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者，北大中文系参研中国现代文学之教授也。论年纪，不老不少，到了那据说是“不战而胜”的公元1999年，他才六十大寿。如果我们赞同男人的真正生命从40岁才开始的高论，那么当那辉煌灿烂的21世纪开幕之时，老钱还完全是个小伙子。
愣管钱理群先生叫老钱，一不是为了套近乎，二不是预备打秋风，而纯粹是一种“约定俗成”。当着面你可以“钱老师”、“钱先生”、“钱教授”地乱叫一气，背后则觉得非叫“老钱”不能过瘾，非叫“老钱”不能表达出那份说不清的感情的氛围。于是，从教员到学生，从北京到上海，凡与之相识者，都以一叫“老钱”为快。的确，一叫“老钱”他的形象就全须全尾地浮现在你面前。而形象又让你觉得非“老钱”无以名之。个中三味，殊不可解，此等名实之关系，暂且留待后人发微。
谈到老钱的形象，初看似佛门弟子，弥勒同人，实则不然。老钱于宗教一道，颇有格格不入之概。生活中从未斋戒礼拜，精神上不能心平气和。不参禅、不悟道，无拘无束，至性至情。但他身上自有一种精神在。当他眼中逼出两道灼光之时，你会想到鲁迅《铸剑》中的那个黑衣剑客；当他激动得脑门上直放红光之时，你会想到许多赴汤蹈火的豪杰猛士，这时候，我再告诉你，老钱是个大侠，你一定会说“英雄所见略同”，“于我心有戚戚焉”一类的话的。
老钱是大侠，已成定论。但大侠还不等于侠之大者。大侠者，武功绝伦，力拔山兮气盖世，路见不平，能解人之缓急也。而侠之大者，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有一界定，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顶桂冠，似乎过于庄严肃穆了些，但我以为若是排除了特定语境的干扰，用于老钱，还是实实在在的。
写老钱的文章，已有不少，我最欣赏邵燕君同志的《是真名士自风流》。我也写过一篇《老钱的灯》。其实老钱本人就是一盏巨灯，多少年来，照着我们的脚步走。老钱从来不怕黑暗。夜越黑，他越亮。我曾十分亵渎地对师弟说：“你注意到咱钱老师的脑门吗？多亮！”师弟不敢呵佛骂祖，只默默地笑了笑，我便知他心中也被照亮过。但老钱是被什么点亮的呢？我偶尔想。
老钱最近的一本专著叫《丰富的痛苦》，我想这个书名与其用来概括该书的副标题——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还不如用来概括老钱本人更为恰当。老钱“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但也许是梦做得太自由了，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黄果树瀑布的脚下去冲刷了18年的魂灵。但他的梦没有被冲刷掉，他在那里为青年们讲鲁迅、讲莫里哀、讲中国的未来。1978年那个清爽的秋季，他以第一名考取了王瑶先生的研究生，回到了说不清是欢迎他还是排拒他的北京。
老钱是杭州人，却生于重庆，长于南京，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1年留在北大任教后，东南西北又跑了不少地方。丰富的阅历和对这些阅历的不能忘怀，也许就是他痛苦的根源之一吧。但无论是唐·吉诃德式的还是哈姆雷特式的痛苦，都不但没能使他“看破红尘”，与世浮沉，相反，他说道：“真的，不管人生路上会遇到什么曲折，我始终坚信：人生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人之患》）我脑海中浮现出，他在南京上小学时，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少先队大队长的情景。我好像看见他们竞选时打出的横幅，上写“请投钱大头一票”。也许就从那时开始，“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就深植于老钱的心中了。
老钱现在除了任教北大以外，还兼做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兼职导师。出了十几本书，数量不多，但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每一本都饱含着他的真诚和热血，以至许多不相识的读者都以为他是青年学者，是所谓“第五代”学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老钱学术精神的先锋性和青春性。这些年来，他的几部心血之作《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等，不但在学术界反响巨大，波及深远，而且也成了图书市场的畅销品，成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案头宝。在今日中国能够如此，不敢说别无二人，但的确是谈何容易，真是非侠之大者，难以做到的。
老钱的声音永远是激越的。讲课时满头大汗，激情奔涌。他做的学问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理论拼盘，而是喷出冰谷的跳跃的火焰。虽然不是党员，但他从不掩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讳言自己的思想源头是毛泽东和鲁迅。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倾向与时代的脉搏、与人民的心声贴在一起，在他的著作里，强烈的人文精神像降龙十八掌一样拍击着读者的灵魂，令人心如澡雪，奋发昂扬。
在《心灵的探寻》扉页上，老钱用激动得颤抖的笔迹写道：“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从这段“鲁迅式”的话中，让人分明感到一个肩起闸门的形象。难怪有人称老钱为“启蒙学者”或“后启蒙学者”。我想，在老钱看来，学术活动如果完完全全于世道人心无补，那何必如此执著，世上比做学问轻松好玩者不是俯拾皆是吗？
老钱的学问做得颇有些苦。他选定的科研对象都是令人大为棘手、望而生畏的，他就以一种“攻城不怕坚”的劲头钻进去。温儒敏教授说他是围起一块地，一定要打出井、喷出油来。此论甚当。他总是在掌握了对象的全部资料后才“论从史出”，不打无把握之仗。他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扎实的基本功是老钱所最为看重的，他甚至亲自为学生改正不大通畅的句子。有好事者从他的著作中寻出一二处错误，他仔细地记下来，准备再版时订正。除了做学问，他似乎完全没有别的乐趣。不论你跟他谈什么，总是不知不觉之中发现，在他的哈哈大笑声中，又扯到学问上去了。他的学问是无所不在的，就像他的上帝。
另一方面，老钱的普通日常生活也是充满情趣的。他喜欢聚会，喜欢热闹，喜欢跟一大群人彻夜长谈。他知道自己绝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他还是常常振臂，时时呐喊。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道德沦丧现象，连他的学生们都觉得习以为常，淡然处之，而他却疾言厉色，愤恨得不行不行的。所以弟子们一致认为：钱老师不能当官。当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懂得维持现状，而老钱却永远不满现状，对黑暗和丑恶缺乏宽容，连公共汽车停在离他不过几十米远这样的玩笑也不能接受，倘若当起官来，有些人受得了吗？
老钱在生活中大概属于粗人。粗人想细事，往往可乐。所以他不大去琢磨别人的心理。他只是一团火似的烧着。不论你对他是爱是妒，是誉是毁，他永远把你往好处想，永远以诚相待。有一次，一个不大听话的学生远出未归，老钱以为发生危险了，便在校门口久等，学生终于深夜归来，老钱扑上去紧紧抱住那个傻小子，学生也被他感动得落了泪。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学者生活是枯燥、死板、乏味的。从老钱的身上，我却得出结论，如果有人过着那样的生活，那他不是真正的学者。尽管老钱教育自己的学生，要耐得住寂寞，要有甘坐冷板凳精神，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的确是生机勃勃，张弛有致的。在他的大侠节奏中，也存在着一份不经意的平常心。他对大学生讲：“是学生，当然要进图书馆；但这不是（也不能成为）学生生活的全部。该‘进’时就专心致志地读书，该‘出’时就痛痛快快地玩，这样，不是更自然，也更洒脱么？”（《人之患》）
侠之大者当然要为国为民，但老钱从未把这样的话挂在口头上标榜。他只扎扎实实地去做，一本一本地写书，一封一封地回信，一节课一节课地去播撒真理和良知，一句话一句话地去传递温暖和力量。80年代一大批受他影响的学生已经成长起来了，90年代的学生又聚集到他的周围。他的私人藏书是学生们的“小图书馆”，处于流通状态的书籍保持在数百本。你如果找他的学生找不到，直接去敲他的屋门，十有八九准在。老钱从未说过“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感人话，他只是本能地觉得这样做快乐，这样做活得才有意义。他生命中那些“丰富的痛苦”都化做了刚猛的内功，然后反过来战胜面前的痛苦。正像他说的：“既然上帝安排我们依旧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在我们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就挺起身走下去吧——走自己的路！”
如今，寂寞学术界，纷纷适乐土。老钱坚守着自己的园地，荷戟不彷徨。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开始赶超他，而僵化保守的人们还在责备他。两面夹击中，老钱没有遁入纯学术的象牙塔，更不屑披上某种新潮理论的软胄甲。他好比《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天生神武，处境越不利，体内潜在勇力越是奋扬。”老钱用自己的一双血肉之掌，在自己的学术天宇上拍出四个大手印——侠之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