怕不小心说漏了嘴被我“曝光”。
有媒体更怀疑我此举“只不过是因为无法再把权力资源控制在手上，才希望通过贩卖官场潜规则，来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也许还希望通过写‘官场小说’这种文化行为，来安抚一下失去权力资源后的心理不平衡”。
最揪心的当数我的亲人们，他们整天为我提心吊胆，生怕我因为这部书招致相关人员的报复。说实话，我也很害怕，每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老是产生幻觉被莫须有地双规。惊醒之后我就想，不就是讲了几句真话吗？怕什么呢？
这种“怕”皆源自于公众、媒体及官场对我的误解。我并不是一个乐于揭人隐私、品质败坏的人，更无意“靠贩卖官场潜规则”来售书获利。早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向《女报》副总编辑樊舟先生透露过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写两本书，一本是《官路》。小社会，大官场，即使我所任职的城市无法与北京上海相比，却也“五脏俱全”，官场里有的它一样不缺。所以，我就想采用原生态的方式，小说的笔法，将我的官场经历详尽地表达出来，目的在于，为大众了解真实的官场提供一种可能。另外一本是《我的治国方略》。我认为，小公民应有大责任。大责任促使我产生了“站在总理的高度提出我的治国理念，为总理治国出谋划策”的“狂念”。樊舟非常惊讶，道：“恕我直言，你的这两个想法都很大胆，也很冒险，前者扒掉了官场的裤子，后者‘暴露’了政治野心，太张扬了，只怕到时你会被视为官场中的异类！”
果真，我成了异类。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心忧天下，怎么就成了异类呢？
自去了一趟故宫后，我找到了答案。
大凡去过那里的人都会发现，通往皇宫的路有三条。皇帝贵为天子，当然要走中间那条道。这条道将屋檐下的两个“口”字从中间连接起来，就成了繁体的“宫”字。因为它是天子的专用通道，所以对除天子以外的人来说，是不能够有非分之想的，否则就是谋反。右边那条是皇亲贵族走的道。他们是皇帝的亲戚，所以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条觐见皇帝的“快速通道”。对于平民出身通过科考“入宫事君”的人而言，此路不通。他们要见皇上，只能走左边那条道。这条道将象征宫殿的两个“口”字一连起来，就是个“官”字，这不是巧合。如果再更深入地研究进去，你会有新的发现：“宫”因天子之气形成场，即为“官场”，平民出身的官员入场只能进旁门走左道，否则就是对皇权的藐视，会被视作“异类”，招来杀身之祸。
很多次我都在想，“旁门左道”是不是就这么来的呢？
如今天子早已作古，皇权亦不复存在，我不走旁门左道进入“官场”，结果还是被归为了“异类”。
我入官场，也的确“异类”。2004年，我忧国忧民地在网上发了个帖子，博士书记朱笔一点，我便进入了官场。尽管当时只是个“市长助理”，但毕竟是入了官场。像所有被提拔的官员一样，在等待报到的那几天里，别提感觉有多好，连走在大街上，都觉得别人看自己的眼色，突然间恭敬谄媚了不少。
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人虽在民间，心已至宦海。
怕就怕这种错觉，自己对自己产生错觉，无非是有些飘飘然，最严重的后果亦不过是自己毁灭自己，且毁灭的仅仅只是一个人；但如果百姓对官员产生了错觉，百姓就会对官员失去信任，当信任度归零、百姓“仇官”至极致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可怕的是，这种错觉正在形成。
在老百姓看来，官场，看上去别提有多美：大权在握，前呼后拥，呼风唤雨，财色兼收。也难怪，从整个社会面看上去，自古以来官场给人的印象就这样。在我做百姓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当我在官场中度过整整1738天之后，我改变了这种看法。如果我告诉你，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真正廉洁的县委书记的工资，还不足以养家，你信吗？如果我还告诉你，同样是在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一个副县（市）长全年的所有公务开支，包括车辆保险、维修、用油及司机补助等，仅有一万元，每天这些副县（市）长，都要为车轮子转不动而发愁，你信吗？
恐怕没人相信。
可是我信，我就在这样的窘境中艰难地走过了1738天。
于是，许多人可能会追问，既然官员的薪酬如此之低，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还过得那么滋润？
这就是我要解剖我所任职城市的原因。我所任职的城市虽小，但其官场却是中国众多县（市）级官场的标本或缩影。在老百姓看来，这些地方大部分官员的日子的确过得很滋润。殊不知这些表面上的滋润，并不值得羡慕，一日在官场，时时受煎熬，滋润的背后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说不准哪天就得被纪委请去“喝咖啡”。
第一种煎熬，是金钱的诱惑。中国中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官员的工资收入普遍很低，以我本人为例，每月扣除保险等打到卡上的钱仅剩2600元。要命的是，收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你请客的等等，络绎不绝。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当副县（市）长的，要想连任保位置，必须得积累一大笔资金，“以争取代表们的支持”，否则落选便在意料之中……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有官场的地方就有美色，“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像所有经济不甚发达的县（市）一样，我所任职的城市不开发却很开放。领导们不是柳下惠，美女坐怀还是会乱的，要想不乱，唯一能做的是不给任何美女以坐怀的机会。很显然，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时，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在普通人眼里，副县（市）长的权力很大。其实不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乡镇书记、乡镇长和局长们，要钱找县（市）长，要官找书记，化解矛盾、出了问题，就上了副县（市）长们的门。权力小倒还无关紧要，关键是从政的风险越来越大。管安全吧？怕矿山吃人；管教育吧？怕食物中毒。相对而言，管旅游风险最小。可是，旅游靠炒作，炒作靠活动，活动怕踩踏，其风险系数亦可见一斑。2010年“五一”黄金周，在事业心和责任心的驱使下，我本想在离任之前冒最后一次险，再搞一次活动。当我向市长开口要钱时，市长说：“算了吧，我知道你能想事、干事，更能干成事，但千万不能出事。”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地关心我，除了遗憾，我别无怨言。
我经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然而，随着车龄的增加，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我曾见过很多高官走路时一律小碎步，当时就很不解，问其中一位，那人的回答很幽默：“多年历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说实话，我不想做这样的高官。
于是，在公元2010年5月14日，一个没有眼泪、也不见阳光的日子，在众多媒体和成千上万热心网友同情并惋惜的目光中，我傲然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做个真学者，保持真性情。就在转身的一刹那，我突然接到《瞭望东方周刊》好友陈安庆的电话，他建议我把这五年的官场经历，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来，以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