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名
在我十七岁之前，我家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七政街50号的“十八天大楼”的5栋1号。我的父母在那间十平米的小屋里住了二十年，直到公元1981年12月20曰，我家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滋润下，迁到教化街一所两居室的新居。我永远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让我们工人阶级住进了新房，让我这个工人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所谓“十八天大楼”，在哈尔滨还是小有名气的。它不是一座楼，而是由十二栋三层红砖楼房组成的一组楼。据说是大跃进的时候，用十八天的速度建成的，还据说是当时的党中央书记邓小平闻讯专门前来参观，亲口命名道：“就叫个十八天大楼嘛！”这个建筑速度极大地鼓舞了哈尔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坚持发展经济，发展生产，那么“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也不能说是吹牛。可是总有一些愚昧的人，看到一些吹牛和蛮干的现象，就把社会主义污蔑得一团漆黑，把五六十年代说得水深火热。说老实话，我恨这些人是要胜过恨林彪四人帮的，因为他们混淆了事实，颠倒了黑白，严重伤害了我们工人阶级的感情，使全世界对我们中国产生了误解、隔阂和轻视，其最严重的恶果就是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不把咱中国放在眼里，悍然使用五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二十多人伤亡。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在我小时候，也有个别觉悟不高的邻居，说“十八天盖起的大楼，质量能好吗？说不定啥时候塌呢！”事实胜于雄辩，四十多年过去了，在举国上下愤怒声讨“彩虹桥”和其他近年兴建的“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纷纷倒塌的浪潮里，十八天大楼巍然吃立，向人们讲述着什么叫真正的社会主义。它告诉人们，质量不是用金钱堆出来的，而是用真诚的良心树立起来的。
本文并不想为大跃进唱赞歌，也不想探讨建筑学的问题，只想讲讲十八天大楼的一点往事，这点往事是真正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由于我需要把最精彩的故事留到以后的大部头作品里，所以这里只能先讲些个下棋之类的“闲事”，就算是讲讲十八天大楼的一种风俗吧。
下什么棋
十八天大楼棋风甚盛，主要是下中国象棋。围棋没人下，只在商店里看见过，三块八毛钱一副，太贵。我上初中时，拥有了十几种棋之后，流露过想买围棋的念头，立即遭到邻居的反对。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三块八毛钱买三百多个黑白子，合一个子一分多钱，而一分钱买普通黑白纽扣，则可以买两三个，与其买那死心儿的黑白子，还不如买三百个带眼儿的黑白纽扣，一样可以下棋，又便宜，又可以使全家人的衣服都有了后备纽扣。但我终于没有买的原因并不是考虑经济，我的个人存款买个十副八副围棋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主要是不知道那玩意怎么下，我请售货员给我拿出来，研究了半天，连个说明书也没有。所以我对围棋一直保持着神秘感，直到后来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上十一连胜，举国沸腾，我才认识到，不会下围棋，就对不起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在天之灵，就不能使我们的国运昌盛，实现四化。所以，咱们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可以分别叫做象棋时代和围棋时代。
除了中国象棋，我还会下国际象棋、陆战棋-一-又称军棋、海战棋、坦克棋、飞行棋、斗兽棋、足球棋以及民间的“憋死牛”和“走五道”等传统棋。至于围棋和五子棋，是后来在北大学会的。象棋和军棋，又都可以有多种玩法。每一种玩法，我都很熟练。我不是最好的棋手，但我是最喜欢下棋的人。
据十八天当地老人回忆，孔庆东开始下象棋的年龄是三岁或五岁。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因为老人们喜欢夸大孔庆东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孔庆东考入北京大学以后，他的各种能力就都变成是从三岁开始了。三岁开始下棋（大概是看下棋），S岁开始读报（大概是读标题），三岁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这是真的，我背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冻梨”），三岁开始唱样板戏（一边唱一边想，为什么“临行喝妈一碗酒”，就要“浑身是胆熊舅舅”），三岁开始给别人起外号（管朱牛氏奶奶叫“猪牛屎”，管朱赵氏奶奶叫“猪羔子”），总之，一切都是三岁。我现在从事文学研究，凡遇到作家的回忆录中说他三岁就如何如何，我是一概不信的。哈尔滨有句歇后语三岁抱孩子——小老样！”或“三岁长胡子——小老样！”不过现在这年头，三岁干什么都有可能，我们也就不必太认真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会下棋不久，父亲就不是我的对手了。我一盘接一盘地赢着父亲，父亲气愤地说：“你妈了羔子的！一点道理不懂！哪有连赢这么多盘的？连赢别人两盘，就得让人家一盘。文化大革命把你们都教坏了！妈了羔子的，一点道理不懂！”父亲这话影响到我的终生，使我做事永远给人留面子，对坏人也不习惯赶尽杀绝。别人因此都说我仁义，大度。可近年来我却总是因此吃亏，好几个坏家伙利用我的“仁义大度/"骗取我的钱财，骗取我的劳动，骗取我的感情。我终于想明白了，现在是英美文化横行的时代，我们老祖宗的仁义被他们理解成软弱和愚笨，必须先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他们才懂得谦让的美德。赢两盘就让一盘是不行的，应该赢十盘，至少赢五盘，再让不迟。当过老八路的父亲那代人，对日本人赢了两盘，就让了一盘，结果现在日本军国主义不又猖狂起来了吗？
后来我赢父亲两盘，就让他一盘，但这种明明白白的让，对他是侮辱，对我是虚伪，所以我很快就不再与父亲对弈了，只在他输给别人的时候，帮他支两步妙招，报一箭之仇。我的棋，下到了外面。
十八天棋摊
只要天气不太坏，十八天大楼的十二座楼前，总有几个棋摊子。两个对弈者坐着小板凳或小马扎，身旁蹲着几个人，棋盘两侧打横坐着几个人，这是第一圈，一般不到十个人。往外第二圈是弯腰观看的，人数最多，一般在十人以上。第三圈还有五六个人，只能伸着脖子歪着脑袋在人缝里看。所以每个棋摊人气旺时，都能吸弓丨二十人左右，“重大比赛”则可达三十人。所以下棋成为十八天大楼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内容，充分保证了十八天大楼一带的社会稳定。
要适宜于二十人观看，有一个条件是棋盘和棋子必须阔大。一般都是用商店里最大号的棋子，再自己做一副大号木头棋盘。棋盘中间的“河”里，写着“楚河，汉界”，这是传统写法。有的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的写“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有的写“发展体育运动”，最奇怪的写“中国共产党万岁”，似乎下棋是上刑场，先把要喊的口号提示在那里了。棋盘是木箱式，合起来像一个大旅行箱。小号的棋盘或商店里那种塑料棋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谁要不知羞耻地摆出来，就会有人呵斥道：“别在这儿丢人现眼，放你裤裆里下去吧！”我见过一副一米多长的棋盘，棋子过河以后，对弈者每走一步，都要起座探身，如果走到底线，伸直了手臂仍够不到棋子，只好由对手或观众代劳。每个棋子有茶杯大的口径，一寸多厚，拿的时候用拇指和小指捏住两边，中间三指盖在上面，高高举起，砰然砸下，一子落枰，满盘震动。对弈者或大声恐吓，或冷嘲热讽，围观者或高声喝彩，或相互争论，真是热火朝天。那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人的整个生命力在喧嚣，整个的感情世界在呼啸。在这样的场合下过棋，就会觉得专业比赛很可笑，两个人彬彬有礼假斯文，一声不出斗心眼儿，好像憋着要赢房子赢地似的。职业化是一切艺术的最大杀手。
十八天人下棋，不是两个人在下，而是两伙人、两群人、两队人在下。大部分观众都加人战团（正符合现代体育精神：重要的是参与），有的做参谋，时而献计献策；有的做国师，每步棋都要垂帘听政；有的忠心拥护一方，如同自己在下；有的两边使坏，唯恐天下不乱；有的趋炎附势，哪方形势有利支持哪方；有的侠肝义胆，专门扶弱灭强。棋界有句格言：“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话在专业场合之外，几乎是一句废话，从没见哪里真的实行过。面对美国和北约集团的强盗行径，“观棋不语”是君子吗？NO！高声谴责、愤怒声讨才是君子，装聋作哑、厕身局外则是小人。十八天人下棋，要输的一方有时心烦意乱，埋怨对方的参谋，或是要赢的一方害怕有人看破自己的阴谋，也常常说：“谁也不许支招啊！俩人下棋，多嘴是驴！”但很快便遭到有力反驳：“见死不救王八蛋，观棋不语是傻逼！”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些可爱的球迷的强烈参与意识和语言风格，大概就是从这儿起源的。
在这种场合，要想坐上小板凳，成为对弈者，是十分不易的。你首先必须棋艺不错，经得起大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重要的必须具有即时处理多种意见的分析判断能力。误信读言和不纳忠言，都会被取而代之。那是一个绝对民主的空间，没有世袭，没有禅让，只有既打败敌人又尊重民意的人，才会被拥上宝座。每人都有机会，惟才是举，每人都能上能下，视为自然。十八天的棋摊，成为我学校之外最重要的人生课堂。
有幸的是，我很早就能经常坐上板凳，在一片喧哗中保持着冷静。在林彪摔死之前，我已经打遍本楼无敌手。到粉碎四人帮之际，我已经成为十八天大楼的一流高手。我下棋有几个特点，一是轻拿轻放，从不用乱摔乱敲或其他动作干扰对手心态。二是少说多听，除了说点玩笑话以外，从不威胁侮辱对方，对别人所出的馊主意也不讽刺。三是从不悔棋，摸什么走什么。就像我一辈子考试没有作过弊一样，这是我终生的骄傲。四是不怕逆境，有一点点希望，就绝不投降，竭尽全力要反败为胜。这几个习惯，使我小小年纪，便以老成持重而备受尊奉，导致我终于走上了无比虚伪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我上初中以后，大家都不大愿意跟我下棋，这不仅仅是怕输，更是因为跟我下棋，他们感到一种人格上的压力和束缚。他们不好意思喧哗，不好意思悔棋，形势一旦不利就丧失信心，下棋变成了一件非常认真和沉重的事情，棋摊上缺少了热气腾腾的胡闹氛围和欢乐景象。那些大哥大叔尊重我就像我尊重我的老师一样，现在想起来，我明白，那就是我脱离群众的开始，十八天的棋摊，培养出一个自己的叛逆者。
棋中有道
但有时遇到外来的高手，大家还是纷纷来找我。人民相信自己的“专家”。有一次两名垃圾车上的清洁工人，一上午从十栋杀到三栋，几乎要扫平十八天大楼了。我中午放学回家，听说来了两个江湖魔头，拿起窝头蘸了些腐乳，便被簇拥着去了。第一个大胖子工人使的是“辘轳炮”，路子很野，我脑子里还在背外语单词，没有完全进人状态，竟然接连被他抽去我两个大车，危急之中，我置主帅于不顾，双马一兵力扑敌人九宫，利用“辘轳炮”后方拥挤堵塞的弱点，抢先一步，将对方主帅闷死在被窝里。第二盘以屏风马对当头炮，胜得稍为轻松。这时窝头吃完，第二个小白脸工人上来。他观察了我两盘，以为我擅马不擅炮，便首先采用俗招，飞起双炮，换掉我的双马。哪知我的看家本领却是用炮，只用二十多个回合，我便以“天地炮”迫他订了城下之盟。第二盘他正正经经，谨小慎微地下，果然工夫细腻，我在多一马一兵的优势之下，竟然胜不了他，以和局告终。第三盘我使出浑身解数，用了五十多个回合，才艰苦地赢下来。此时日落西天，一片昏暗，抬头一看，四周的围观者层层叠叠，不下百八十个。有些妇女和不爱下棋的人，听说是孔庆东在大战两个外来的高手，也凑在圈外打听。忽然开来一辆垃圾车，下来一个中年工人，说：“你们两个整天不好好干活，到处下棋，还得我开车接你们，你们这不成了大地主XXX了吗！”两个工人站起身，对我说，哥们儿，佩服你，改天再比划《那中年人说怎么的？你们输了？”然后指着小白脸对我说你知道他吗？这是王嘉良的儿子！”王嘉良是多年的全国亚军，棋界人称“东北虎”，是哈尔滨人心目中的英雄。我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宁愿信其为真吧。这时我妹妹给我送来两个窝头，我就给了一天没吃饭的他们，说改日再战。可是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们。这次苦战之后，我的名气又扩大了些。近郊一个公社的知识青年请我去冒名代表他们比赛，我以9胜1负夺得锦标，奖品是一副象棋、一盒铅笔和一套毛选。他们舍不得把奖品给我，就请我吃了一顿饭：干豆腐卷白糖，烧饼夹蒜茄子，白菜汤随便喝。
其实我并不是十八天大楼棋艺最高的人。小学二年级时，我曾和七栋的一个高年级孩子一起向一位老人学棋。但学了几天，我对那种“专业化”的路子不感兴趣，不愿意打棋谱，背棋式，于是就半途而废了。另一个孩子则坚持了下去，后来成为国家级的棋手。他的大名好像叫范慧连，但我们都叫他的外号“小老范儿”。他不参与我们的“野战”，每天背着一书包棋书去上学，也是十八天的名人之一。我由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棋的漏洞和俗手很多。遇到专业棋手，往往有败无胜。但我在下那种野路子棋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收获，是一种全面的人生训练。比如说下棋不一定要赢，还有，怎样输才能不被人发现是故意相让，这些都是比下棋更深的学问^我高中一二年级时，棋力达到顶峰，可以算出十几个回合的变化，可以解开报纸上的征答题和街头的棋式。大学期间也罕遇敌手，但不经常下了。有一次中央民族学院工会组织擂台赛，我和女朋友去随便转转。女朋友不会下棋，但喜欢奖品，我就上前，一路过关斩将，一直杀败总擂主。出门时，女朋友抱着一大堆洗衣粉什么的，活像是被我抓住的不法商贩。
十八天大楼的棋风，不是教人怎样去战胜别人，征服别人，而是教人怎样与别人交流喜怒哀乐，怎样与别人和睦相处，怎样保持快活的生命状态8这些年来，我很少下象棋了，棋力已经低到小学时的水平了，但棋的精神却愈加深入我的心灵。胡适自称是一只“过河卒子”，我也感到自己已经渡过了某一道生命之河，正朝着人生的底线，默默地进击。
棋在盘外。
（此文收入《百年烟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