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狱中杂记》今译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当我被关在刑部监狱的时候，看见犯人死了，由墙洞里拖出去，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不觉心里奇怪。有个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站起来说：“这是生瘟疫了。现在天时正常，死的还少；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我问是什么原因。杜君说：“这种病容易传染。生这种病的，纵然是亲人，也不敢住在一起。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顶有小窗透空气；其余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房间就上锁了，犯人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人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
我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杜君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我认为我们的皇上和过去的圣人一样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时候总给犯人死中求生，但现在竟有无辜的人这样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发配边疆的重犯外，将其他轻犯和受到牵连还没定案的另设看守所来关，不上手铐脚镣，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听说监狱本有五间房名叫“现监”的，是给涉案而没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这种规定，实行起来，倒也不无小补。杜君说：“皇上开恩，规定做官的可住优待房。现在穷人住进老监房，大盗累犯反住进优待房，这中间的微妙能细问吗？这样看来，只有另外关到一座监狱里，才能根本解决啊！同我关在一起的朱老头、姓余的青年和关在一起的同僚，都这样碰上疫症死了。论罪状，他们都是不该受重罚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左右的邻居都被关进老监，哭哭叫叫直从晚上闹到天亮。”我听了，有动于中，曾拿杜君这些话来普遍地问了问别人。结果大家说的一样，我就决定记录下来。
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作“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负责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
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
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我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用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后来部员某忽然在一个晚上死了，大家都说这是上天报应。
凡属杀人案件而判词上没有“谋杀”“故意杀人”等字眼的，大概经过秋审，列入“矜疑”（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间的）类中，便可以免死，司法人员因此也就可以在法律夹缝里做手脚。有个叫郭老四的，曾四次犯杀人案，最后一次仍以“矜疑”减等，不久碰上大赦。出狱以前，他一天到晚都和同党喝酒唱歌，有时直闹到天亮。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竟一件一件原原本本道来，神气活现，好像自己了不起似的。唉！像那些无耻而恶毒的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原不足深责；但道理并没真正弄清，一班善良官吏往往以脱人死罪为功德，而不追究实情，就使死者含冤不浅了！
有些坏人在监狱里坐久了，和典狱官狱卒们狼狈为奸，就很肥了。山阴有个姓李的，因犯杀人罪坐牢，每年都赚上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住了几个月，无所事事。恰好他同乡有犯杀人案的，他便冒名顶替。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不是故意杀人，必然可以长期监禁，不会判死罪的。五十一年依赦例减等充军，他叹气说：“我没办法再能进这儿来了！”按照旧例，充军的人都移押顺天府待命。这时正是冬天，停止发遣，姓李的具状要求仍回刑部监狱等候春天发遣。要求再三都没被批准，他还老大不高兴呢！
方苞《狱中杂记》原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怪之。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史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道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唯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日“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人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人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岁每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者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人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谢。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方望溪先生全集》）
后记
方苞（1668—1749），字灵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是清朝进士。四十三岁时候，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孑遗录》的文字狱，他被牵连。《清史稿》说：
五十年（1711），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1713），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蝉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1722），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据苏悖元《方望溪先生年谱》，方苞被判死刑后，还照样“阅礼经自若”。和他关在一起的人把他的书给丢在地上，说：“命在须臾矣！”可是方苞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他前后坐了一年三个月的牢，被清圣祖免死后，清圣祖以“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命他以“白衣人”入南书房。此后他在朝里做官，不料因为刚正敢言，被人整冤枉。据《清史稿》，乾隆皇帝：
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1749），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在学术地位上：
苞为学宗程、朱，尤究心“春秋”“三礼”，笃于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方苞虽然“为古文正宗”，但他的古文实在并不高明。我读他的全集，发现他实在是一个迂夫子。当然在他的水平和框框里，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在临死前，数度举右手以示子孙，为了他曾交代子孙在他死后必须袒右臂入棺，用以罚他未能在弟弟入殓时在旁照料（当时他正生病）。这种真诚，倒颇有“曾子易箦”的风度。
方苞这篇《狱中杂记》，倒是这位迂夫子的一篇绝好文章。写得巨细不遗，颇见遗爱。《狱中杂记》后面有编校者按语，全文是：
刘大山曰：望溪在狱，思老监唯各牖于壁间气可少苏，使圬者计工费。同系者曰：“居老监者，多生狱也；吾辈，死人也！而忧生人气郁，奈闻者笑何？”及出狱，未兼旬，蒙诏入南书房，数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龚君梦熊引为己任，禁卒司狱难之，讼言于六堂。曰：“墙有穴，大盗重囚逸出，咎将孰任？”龚君曰：“牖函木格，囚从何逸？”乃具结状独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无足异，龚君之义，则不可没也！
先生自记曰：其后韩城张公复入为大司寇，静海励公继之，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书，以伪章下江西省者。其驳稿乃韩城公所手定，诘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请曰：“候参胥役，例发五城兵马司看守。”公从之。胥以是夕遁，盖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罚甚轻，而所得过望，故甘为受罚也。又言始至录囚，有磨钱周郭取镕者，事可立断，而迟之二年，钩致牵连佐证，七十余家矣！司官递代应参者至十数人，同官持之中止，每叹恨人心抗敝。典狱者虽悉其聪明，致其忠爱，犹不能使民无冤，痛也！
可见方苞的遗爱，并不止于作文而已。
《狱中杂记》有一段说“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的话，显然是反对官吏一味做功德，不判恶人死刑的。方苞这一观点，在《与孙司寇书》中，曾有细说。他抗议把一名杀侄子的犯人改绞刑为“缓决”，他认为这个犯人“穷凶极恶，万无可原”。他义正词严地说：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觉流于姑息。又其下则谓脱人于死，可积阴德以遗子孙。不知纵释凶人，岂唯无以服见杀者之心。而丑类恶物，由此益无所忌，转开闾阎忍戾之风，是谓引恶、是谓养乱，非所谓迈种德也。
昔虞舜刑故无小，其命官曰：“怙终贼刑。”而皋陶称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东征，破斧缺斨。东人歌思，以为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执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为仁，即改前议，仍所识为情真。若有人祸天刑，皆归于仆，死者亦于公无怨也。望勿以为过言而弃之！
这一干涉审判的文字，倒真是千古妙文呢！
方苞又有《结感录》一文，一一记录在他受难时，帮过他的志士仁人。其中写一位马逸姿：
安徽布政使马公逸姿，字骏伯，陕西成宁人。先公在官，死于寇。公以荫起家，始至。尝介吾友白君玫玉通问，愿为交，余谢不敢见。及余被逮，江苏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摄理督粮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诫群吏，毋得缧演。每见余貌必蹙，语必称“先生”，李公亦然。时制府欲得戴氏他书以上，亲鞫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监司至，必礼于其庐，而固辞不敢交也。虽在难，愿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实恶余，其后与仪封张公相构，挂余名弹章，而亲鞫时未尝加声色，则公力也！无何廉使归，亦欲得事端以自为功，将以金木讯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鞫狱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设犯风露死，孰任其责？”乃止。遣解之日，公与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执籍，呼逮人过堂下。加械毕，公起立离位，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肃余升堂，手解余系，谓使者曰：“方先生儒者，无逃罪理。君为我善视之，毋使困于隶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馈余，同逮者余喙。就逆旅，必问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唯马公遇我独厚。问何以然？则子之急也。子今至矣，为我报公，子无伤也。”余告以未事时，与公实未谋面，闻者莫不嗟叹焉。
这是很动人的故事。他又写一位张丙厚：
张公丙厚，字尔载，号腹庵，甲戌进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间，余至京师与相识，或问曰：“某甚轻君。”越数岁，相见于江南，始得自解说，而为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适为刑部郎中，时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宁安，与司寇杂治。富廉直，威棱怊众，每决大议，同官噤不得发声。余始至，闭门会鞫，命毋纳诸司。公手牒称急事，叩门而入，问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为标白，海内瞻仰；即不能，感毋以刑讯。”因于案旁取饮，手执之，俯而饮余。长官暨同列，莫不变色易容，众目皆集于公。公言笑洒如。供状毕，狱隶前加锁，迫扼喉间。公厉声叱之，再三易，仍用狭者。时事方殷，长官曰：“俾退就堦墀，徐易之。”公曰：“下阶终不得易矣！”既易锁，亲送至狱门，谕禁卒曰：“某有罪，彼自当之。汝辈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狱朝士多牵连，虽亲故，畏避不敢通问。公为刑官之属，乃不自嫌，而讼言余冤，相护于公庭广众中，诸公自是乃服公之义也。
这又是很动人的故事。文章中又写一位宋梦蛟，在方苞受难中一直“易姓名尾余后”、一直偷偷在起解途中照顾他；又写一位杨三炯，这人冒充狱吏，混进牢里去探望方苞，并且一再留宿。“狱中地狭，自春徂秋，疫疠作。死者相望，秽气郁蒸，虽仆隶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证以天道人事，慷慨相勖，虽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与地之恶也！”后来方苞发现在别人找他麻烦的时候，独有一位狱吏老是帮忙他。后来打听，原来这位狱吏是杨三炯“竭其资”买通来卧底的！
方苞在受难后写《狱中杂记》，写他受难时的种种见闻，又一一写出在他受难时帮过他的许多奇人奇事。两百七十年后的我们读起来，深感中国黑牢固然依旧，但是黑牢中的那些光明却已不复长存。以古证今、追昔忆往，真不禁令我们大感其慨矣！
1985年2月21日夜10时写起，2点写成，共花四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