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老人六十岁以后才过生日，现在邪了，40岁，38岁就过生日。小王也过生日，侄子媳妇闹着玩，买肉，买酒，啤酒一箱，全喝光了。
小孩过生日早上吃粑，扯粑，米发糕，起家糕，有的做米的饺子。一年难得吃上一次的是歇岸粑，做一次得八升米，一升芝麻，两斤糖，一层粉一层糖。用机器捣成粉，用布包好，蒸熟再放芝麻和糖，全家吃，只能吃一升，村里人抢着吃，八升米全吃光了。别人吃粑都是偷偷吃，他们也给我吃，用卫生纸包着送来。
跟小王同一天生日的有个老头，是村长的爸爸。后来他儿子又当了村里的支书，姓李，老头本人是银行退休的，到他家喝酒的人特别多，乡镇的人都来，他的小儿子还在银行上班，女儿是信用社的。老头过生日，小王两个哥哥都去，他大哥是村长，二哥是组长。
她吃斋，一般过生日，两个老人都在的，男的办，女的不办。88年她六十五岁那年给她办，兄弟四人，抓阄，小王的弟弟抓着了，第二年他二哥，第三年他大哥，最后一年是我们。
昨晚上我打电话回家，问小王，你妈今年死得了吗？他说死不了。今年她78岁了。每家每年给她150斤米，5斤油，500斤柴，每年还给二十五块钱。
以前过生日，没多少人给钱，自己家的每人给四捆面。里面用塑料袋捆上一块肉，一斤半。吃斋的一般人就不拿肉，但办生日的人花钱太多，亲戚也会拿点肉来，我办婆婆的生日，我姐就会拿肉来。来的人，先来的，要给人家下一碗面，放上肉，叫下肉吃。
在正月过生日最好，人人都吃不多。有的人夏天过生日，人都饿荒了，吃得光光的，出来一盘就抢光了。大人带小孩，主人不喜欢。我不计较，但有的人小气，脸色不好看，我就不带。有的人家好说话的，我就带女儿去。大桌十个人一桌，带多少孩子都一样，添人不添菜。有时候吃喜酒，都约好了，十个人都带小孩的坐一桌。
除了办酒席，还放两场电影。有时候是大队送的，现在叫村里。小王他大哥是村长。放一场电影一百多块钱。全是武打的，香港片，银幕就在我家门口，牵的绳子是我家的。现在不怎么喜欢看电影，窗口上放我都不看。以前放电影，很远的人都来，90、91年，来的人最多。
五保户也过生日，侄子帮过，大队出钱。
我们吃自来水，有一个抽水站，一个水塔，在山上。每个人出一点钱，每家都有自来水。是二组和七组共建的，抽水小屋水塔都是我们的地，后来不让七组的吃了。
现在村里有五口井。二组的两口井不用了，七组的三口井还用，把钱退给他们。
洗衣服是塘水，或干渠，干渠一般是割了油菜才有水，四五个月有水，水清，一人多高，大人也淹死。我家最近，我在家最爱洗衣服，坐在一块石头上，光着脚，有树荫，挺舒服。前年水最大，平了河堤。每年老历八月初几就没水了，关闸了。有的村不行，干死了。
屋里也打井，夏天把东西放井里挂着，村里的小卖部也有冰柜。
大门那边有塘，叫门口塘，脏，牛粪猪粪都有冲进去的。干渠旁边有一口塘，下雪天挖的，叫雪花塘，也脏，老头老太太在这里洗衣服。干净的人跑到田冲里的塘。老话说：腊八腊八，打阳叉，什么东西全洗一遍。到小鸡塘、中塘、菜疙瘩塘洗，这塘鬼多，死了一个人，水深，很清，有人不怕。
八十年代还叫郎中，现在小孩不知道郎中是什么。我们村有一个，在乡镇医院，退休了，他儿子儿媳妇都在医院里，儿子在B超，儿媳妇在放射室。过节全都回来打牌。
这些人以前全是木工，86年以前，那年跟亲戚学了，就全出去混。全是二三十岁的，不会修也跟着去，有一个人会，就带一个人，就都全带上了。"日本人"的五个儿子全是木工，现在修表。全是混的，学了几天，赚昧心钱，都是骗人的，没坏也说坏了，换零件。修不好就拿给真会修的人修，也有真会修的，小王大哥的女婿就真会，什么表都会。别人修不了就给他。我们村修表混的全到河南去了，在开封、安阳的商场租摊位。
以前要跟师傅学三年，现在全是瞎来，混，自己不会还带徒弟，孩子带孩子，二十岁带十四五岁的，全到北京去了，在丰台开家俱厂。在北京容易混，在农村根本没人找这些混的人做，都找老师傅，结婚做家俱都找会做的。以前是一天五块，现在是一天二十五块。出来混的，在北京混的，一天就能挣几十块，手艺根本不行，不打眼，拿起钉子就钉。北京的活好干。
在北京混的木工也有二十来个，就王榨。
一头牛买来的时候就要看好不好，"敲针"，就是走路互相碰，顶人叫"挑草"，有的牛教不会，只会一点，就是"翻生牛"。一头牛好不好，要看走路，后脚步印要超过前脚印才好，超不过叫"越灶"，不好。还要看牙齿，我不会看。
贩牛要能说会道，把牛说成是马，把高的说成是矮的。王榨有三个人打牛鞭，小王的大哥，他什么都干，还上县城弄菜回来卖。三类苗的爸爸，还有一个年轻的，三十多岁，叫细瘌痢。
贩药的叫大黑皮。他有一个老表，在武汉一个药厂当检验员，合格的他也说不合格，就给他拿回家，主要贩给私人门诊，马连店乡医院也来要。
他偷偷的，税务局知道还要税。中成药，药片，康泰克，村里的人直接从他手上买药吃，比到医院便宜一点。我也买过，感冒药，治咳嗽的，康泰克。他有钱，爱赌。
治咳嗽，用棉籽油，炒鸡蛋，要单个的，一个三个五个，都可以，睡前吃下，有效。先用棉籽油炒饭，颜色是黑的，先睡一会儿，等肺张开了，躺着不动，用小勺喂吃，现在棉籽油很少了，别的村有，带回一两斤，炒不了饭，用鸡蛋炒，吃两三次就好。
治咳嗽还有一个办法，把芝麻炒热，红糖化开，把芝麻倒进去，一搅，当零食吃。
第三种，用腊肉骨头、芝麻、芦根、红糖、棉籽油，分别炒熟，一起煮，喝水。
第四种，用火石，在河里泡了两年以上的，在火上烧，用一块瓦烧，最好是煤火，烧热，放碗里，滋水，喝水，水是白的。小王喝了三次才好。罗姐也喜欢用这个方，一点钱都不花，她家没有煤火，她不烧煤，老到我家烧。
治咳嗽，用棉籽油，炒鸡蛋，要单个的，一个三个五个，都可以，睡前吃下，有效。先用棉籽油炒饭，颜色是黑的，先睡一会儿，等肺张开了，躺着不动，用小勺喂吃，现在棉籽油很少了，别的村有，带回一两斤，炒不了饭，用鸡蛋炒，吃两三次就好。
得看吃什么吃伤了，要是吃扯坨粑（即驴打滚）吃撑了，肚子胀，就用扯坨粑，烧一烧，冲水喝，就消了。
要是吃皮蛋吃伤，就用皮蛋壳，烧成炭，冲水喝，就好了。皮蛋是寒性的，人体热，吃下去一激。
外伤就用火柴头，或者用一块猪肉贴在上头，要新鲜猪肉，木匠经常切着手，都是用一片薄薄的肥猪肉贴着，很快就好了。还有就是用香炉灰，还有用吸烟的烟灰。
用石膏煮鸭蛋，用七个青皮鸭蛋，不放盐，煮熟为止。要单数，双数不行。
八十年代还叫郎中，现在小孩不知道郎中是什么。我们村有一个，在乡镇医院，退休了，他儿子儿媳妇都在医院里，儿子在B超，儿媳妇在放射室。过节全都回来打牌。
这些人以前全是木工，86年以前，那年跟亲戚学了，就全出去混。全是二三十岁的，不会修也跟着去，有一个人会，就带一个人，就都全带上了。"日本人"的五个儿子全是木工，现在修表。全是混的，学了几天，赚昧心钱，都是骗人的，没坏也说坏了，换零件。修不好就拿给真会修的人修，也有真会修的，小王大哥的女婿就真会，什么表都会。别人修不了就给他。我们村修表混的全到河南去了，在开封、安阳的商场租摊位。
以前要跟师傅学三年，现在全是瞎来，混，自己不会还带徒弟，孩子带孩子，二十岁带十四五岁的，全到北京去了，在丰台开家俱厂。在北京容易混，在农村根本没人找这些混的人做，都找老师傅，结婚做家俱都找会做的。以前是一天五块，现在是一天二十五块。出来混的，在北京混的，一天就能挣几十块，手艺根本不行，不打眼，拿起钉子就钉。北京的活好干。
在北京混的木工也有二十来个，就王榨。
一头牛买来的时候就要看好不好，"敲针"，就是走路互相碰，顶人叫"挑草"，有的牛教不会，只会一点，就是"翻生牛"。一头牛好不好，要看走路，后脚步印要超过前脚印才好，超不过叫"越灶"，不好。还要看牙齿，我不会看。
贩牛要能说会道，把牛说成是马，把高的说成是矮的。王榨有三个人打牛鞭，小王的大哥，他什么都干，还上县城弄菜回来卖。三类苗的爸爸，还有一个年轻的，三十多岁，叫细瘌痢。
贩药的叫大黑皮。他有一个老表，在武汉一个药厂当检验员，合格的他也说不合格，就给他拿回家，主要贩给私人门诊，马连店乡医院也来要。
他偷偷的，税务局知道还要税。中成药，药片，康泰克，村里的人直接从他手上买药吃，比到医院便宜一点。我也买过，感冒药，治咳嗽的，康泰克。他有钱，爱赌。
治咳嗽，用棉籽油，炒鸡蛋，要单个的，一个三个五个，都可以，睡前吃下，有效。先用棉籽油炒饭，颜色是黑的，先睡一会儿，等肺张开了，躺着不动，用小勺喂吃，现在棉籽油很少了，别的村有，带回一两斤，炒不了饭，用鸡蛋炒，吃两三次就好。
治咳嗽还有一个办法，把芝麻炒热，红糖化开，把芝麻倒进去，一搅，当零食吃。
第三种，用腊肉骨头、芝麻、芦根、红糖、棉籽油，分别炒熟，一起煮，喝水。
第四种，用火石，在河里泡了两年以上的，在火上烧，用一块瓦烧，最好是煤火，烧热，放碗里，滋水，喝水，水是白的。小王喝了三次才好。罗姐也喜欢用这个方，一点钱都不花，她家没有煤火，她不烧煤，老到我家烧。
治咳嗽，用棉籽油，炒鸡蛋，要单个的，一个三个五个，都可以，睡前吃下，有效。先用棉籽油炒饭，颜色是黑的，先睡一会儿，等肺张开了，躺着不动，用小勺喂吃，现在棉籽油很少了，别的村有，带回一两斤，炒不了饭，用鸡蛋炒，吃两三次就好。
得看吃什么吃伤了，要是吃扯坨粑（即驴打滚）吃撑了，肚子胀，就用扯坨粑，烧一烧，冲水喝，就消了。
要是吃皮蛋吃伤，就用皮蛋壳，烧成炭，冲水喝，就好了。皮蛋是寒性的，人体热，吃下去一激。
外伤就用火柴头，或者用一块猪肉贴在上头，要新鲜猪肉，木匠经常切着手，都是用一片薄薄的肥猪肉贴着，很快就好了。还有就是用香炉灰，还有用吸烟的烟灰。
用石膏煮鸭蛋，用七个青皮鸭蛋，不放盐，煮熟为止。要单数，双数不行。
或者也用七个青皮鸭蛋，放在童子尿里泡一夜，茶叶根炒热，跟鸭蛋一块煮。还有一种，挖野草根，叫野芥禾，洗干净晒干，炒一下，放红糖，也治牙痛。
细铁的妈妈吃了野芥禾，不行，痛得很，来不及找童子尿，自己在自家的尿桶里舀了一大勺，吃了就好了。以后她就什么都不信，就信这个。
治杏核，即淋巴结肿大。用七根绣花针绑在一起扎在淋巴结上，扎一次不行，要扎几次，扎一次十块钱。
油巴，布做的，绣有花，巴掌大，沾上热油，盖在小孩子肚脐眼上，肚子疼就好了。
我心想着，九点钟的票，八点半从家里走，可能半个小时肯定来得及。后来叔叔直催，我八点过五分就走了。坐二十四路公汽，等了一会儿，到了长安街，差不多停五分钟。我一想，这下完了，还差二十分钟就九点了。
我进去还得找地，不像西客站，我熟，北京站我不熟，进去还得找。过了过街天桥，我就赶紧跑，跑到北京站的大厅，我就看那大屏幕，这一急，什么都看不见。我就问旁边车站里的员工，我说我九点的车在哪等，她说，上二楼。我就站在电梯上再看。到天津的，是在中央检票厅，差十三分钟九点。找不着，中央检票厅在哪儿啊。
我一直往里头挤，挤到那里头，空的。里头也有往外挤的，也是一边走一边问，在哪，在哪。也是很急的。都快到点了。我就问：你们上哪儿啊？那些人就说：上天津，你看都九点了。我说，我也是，都找不着地儿。他们说：是啊，我们也找不着。
这时候，我心里就不急了。我就跟着那几个人。他们到小卖部问，全都摇头，都不知道。后来看见补票的地方，站着一个员工，但围的人挺多的。就听见说：晚点了，晚点了。我问：上哪儿的，晚点了。他们说，上天津的，九点的。这时候还没来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又问那个员工，能退票吗？那人说不能退。
这时广播里就播了：4405次列车的乘客注意了，由于列车晚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车，请在大厅里等候，什么时候能走再通知。
我一想，完了。怎么办？等到什么时候，晚上能不能回来？晚上我住哪里？我站在那，坐的到处都是，全坐在地上，一堆一堆的。我就想，广播里怎么还不通知。我就到进站的地方等着。我看见有人上那补票，我问：你们补到哪？那人说：我们上天津，晚点了。我说，行，我也补去。
也有一个女的问我，我说，上天津。她也上天津。她说你是几点的票？我说是九点的。我问你是几点的？她说是十点二十的。我说你这可能不用补吧？她说不知道。我问她这票多少钱，她说三十一。我就想，可能能多给点钱，我这买的不是十九块一张的吗。
我就在那补票。那女的根本不用补，她的车没来呢，是对开的，从北京开往天津的。我们是过路的车。是开往哈尔滨的。
我就补了票，就进了站。每个车跟前都站着一个列车员，我就问她，我是这个车吗？她说是。我就问：是不是每节车厢都能随便上？她说：不是，你们上十号车厢。这节车厢，是留给北京的车厢。进的时候，都问：你有座吗？你问我，我问你，都问，都说：没座。车厢是两层的，两层都能座人。放包的地方挺矮的。不用站在椅子上放。
有个人说：要什么座啊，随便坐。就是留给北京的。
我看到有一排椅子，只放着一个口袋，对面坐着一个小伙子。我问：这有人吗？他看着《北京青年报》，摇摇头，把口袋拿走了。我坐在窗口那。到开车还有五分钟，坐满了，这时候进来一个女孩，她拿着一张车票，找她的坐位，我们都是拿纸条，只有她一个人拿车票。她在那找，找到我们这排，刚好找到我们这排，找到中间这个小伙子，我就想，这人怎么这么倒霉！她跟那小伙子一说，小伙子也没看她的票，二话没说，拿着他的报纸，就走了。
后来又有进来的，我就想，可别有找到我的位置上的。陆续进来的几个都是拿着纸条的，那就不怕了。
车开了，旁边那个男的说：这个小伙子可真倒霉。他跟那女孩说：你的位置是在后边。那个女孩说：我也是第一次去天津，我不知道怎么看。为什么那个小伙子刚才没说呢？
这女孩大学毕业几年了，宁夏的，在北京工作。对面坐的那个女孩，还在念大学呢，在南开，读的是西方经济，是研究生。这女孩看不出是大学生，她穿的衣服，领子捂得挺紧的。她说她喜欢茜茜公主那种款式，还有中国的旗袍。说她不想上学，说她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念书，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那个男的就说，也是。女孩说，她就是放不下她爸她妈。刚上车的时候，她就给她妈打了个电话。她说：妈，我想回家长住。她妈不同意，就听见她说：好好好，我不回，我回学校。我一看，她还是学生啊，一点都不像，就像社会上工作很久的人。
后来我们就在那聊，南开的这个女孩说她不想读书，想出来做点生意。她有个北京的同学，有钱，那个同学投资，不要她的钱。（说到这里，我跟木珍说，这女孩肯定是骗子）那个男的就说，我看你挺像学生的。那个女孩说，不是，每个看见我的人都说我不像学生。那个男的说，你挺像学生的。女孩说：我是不是挺傻的？男的说：不是。这男的有四十多岁。女孩就说：这话我爱听。
跟她一排的两个男孩没吭声，一句话都没说。过道那边的男孩还搭话，他们是同学，一块进来的。女孩说，还想出国呢，就是挂着她爸她妈。
宁夏那个女孩主要跟那个四十多岁的男的聊，说北京人挺会吃的。男的就说：咳，北京人还会吃呢，你上天津看看去，看看那些好的攴馆，你看看是天津人会吃，还是北京人会吃。我心里想着吧，可能还是南方人会吃，天津人和北京人都不会吃。我心想，什么菜都凉拌，那有什么好吃的，还北京人会吃呢！
我心里想呢，你上武汉吃吃看！说不定到了天堂呢！
后来那个男人接着说，北京人就是油搁得多，可能以前苦了点，没有多少油水。现在生活好了，就多吃油吧。就问那个女孩，是上天津玩还是办事。女孩说：办点事。昨天打电话约的。女孩问那男人，天津中午午休吗？男人说：休息到两点。女孩说：完了。那我还得等到两点。这时候已经快到站了。男人就说，那你找一个好的餐馆，边吃边等呗。女孩说，是
啊，是得找个好的餐馆。
下车的时候，那男人跟女孩说，你手机响了。那女孩把耳朵贴在包上听了听，说没有响。这两人就一块下去了。
那个南开的研究生女孩，进来的时候头发全是披着的，快到站的时候她说，这包背着特沉，她就把包里的发卡拿出来。哎呀，好多发卡！她一个劲地往上卡。她卡起来还挺好看的。她说，每次出门，她都把发卡带着，能穿的衣服都穿着。我就想，这发卡怎么会挺沉的，你带在头上还不是挺沉的。她问：哪有镜子啊？男的说，厕所里有，不过现在关了。你这不用照了，挺好看的。就是四十多岁的这个男的说的。
后来他们就都下车了。
我出了站，私人开面的的就上来问我到哪，我说我上杨柳青。那人就说：正好，我就是去杨柳青。顺便，我带你去，给三十块钱就行了。我说不上你的车，我不去我不去。我一直往左边走，那从就一直跟着，说二十块钱行不行，二十，行不行。我说不行，我不坐你们的车。后来他又喊了一个人来，这两人是一伙的，他也问我，上哪上哪。那个人就赶紧说，上杨柳青。后来的这人又说，正好正好，我顺道。我说我不上，我坐二十五路。
其实我还不知道二十五路在哪呢。那人就一直跟着我，我就没理。他也就算了。
我走到那边问警察。我说：警察同志，我打听一件事。去红旗路坐几路车？警察说：坐五十路。又问五十路在哪？他往右边指了指，说在前面。其实天津那的汽车站没北京的好，北京的写得清清楚楚的。
走了一段，没看见车站。我想，你问路，问老一点的，也不知道车站在哪。我又问踩三轮车的，他说你上哪？我说我上红旗路，再坐车去杨柳青。他说：嘿，前面就有直接到杨柳青的，你还费那个钱。我心里挺高兴的。我说有多远，他说，不远，就在前面。他说那我送你去吧。我问，那要多少钱啊？他说就三块钱。我心想三块钱还是能接受。还不知道多远呢。
我就坐上去了，他踩得挺快的，就一两分钟就到了。我想就这么点近啊！不过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他指点我就在那。我一看，怎么那么小！不像北京的公交车那么大。我还有点怀疑这车是不是上杨柳青的。后来就看到那车上的玻璃写着，有到杨柳青的。
那人走了，我上去，一看，怎么只有一个开车的和一个卖票的。我问，是去杨柳青的吧，他说是。我坐下，车里没有别的人，我心里还是打鼓。想这公交车怎么跟我们县城的一样，我们县城比这还大呢。我心想，那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县城一样，得等，等人满了才能走。
我心想，天津还是大城市呢，跟北京比，还是差远了。我又等了好一会儿，还是我一个人，我问什么时候才能走，卖票的人说，过几分钟，我们也得到点。快走的时候，才上了一个人。我说这车跟北京的真不能比。才走了一会，有人招手，他就停了，人就上来了。跟农村的车，没什么两样。我想，北京跟天津那么近，就差得那么远。
我也跟师傅说，我到杨柳青坐175路车，我在哪里下好？到时候叫我一声。他说行。我问回来的时候这车是不是还开到天津站东。他说是。我又问了回来的时间，他说随时都有。
就到了，刚好下了就是175站，我就等着。后来来了一个175，跟来杨柳青的车的方向是相反的。我一招手，那车也停了，上去我就问司机，这车是不是上田园，他说没有这地。我想着，可能坐反了，我就到对面等着。结果等了半个多小时，就没有一个175从那边过来。
旁边有一个保安，我问这边有没有175，他说他不清楚。我又站着等，这时候已经两点了。我又问一个老头，老头说，我也不清楚。我又再等了一会，又来了一个老头。那老头说，好象这没有，上那边等去。我又走了一段路，那时候好象快要下大雨了，天都暗了，我想，下雨我上哪躲着去？
来了一个人，我这么打听，我说：师傅，你是本地人吗？他说不是。我说算了。他说有什么事？我说我想坐175，他说：这就有。你一招手，他就停。来了一个车，我问是去田园吗？司机说，不是田园，是园田。我说我从来没到过这地，要是到了，你就喊我一声。他说行。
也是一路有上的，有下的，招手就停，我心想着，他别忘了我在哪下。
到园田了，司机就喊：园田到了！下车。我赶紧哎了一声就下了。
我一看，哎哟，这也够荒凉的。挺大的一个畈子，也就那么几个屋在那。马路那边有一个小河，河里还有水。我就想，七筒的堂哥，叫揣子哥，他告诉我，说那个厂房的后面就是几个大的水池子，里头有鱼。我心想，莫非这地就是？车开过了，拐了一个弯，停了，就是这！我一看，也没看见"园田家具厂"的牌子。我就想，上哪找啊？这。只知道园田这地，后来我就问一个人，正好出来一个老头，我说：老师傅，向你打听个事，这家具厂在哪啊？老头说：是湖北人开的吧？我赶紧说对对对。他说你过了这小桥，顺着路边往回走，你再再到里头问就知道了。
我谢过他，过了马路，往回走。走到那，出来一个拉板车的，我又向他打听。问他这里头是不是湖北人开的厂。他说不是，是福建人开的。他说是两夫妻吗？我说不是。他说没有湖北的呀！我说不可能，刚才一个老师傅说，这里是湖北人开的。他就说，哎呀，那我也不清楚，你进去问问看。
我一进去呀，他那一溜房子，根本没人，都锁着。我看见那锁着，我问：家里有人吗？
没人应，一看，哎呀，门锁着呢。这可怎么办，上哪找人去？我就上那边，右边找去。院子里有门敞着，我一看，没人。我又出来了。
又往前走，到那儿吧，哎呀，那么大的一条狼狗，不知道拴没拴着。这一个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我又回来了，怕那狗。我又到那院子里去，看有人没有。
我又问：有人吗？后来出来一个男的，问：什么事啊？我说：打听一下，湖北人开的家家具厂在哪？那人说，往那前面走。我说前面不行，有一条大狗。他说没事。我一看，两三条狗都出来了。我说那么多狗，怎么办啊。那人说没事，这狗不咬人的。我硬着头皮往前走。那个人就在那吹口哨，两条大狼狗就到他那去了。
最后是一条狐狸狗，它一直看着我，不走。我就硬着头皮过去，手也不敢摆。那人还说呢，木门进去那狗可咬人。我心里想，那可怎么办。
刚好又出来一个人，我就问那人，你这里头是家具厂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知道哪是家具厂吗？他说不知道。我就在那站着，那个院子里的狗在叫，汪汪直叫。就出来一个女的，我又打听，她就用滴水话问：你找哪个咧？
我赶紧用滴水话跟她讲。我说我来看我细伢，不晓得他在哪。她问那个老板姓么西。我说：哎呀，还不晓得。她说：那不，从电线杆那进去，找找看，试下。
就又往回走，走到厂子里，那个院子倒是挺大的，我先上右边的一个屋子里，挺大的，没人。就听见左边的屋子里敲得响。我就上那边去。在屋子的门口，看见几个小孩在弄一块木板。十七八岁的孩子。我就用滴水话问他们：细伢，问你下。那孩子就说：问么事？我一边问一边往屋子里头看，一看就看见我那七筒了。
他就放下手里的活出来了，也没叫妈。我就挺高兴的，没哭。我说：哎呀，细伢。我就把他的脖子挽着，他比我高一点。我就一边笑一边说：晓得我来吗？他说晓得。我说你又打电话去问的是吗？他说：哎。很老实的，他才十五岁。
我看他，还是那么黑，瘦倒是不瘦，胖了一点。我问他吃饭吃得饱不饱。他说吃得饱。我问他早上吃什么。他说吃油果子（油条）和粑（馒头）。我问：吃烧饼了吗？他说：吃了，一点都不好吃。他那脸上，一块白的，一块黑的，一片片的，成花脸了，在家也有，没那么多。我问他：细伢，你的脸么的？他说：更是花花吧。我说：是的呀。他说他也不晓得怎么成了花花的。
我心里想，说不定，过了一段就好了。
我跟他进了他的屋子，挺小的一个小矮屋。小屋子就放得下两个单人床，就跟这里的厨房那么大。还放了一张小的桌子，人只能侧着身站，横着就不行了。四个人，两个人睡一张床，比细胖哥还好多了，细胖哥他们十几个人睡一个屋，还睡地上。这有床睡就不错了。我就想比上次去丰台，那些同乡那里，弟兄四个人也是住一个屋，还在那屋做饭吃饭，比那好一点。
就带着他上小卖部，那有长途电话。他要买拖鞋，我牵着他的手，问他想不想家，他说，他不想家，一点都不想。小孩想个屁呢！他说全都是我们那的人，又不用讲普通话，都是讲滴水话，就象在家似的。
我想，要是大家讲普通话，都不讲滴水话，他就肯定想家。
问路的老头又出来了，他说，嘿，你找着地了？我说找着了。就买东西。我问七筒想要什么吃的，我给他买。他说他不爱吃零食，什么都不要。我就给了他两百块钱，也不知道少不少。让他想吃什么自己买去。他就挑了一双拖鞋，买了一瓶洗头的，才五块钱。最便宜的。我想肯定是大伙一块用，他说不是。我心想，他那两双皮鞋，在家定做的，挺好的，不是让人穿了吗，有一双穿了就扔了，他不在，人家就扔了。另一双让人家穿得全脱线了，那人不好意思，上杨柳青给他上线。才没几个月，最多半年，还不到，就穿破了。在家做了新鞋他还不舍得穿，给他买的新衣服，他也留几天才穿。
还买了个耳塞，我不是给他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吗？他就买一个耳塞，在那试，我们就在那聊天，全都用那个小录音机录下来了，那人按错键了。是他们自己用来试电的，不是卖的。
就出来了，什么吃的都没跟他买。
我跟他说，你就回去吧，我还要赶火车。他就拿着东西，要过一个马路，车开得飞快的，我说你慢点。他说不怕，没事。他走得挺远还冲我招手呢，这家伙。
我就在那等车，后来那店里的两个女的出来就跟我聊天。说，这是你儿子啊？我说是。她们就说，哎呀，你真年轻！我说年轻个什么呀，都快四十岁了。她说你是从北京过来的呀？我说是。她说，你们两口子在北京打工啊？我说不是。我说她爸爸在家，还有一个女儿，他带着女儿在家。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儿子弄到北京去呢？我说他这师傅挺好的。就让他师傅带着吧。她们又问师傅叫什么，我说我只知道姓潘。那两个女的就知道了，说了他的名字，我也记不住。那两个女的说，是是，他挺好的。又问我怎么进城，我说坐175。
175就来了，一招手，它就停了。坐在车上，这车开得挺慢的，慢慢地晃到天津东站，我一下车就赶紧跑，跑到那，一看，四点五十六的，上面还写着：有。一看还有十几分钟，在那排队，买了一张，问还来得及吗。她说赶得上。我拿着票就进站，一看还没让进呢。说是还晚点了。我挺高兴的。还是挺顺的。
也是没座。上车一看，全都有座。也是上下两层。这回我走到上层，有一个男的，头发染黄的，像鸟窝似的，只看见头发，看不见脸。
一下我都不敢耽误，怕叔叔着急，他老怕我丢了，那么大个人，捡着有什么用？我赶紧找二十四路，已经关门了，我举一块钱，让他开门，上去以后发现，后面还有一辆。
到家已经7点过了10分，一天没吃一口东西，只喝了水。那水还没喝完，没有家里的水好喝。
那天去西客站接八筒，没接着。她跟强子来的。强子就是六姐的女婿，细铁的妹夫。
打强子的手机，说他直接去公主坟那边。我就坐702直接去桥南。要是从家里走，坐地铁，就是公主坟下来，坐811或者936，到桥南，走到看单，那都是我们滴水人，在那开家具厂的，好多。强子这次带了十二个小孩和一个老人来北京，全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小孩放假了，来玩。八筒说，在车上查票，拿出一叠，列车员看了一眼，数都不数，说算了。
强子跟我说：回去吧，回去吧，在这干麻？我说不回。
他说那我回去跟小王说，你在这有男人了。
七筒的师傅打电话来，说他要回家搞双抢，也让七筒回，七筒不愿意，就让我去接。我就没接，挺麻烦的。就过了一天，师傅上午走的，七筒下午就打电话来，说他没地方住，本来那房子也是租的，四个人租一间房子，一个大统铺，四个人睡。师傅把七筒送到师傅的侄子那，这是侄子他们租的房子，我觉得七筒有地睡觉就行了，吃饭可以买，哪知道他恰恰相反，饭有吃的，没地睡觉，人家四个人一个大统铺，七筒来了就五个人，根本睡不下。
没办法呀，就得去接去。他从家俱厂到天津市里，再一个人从天津市回家俱厂，我还怕他丢了，他要是不回到家具厂，我就找不到他。他一个人还真回去了，老板娘说：哎呀，你师傅把你搁哪了？你一个人还回来了。
接他挺顺利的，就是觉得麻烦。我说你这孩子真是的，你跟师傅回去多好，他回你也回，他来你跟着来。他回家双抢，你回去又不用你干活，我家只种了一季稻，不用双抢。他说师傅也没说让他回去，以为在他侄子那里呆十几天就行了，也觉得麻烦，要是带回去，路费两人还得五百多呢。
七筒学木匠也没学着什么，问他学什么了，问学了锯没有？说是电锯，老板不让动，怕把手锯了。我们村有个人外号叫九个半，就是有个手指头被锯掉了。村里还有几个人也是手指被锯掉了。七筒的师傅也是，手指也锯成了两半。电钻也是，电刨可能安全一点，打眼还是自己学。
现在这种学木匠，根本就是骗人的，就是个划线，数学好这个不难，数学不好，这个就挺难的。七筒数学很差，只会个加减法。叔叔问他学几年，他说学两年，我说他得学四年，他数学不好怎么弄啊。现在的木匠做活都是用胶水粘的，哪有像我伯那样，结结实实的，几十年不变形。不用一个钉子，全都是榫。
我伯不同意七筒学木匠，说他学不好的，让他学油漆算了。我伯差不多是全滴水县最好的木匠，什么都能做，什么都会算。有一年在武汉，有个专家问我伯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伯说根本没上过学。那专家一点都不信。再复杂的东西，我伯用尺子一量，心里一算，马上就能做。所以他觉得七筒根本就不行。学不出来。
七筒老驼着背，我说他他也伸不直。他说跟师傅送货，有时候上十几层，不能上电梯，可能也就是那点苦呗。我问他，师傅骂不骂，他说骂，哪有不骂人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