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武的突然造访让方木感到有些意外，本能地以为那两起杀人案有了新的线索。等杨学武把案情简单陈述了一遍之后，方木也迅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凶手把车开到了消防车道，对么？”
杨学武点点头。
按照他的推断，凶手虽然和平入室，但是从死者的鼻腔内验出了乙醚的成分。这说明凶手并非死者熟识的人，而是采用骗死者开门，进而通过麻醉死者的方式入室。
至于欺骗的手法，杨学武认为和走廊里的电箱有关。因为在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警方发现部分灯具呈开启状态，而走廊里的电闸却被拉了下来。遂推断是凶手拉断电闸，趁死者出门查看时，用乙醚将死者麻醉后，拖拽入室。门旁的左脚拖鞋也可以验证这一推断。
据分析，凶手在室内曾停留过一段时间，包括束缚死者及泼洒汽油，并胁迫死者拨打火警电话。纵火后，凶手将死者的灰色五菱面包车停放至消防车道，而后离开。
如果杨学武的上述推断成立，那么凶手的动机就是一个谜。
倘若他想杀死吴兆光，将其麻醉后，可以轻而易举地致其于死地。就算他希望吴兆光死于极其痛苦的焚烧，浇上汽油点火便是，何必放起一把火，又让他拨打火警电话呢？更何况他还特意把车停在消防车道上，阻碍消防队进场救火。
就在方木思索凶手作案动机的时候，心底竟隐隐泛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杨学武已经体会到方木的困惑，伸手从包里掏出厚厚一大沓打印纸递给方木。
方木接过来，发现那是一些网页的复印件，看上去，有些是新闻网页，有些是论坛，在每个主题后面，都附随着长长的回帖。
他连看几张，脸色竟起了变化。再抬头时，发现杨学武正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
“你的意思是？”
“对。”杨学武显然已经对方木的想法了然于心，“是他做的。”
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部分线索被陆续汇总至警方。
其中，死者吴兆光的妻子之所以能在案发后迅速赶到现场，是因为在凌晨时分接到了发自丈夫手机的短信。信息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家里着火了，快来救我。吴兆光的妻子回拨过去之后，已经无人接听。
案发第二天，这部既拨打了火警电话，又发送了短信的手机在园区内的花坛里被找到。同时找到的，还有面包车的钥匙。手机仍处于开机状态，来自死者妻子的未接来电多达十余个。那种仍带着一丝侥幸的绝望，可以想见。
经过对手机的检查，除了死者吴兆光的指纹之外，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分析，那辆灰色五菱面包车，应该是被凶手开至消防通道的。这辆车作为物证被警方暂时扣押，已拖至分局地下停车场保管。经过对整车进行勘验和检查，特别是车门把手和方向盘及离合器、油门、刹车等部位，但是，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由此可以推断，凶手在作案时应该戴了手套和脚套。
又是一桩无迹可寻的谜案。
如果从案件的表像特征上无法找到突破口的话，也许，分析凶手的心理痕迹就成为最后一条可以尝试的思路。
方木认为，凶手的作案手法体现出明显的“报复”的动机。
这一点，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实际上，警方从侦查伊始就将嫌疑人锁定在侯永梅的丈夫程原身上——不会有人比他更加憎恨死者吴兆光。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程原在目睹妻子被活活烧死后，一直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由于住宅遭遇严重焚烧，短期内并不适合居住，况且那粘附着妻子皮肉的防盗栅栏依旧立在窗前。所以，程原在火灾发生后一直借住在母亲家里。案发当天至次日，程原一直没有离开母亲家。这一点，已经得到程原的母亲的证实。此外，程原并不具备驾驶资格，也不会开车。警方曾考虑程原雇凶杀人的可能，然而，对程原近期的手机通话记录及交往人群进行排查后，发现并无异常。
在方木看来，虽然可以把凶手的动机确定为报复，但是，这起纵火案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报复杀人。在某种程度上，凶手非常完美地“复制”了第一起火灾。
首先，死者均被困于室内，无法逃脱；
其次，火灾无法得到及时扑救的原因都是消防车道被堵住，而且，罪魁祸首都是同一辆车；最后，死者家属都在火灾后抵达现场，目睹亲人被活活烧死。
尤其是最后一点，用吴兆光的手机向死者妻子发出短信的，应该是凶手本人。凶手发送这样的短信，其目的并非是救人，而是让死者的妻子来火场“欣赏”丈夫被烧死的过程。
死者在火场内，感受到同样的绝望与恐惧。
死者的家属在火场外，感受到同样的焦急与痛苦。
消防员在扑救过程中，感受到同样的愤怒与无奈。
这样一来，凶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现出强烈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无公德心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惨死。而同样的报应，最终纤毫无差地落在自己身上。
这种在犯罪现场呈现出来的气质，与第47中学杀人案及富民小区杀人案何其相似！
据此，方木向负责侦办此案的单位郑重提出，要将三起杀人案合并侦查。理由是：其一，三起案件反映出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势。因体罚而导致学生自杀的教师（第47中学杀人案）；因贪利而将生母逐出门外的逆子（富民小区杀人案）；因忽视公共安全而致他人惨死的车主。在凶手看来，这三个人身上都有某种“恶”。这种“恶”，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大奸大恶。然而，对凶手而言却是不可饶恕的。
虽然从现有的证据资料来看，凶手与这些死者并无生活上的交集，甚至连那些“恶行”的间接被害人都算不上。然而，在他的内心，也许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惩罚者，并拥有让这些所谓的“作恶者”自食其果的权力。也就是说，他似乎对那些死者的“恶行”感同身受，并竭力想把这种感受，反作用于作恶者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近乎直线般的作恶——报应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它非常符合人类复仇文明中的一种——同态复仇。亦即以牙还牙，以血洗血。而与这种比较原始的报应观念相关的另一个词是：公平。换句话来说，凶手用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段，来实现他内心中的所谓公平与正义。
于是，魏明军像于光一样，用计算数学题与时间和生命赛跑；
姜维利应验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宫”，并在温暖的“羊水”中宛若婴儿般倒悬；
吴兆光则再次被自己的车堵住了生命之路，只不过，这一次死于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的。
当那三名被民众口诛笔伐的“作恶者”相继以极具宿命感的方式死去时，拍手称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个社会的激烈情绪都从这些命案中得以宣泄。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赞扬，似乎也更加确信自己的行为并不违反道德，至少是维护公平与正义所必需的。
在某种程度上，凶手的犯罪心理定势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再次得到巩固和加强。他敢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多次犯案，也印证了这一点。
其二，被害人相似。从表面意义上来看，三起杀人案的被害人的自身属性几乎毫无相似之处。除了性别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职业、学历程度、家庭成员情况、社会交往关系、经济状况都有很大差异。然而，在对三名被害人进行被害风险评估之后，就能够发现，在遭受侵害的风险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处。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这种突如其来的“名声”，都来自于死者生前的所谓“恶行”。经新闻媒体披露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展示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并迅速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热点。
在媒介的引导及渲染下，他们的“恶行”都被无限放大，从无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变成千夫所指。严厉谴责者有之，喊打喊杀者有之。一面倒的舆论让这些普通人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公敌。
魏明军和姜维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烧死后，吴兆光同样在舆论的重压下苦不堪言。除了纸质媒体连篇累牍的报导之外，电视、广播中也将他和那辆灰色五菱面包车反复曝光。特别是在网络上，好事者对吴兆光的相关信息进行人肉搜索后公之于众。从手机号码、住宅电话号码到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甚至吴兆光的妻女及亲属的信息数据都被公开。
从杨学武下载并打印出来的那些网页来看，几乎每个门户网站的国内新闻中，都有关于吴兆光的相关链接，各大搜索引擎中，“吴兆光”与“菱车主”、“消防车道”等都是热门关键词。尤其是网络论坛，每个关于富都华城火灾的帖子下面都附随着大最回复。其中，“烧死他全家”、“无良车主必须付出代价”、“人渣！去死”等触目惊心的字眼数不胜数。
如果把公众发泄到吴兆光身上的愤怒换算成热能的话，他何止会成为一具焦尸，只怕连一点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
这种全民皆言可杀的社会效应，在魏明军、姜维利和吴兆光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而恰恰是这种共性，让三名被害人成为凶手彰显“公平与正义”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被害人所有的这种舆论背景，大大强化了凶手的作案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凶手的意图与公众情感宣泄的需要高度契合。换句话来说，凶手之所为，即是公众之所想。实际上，凶手似乎成为公众意愿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也许，不仅在凶手心目中，甚至在整个社会的视线里，杀死这三个人，虽已触犯刑法，但并不有违道德。于光的母亲直唿其为“大侠”，或许恰恰就是这种心念的体现。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从表面上来看，这三起杀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三名死者分别死于失血性休克、溺死及火灾。然而，透过表面征象，仍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
首先，凶手在作案时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并着意清除足迹；
其次，因每次犯案时都需要携带一定数量的犯罪工具，例如保险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凶手疑似驾驶机动车辆前往犯罪现场；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质相同。在富民小区杀人案及富都华城纵火案中，凶手都曾用乙醚来麻醉被害人，并用相同（或相似）的黄色胶带束缚被害人的手脚。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学杀人案中，凶手用木棍敲击的方式使被害人丧失反抗，而在后两起案件中则使用了乙醚。这似乎表明凶手在系列作案中，对作案手段的风险及可靠系数进行反思，并有意升级，进而选择更有效、保险的手法；最后，凶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琐程序来完成杀人。从现场重建分析的情况来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凶手都已将被害人彻底制服。此时，杀死他们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凶手甘愿冒着在现场停留时间过长、随时可能暴露罪行的风险，费时费力地安排了非常复杂的“仪式”来杀死对方。
于是，魏明军被迫用自己的血当作墨水来解题以获得密码。姜维利重回“予宫”并溺死于“羊水”之中，以实现“有能耐你把我塞回去”的狂言。在吴兆光身上，则几近完美地重现了侯永梅被烧死的整个过程。
这种“仪式化”的现场传达出来的意义是，死者曾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最终都报应在自己的身上。
以凶手的缜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他在现场进行的活动越多，留下痕迹物证的风险越大。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这么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实现所谓“公平”的强烈意愿所致。换句话来说，单纯杀死三个被害人，并不能充分满足凶手的内心需要。致其于死地，固然是凶手追求的目标。然而，相对于死亡这一结果，凶手显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而且，通过这些极具宿命感及形式化的“仪式”，凶手一方面得到了某种情绪及心理的宣泄，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借此向整个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善恶有报。
尽管方木提出的以上依据与传统的并案侦查条件并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于主观推测，然而，在杨学武的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终还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张，并从市局及案发地所属的数个公安分局抽调人员，成立专案组。
三起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被统一整合，集中到专案组做分析处理，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侦查方向及范围。与此同时，方木也接受了一个任务：为凶手做心理画像。
简单地说，方木要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对凶手的动机、行为、目的及其心理特点进行相关分析，进而对凶手的相关属性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将为警方提供一份较为直观的嫌疑人特征描绘提纲，以便缩小排查范围，并预测新的犯罪可能性及其特点，在确定侦查方向的同时，也提出防范工作的重点。
在一般情况下，犯罪心理画像所依据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现场勘查以及对被害人、现场感知人（例如目击者）的分析研究。从这三起案件来看，几乎不存在现场感知人。而且，凶手在现场留存的明态痕迹少之又少。然而，没有信息，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也能在某些方面说明嫌疑人的心理属性。
从现有情况来看，这项任务无疑是很艰巨的，而且，它的意义在于能够指明侦查方向。否则，一切侦查活动都只能是无的放矢。专案组只给了方木五天时间。
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