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已经是深夜。
方木轻手轻脚地开门，客厅里还亮着灯，紧闭的卧室门里毫无声息。方木看看鞋架，廖亚凡的鞋子还在。
她应该已经睡了吧。
整整一天，方木都留在分局的物证科，面对一桌子乱七八糟的物证冥思苦想。他试图去把握凶手站在水囊前的心态，却始终一无所获。
从凶手作案手段的缜密和冷静来看，他无疑是十分自信的。
一般情况下，犯罪人作案后都会尽快逃离现场，而他几乎是有条不紊地把现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确，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富民小区几乎就是无人区，这给他充分的时间和安全的环境来清除一切痕迹。但是，他不可能完全在黑暗中打扫现场，势必需要一些光线。即使用手电筒，也可能会引起其他原居民的注意，更何况他还在水囊前伫立过。
欣赏自己的“作品”？那他未免太过急切了。这样诡异的手法，这样敏感的区域，新闻媒体肯定会大肆渲染。通过电视、广播或者网络，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回味自己的“壮举”岂不是更能满足他？
擦去水囊上的指纹？以凶手的冷静心态和反侦察能力而言，他在作案时肯定戴了手套。在第一现场，也就是405室内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对于这样一个人，不会愚蠢到赤手去碰触那个水囊。要知道，尼龙橡胶布是很好的承痕载体。
确认姜维利的死亡？这种推测更站不住脚。一般人在水下存活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更何况姜维利被装入水囊前已经处于麻醉状态，很可能因自主唿吸导致肺内吸入液体，死亡的时间也会提前。此外，凶手仔细清理现场的时间肯定远远超过三分钟，待他清理完毕，姜维利的死亡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完全没必要冒着留下足迹的风险去再次确认。
那么，凶手在姜维利被装入水囊，已经发生失禁之后——亦即完成杀人后的一段时间内，为什么还要面对水囊停留了一段时间呢？
这真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家伙。
方木把衣服脱掉，随手扔在椅子上。看看手表，已经临近午夜了。坐了一整天，腰背酸疼无比，他缩在沙发上进行了一番小小的思想斗争，决定不洗漱，直接睡觉。
闭上眼睛，方木立刻感到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动，伴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刺痛。睡觉睡觉。他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再思考了。
让精神完全放松显然不是方木自己能控制的，不过，身体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几分钟后，方木的躯体已经与床铺合二为一，脑子还在时快时慢地运转着。他陷入一种意识部分涣散的状态中，周围的一切也渐渐远去……忽然，一些轻微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方木下意识地微微睁开眼睛。
随即，一双赤足出现在视线里。一个人影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走到餐桌前，拿起方木的衣服凑到眼前，似乎在寻找东西，又像在分辨味道。
方木彻底清醒过来，他半坐起身，问道：“你在干吗？”
人影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叫，手中的衣服也落在了地板上。
方木打开台灯。骤然亮起的客厅里，廖亚凡穿着睡裙，光着两条长腿，笔直地站在餐桌旁。
她用手遮住额头，咕哝了几句，问道：“有烟么？”
方木把台灯调暗，扭过头去说：“衣袋里，右侧。”
廖亚凡捡起衣服，翻出烟盒，却不回房间，而是点起一根，靠在餐桌边抽起来。
方木不知该和她说什么，只能缩在被窝里，看着天花板发呆。
吸了半根烟，廖亚凡忽然问道：“你吃饭了么？”
“吃了。”
“哦。”廖亚凡沉默了几秒钟，“我给你留晚饭了。”
方木这才注意到，餐桌上有两个盖好的瓷盘。他有些意外，也有一丝小小的歉疚。
“谢谢了。”他想了想，又补充一句，“明天当早饭。”
廖亚凡没作声，依旧低着头抽烟，长长的头发垂下来，大半张脸都隐藏在发帘后面。几分钟后，她忽然开口说道：“帮我找个工作吧。”
“嗯？”方木大为惊讶，“找工作？”
“是。”廖亚凡甩甩头发，抬起头直视着方木，“我不想整天在家里呆着。”
“行。”方木干脆地答应了，“想干什么？”
“随便吧。”廖亚凡有些自嘲地笑道，“我一没学历，二没技能——干什么都行。”
方木点点头，脑子里已经开始飞快地盘算起自己能联络到的社会关系。
“我尽快帮你找。”
“好。”廖亚凡站起身来，光着脚向卧室走去，走到门口，她手扶门框，似乎有些难为情似的说道，“那……谢谢了。”
廖亚凡的要求让方木感到欣慰，同时也有一丝隐隐的自责。
这几个月，方木把她收留在自己家里。但是，也仅仅是收留。至于这个女孩的人生之路该怎么走下去，他压根就没有帮她规划过。且不说那个他一直试图回避的结婚承诺，方木甚至从未把廖亚凡当作一个和他一样的常人来看待。
如今，这个被自己当作动物一般“饲养”的女孩提出要去工作，更让曾经信誓旦旦要为其负责的方木感到汗颜。
突然间，方木睡意全无，出于兴奋，更是为了平息那份内疚，他开始琢磨适合廖亚凡的职业。
一口气想了十几个，连参加自学考试之后考研都想到了。当方木意识到自己越想越离谱的时候，他起身去拿烟——得让自己冷静下来。
刚走到餐桌前，方木的余光却瞥划桌下的一样东西。
是那张水囊的照片，估计是廖亚凡找烟时翻出来的。
他把照片扔在桌子上，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一边吸烟一边下意识地打量着那张照片。
渐渐地，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灰黑色的水囊平铺在地面上，尚未干涸的水渍在闪光灯下反射出一块块光斑。虽说经过改造，却看不出太多邪恶的味道，更难以想象它曾是一个大活人的葬身之地。
在水囊的中下部，有几个隐隐约约的勾画痕迹，仔细分辨，似乎是一些数字。在灰黑色的尼龙橡胶布上，这些黑色的数字很不显眼，稍不注意，就会被忽略过去。
方木知道，有些销售者为了区分产品的批次、产地、数量，甚至是购买者的电话号码，便会在产品上标注一些符号。特别是这种生产工具，不要求外观美观，只强调实用性，在上面直接标注实属常见。但是，如果这些数字不是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标注的呢？
换句话来说，如果是凶手在上面书写的呢？
那么，当凶手面朝水囊站立时，在脚踩那片水渍的同时，也许就在水凄上写下了那些数字。
如果这些推论成立，那么，这些数字一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并且对凶手十分重要，以至于他要将这些数字公开展示。
必须要查明这些数字，不管是基于哪种可能，也许都是重要线索。
查找水囊来源的工作十分困难。杨学武带着一队人，马不停蹄地接连走访了本市数家生产水囊的企业，却一无所获。这种水囊的面料和形状本来就大同小异，加之被改造过，又没有任何可供辨识的标记，这些企业都不能确认水囊是自己的产品，更无从查找购买者。
局里经过研究，又拿出两个方案。其一，要求市内所有生产、销售水囊的企业提供两个月内购买过类似水囊的消费者名单，逐个排查；其二，将水囊来源的调查范围扩展至全国，并提请当地警方协助调查。
这无疑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巨大工程，但是，在现有物证有限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
至于那些水囊上的数字，也在调取物证后被还原。方木看到那组数字原貌的同时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即购买者的电话号码。因为那组数字之前还有几个字母，连起来是XCXJ02828661，与我国境内使用的手机号码及固定电话号码完全不同。
猜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难以确认这组编码的书写者。只有先等等杨学武那边的消息，如果能排除生产者和销售者书写的可能，那么结论就只有一个了——凶手在水囊上写下了这组编码。
等待，是最让人焦虑且无奈的事情。
然而，警方并非无事可做。
2011年下半年至今，除了第47中学杀人案及富民小区杀人案之外，本市的刑事案件发案率仍然很高。其中数起恶性案件均在较短的时间内侦查完毕，余下的，都是一些盗抢类案件及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类案件。这些案件，无论大小，都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警方的侦查力量。
从目前来看，第47中学杀人案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所有线索均已中断。最近发生的富民小区杀人案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排查水囊的来源之外，也没有明显的进展。魏明军的家属和姜维利的母亲每隔几天就要来局里打听案件的侦破进度。主办这两个案件的杨学武被问得不胜其烦，最后干脆避之不见。据说姜维利的母亲又跑到分局长办公室下跪，分局长和政委连说带劝，好不容易才把老太太弄走。
又一次在会议室里躲了半天之后，杨学武本来就绷紧的神经终于失控，当众砸了杯子。
“去他妈的，把我调到反扒队去吧！好歹还能换老百姓一声好！姜维利这种畜生死一个少一个！为了他，老子半个月没好好睡觉了！”
相对于杨学武的焦头烂额，方木倒是清闲许多。本来，公安厅犯罪心理研究室派他去分局，就是起到辅助侦查的作用。现在案件卡到这里，天天泡在分局也没什么意义。
不过，方木也没闲着。自从廖亚凡提出找工作的要求之后，他就为这件事做出了种种设想。
想来想去，方木决定先安排廖亚凡去天使堂福利院，一来环境熟悉，也好和赵大姐她们做个伴，二来可以在空闲时间学点技能，为将来多做一些打算。
出乎方木的意料，廖亚凡坚决不去天使堂福利院，而是提出想去公安厅。方木吓了一跳。公安厅？那可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再说，以廖亚凡现有的条件，连打字员都胜任不了。
“保沽？收发室？”廖亚凡倒是不挑工种，“扫厕所也行。”
方木哭笑不得，耐着性子跟廖亚凡解释：公安厅属于国家机关，任何人员的工作安排都非常慎重，绝不是方木这样的人能决定的。
“那就去医院吧，我听说邢璐的养母就在医院工作。”
她居然还知道这些！方木想了想，也许是赵大姐向她透露了邢璐的家庭情况。吃惊之余，方木意识到廖亚凡对找工作这件事已经考虑了很久，并且有了自己的意见。
不过，她提出的这个想法也许可行。杨敏在一年前调到市人民医院任儿科主任，以她的职务和人脉关系，安排个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对于方木的请求，杨敏很痛快地答应了。两天后，她就通知方木带廖亚凡来上班。
老邢在世的时候，曾经给廖亚凡提供过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杨敏也知道廖亚凡和方木之间的渊源。再见面时，彼此间并没有太陌生的感觉。不过，杨敏还是多看了廖亚凡染成蓝色的头发几眼。
除了惹眼的发色，廖亚凡今天的表现还算中规中矩。不仅特意穿上了米楠买给她的衣服，脸上也只是略施粉黛，平时不离身的香烟也丢在了家里。
杨敏略带歉意地告诉方木，以廖亚凡目前的情况，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所以她托关系把廖亚凡安排到护工班，负责协助护士照顾那些重症患者。工资不高，不过养活她自己应该问题不大。
“她现在……”趁廖亚凡去领工作服的时候，杨敏悄悄地问方木，“什么学历？”
方木想了想，廖亚凡出走的时候尚未高中毕业，所以顶多算是个初中学历。
“问题不大。”杨敏倒是挺有信心，“护工的活儿不太多，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复习成人高考什么的。拿到文凭之后再去考个护士执业资格证，后半生就算有个保障了。”
杨敏的话让方木颇感欣慰，心情也豁然开朗。
说话间，廖亚凡已经换好工作服，走了出来。淡蓝色的护工服略显肥大，穿在她的身上显得空空荡荡的。女孩有些局促不安，不停地看看方木，又看看杨敏，双手在衣角处绞来绞去。
杨敏上下打量着廖亚凡，笑着说：“这不是挺好的嘛。”说罢，她就带着廖亚凡去了护工休息室。
方木也放下心来，有了杨敏的关照，相信廖亚凡会工作得很愉快。眼见时候不早，他也跟杨敏告辞了。
快半个月没来厅里上班了。方木先去边平那里报了个到，把两起杀人案的侦破情况简单汇报了一下。边平想了想，对方木说道：“暂时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了，正好手头有个事儿，你先忙这个吧。”
C市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和省公安厅犯罪心理研究室联合搞了一个案例汇编的项目，主要内容是全省范围内心理异常者杀人案件。
边平说：“你小子，这几年也算见多识广了，把现有的案例整理一下，加入到汇编中。”见方木面露难色，边平向后一靠，双手一摊。
“你可别指望我啊，我是老家伙了，比不上你们这些年轻同志。”
方木被逗笑了，心想这师兄也忒不着调，不能便宜了他。嘴上答应着，从边平的桌子上顺走半盒中华香烟。刚走到门口，边平又叫住了他。
“你拿着这个，昨天从宽平分局转过来的。”边平递过几张纸，脸上的笑容稍稍收敛，“朱志超出院了。”
方木一时没反应过来：“谁？”
话音未落，方木的眼睛就瞪大了。
2008年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一场全球瞩目的运动会，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释放内心狂热的目标。
然而，在有些人的记忆中，2008年带给他们的，不是举国欢腾的荣耀，而是渗透鲜血的惨烈。
入夏以来，在C市宽平区接连发生两起入室强xx杀人案。
第一起杀人案发生在新竹小区4号楼3单元301室。死者张某，27岁。未婚，无业。生前遭暴力强xx后，被电话线绕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凶手乃和平入室。从厨房里收拾停当的一盆带鱼及空空的垃圾盒推断，死者在下楼扔垃圾的时候，被凶手尾随入室实施强xx杀人。这一点，从楼下垃圾集中点的一袋装满鱼头鱼尾的垃圾中可以得到验证。由此可以推断，凶手虽然和平入室，但并非死者的熟人。
现场有少量搏斗痕迹，死者身上所穿的棉质睡衣几乎被扯碎。结合在现场提取到的足迹，初步推断凶手的身高在175cm以上，身体强壮，可能从事体力劳动。凶手在现场留下了大量痕迹物证，包括指纹、足迹及残留在死者xx道中的精液等生物物证。看来，凶手无心，也无意掩盖罪行。
第二起杀人案发生在C市轴承厂职工宿舍D区22号楼4单元202室，死者栗某，39岁，已婚，生前系某超市收银员。死者遭暴力强xx后，被锐器砍切致失血性休克死亡，现场惨不忍睹。凶器为现场发现的一把菜刀，系栗某所有。凶手乃和平入室。从尸体所处位置（客厅）、附近散落的购物袋及死者身上尚存的衣物、高跟鞋来判断，死者当时购物回家，遇到凶手后，被其尾随至楼道内，趁死者开门时，将其拥撞入室内，进而实施强xx杀人。
在现场提取到大量痕迹物证。经比对，凶手在现场留下的指纹和足迹与新竹小区杀人案可做同一认定。从死者xx道中提取的精液，经DNA测试，也与新竹小区杀人案中提取到的生物物证相符。至此，宽平分局决定将两案并案处理，成立专案组，并向省公安厅犯罪心理研究室求助。
方木被公安厅派遣至专案组，并参与了两起案件的整合与分析。其中，不乏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其一，两起杀人案件的案发地点相距不远，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公里；
其二，两起杀人案件相隔的时间为八天，发案时间均为下午一点至两点半之间。如此频繁地作案，且作案地点相对集中，并选择在白天下手，这说明凶手要么完全不具备反侦查能力，要么猖狂至极；其三，凶手作案呈现出无计划、有规律的特点。两名被害人都是被其尾随人室，施暴后，凶手都是用现场取得的物品当作凶器，实施杀人行为。作案之后，凶器都被随意地弃置在犯罪现场，且没有清除痕迹的反侦查行为；其四，在死者的身体上、衣物上以及作为凶器的电话线和菜刀握柄上，都发现了黄色油膏状物质。经检测，黄色油膏的主要成分为动物油脂，并含有麻椒、花椒等成分，简单地说，就是俗称麻油的食品原料。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麻油中，警方又检测出罂粟碱、吗啡、那可汀、可卡因等多种生物碱。据此，警方怀疑其在麻油中掺入了罂粟壳。
结合这些线索，方木做出了初步判断：凶手为男性，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身高175cm上下，体重在80公斤左右。从事体力劳动。经济状况较差。未婚或离异，独自居住。家庭住址及工作单位就在案发地点附近。住宅空间狭窄，为继承长辈遗产或者租住。凶手喜欢吃麻辣类食品，可能伴有饮酒的习惯。个人卫生习惯较差，不修边幅，可能蓄有胡须。
最重要的是，凶手可能有某种精神病性的精神障碍。
方木的理由是：凶手在两次作案前都曾经食用过麻辣类食品，并且，调拌用的麻油里含有罂粟壳。这绝非巧合那么简单。也许罂粟壳就是刺激他强xx杀人的原因之一。一般人食用了含有罂粟壳的食物，比如火锅底料等等，至多会产生成瘾性，但绝不会疯狂到去犯罪。如果方木的推测成立，那么凶手肯定患有某种精神病性的精神障碍，在罂粟碱、吗啡等毒素的刺激下，实施强xx杀人行为。而且，方木认为，凶手极可能在短期内再次作案，且作案地点就在方圆五公里以内。
专案组采纳了方木的意见，并在全市范围内下发了协查通告，同时，对全市范围内的餐饮场所进行调查，特别是麻辣火锅店等川菜饭店。
正当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时，一名蔡姓妇女在丈夫的陪同下前来报案。蔡某称：昨天下午两点左右，在服装批发市场从业的蔡某回家拿户口本办理医保，并嘱咐丈夫请假回家等候。进入位于锦水小区5号楼1单元的楼道后，蔡某发现身后有人跟随。联想到近期发生的强xx杀人案，蔡某十分紧张。因不确定丈夫是否已经到家，蔡某快步登上3楼后，在自家的304室门前掏出钥匙开门。这时，蔡某的丈夫听到门响，就把门打开了，恰好看到一名男子站在妻子身后，作势要将其推入室内。见蔡某的丈夫出现，男子扭头就跑。据两名报案人回忆，男子身高在170cm以上，体格健壮，头发短且粗硬，方脸，蓄有胡须。身着一件短袖灰蓝色衬衫，类似工装。至于其他体貌特征，因事发突然，两名报案人均没有注意。
案发当天，正是第二起杀人案案发后的第七天，而锦水小区距离前两起案件的发案地均不超过三公里。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线索，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方木的推断。专案组立刻找专家制作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并下发至全市各分局及派出所。
方木在这一新线索的基础上，提出嫌疑人所患精神障碍也许是问歇性的，发病周期在七天左右。同时，他建议缩小对餐饮场所的排查范围，仅限于宽平区，重点排查低档小吃如麻辣烫之类，尤其是案发现场附近。
在他看来，凶手身体强壮，基本可以排除吸毒的可能。那么，罂粟壳应该不是他满足毒瘾所需要的。同时，罂粟壳被掺进麻油膏里，凶手在自家食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普通人很难购买到罂粟壳，更别说是掺好罂粟壳的麻油膏。由此推断，凶手应该是在外用餐时食用了含有罂粟的麻辣类食品。从罂粟壳的成瘾效果来看，凶手必然在短时间内反复多次食用这种食品。作为一个经济状况较差的体力劳动者，他不可能频繁出入高档餐饮场所。因此，他只能选择那些低档小吃，其中，价格低廉的麻辣烫是最有可能的。
专案组的全部人马都被派下去搞排查。方木没闲着，也来到案发现场附近去碰碰运气。在调查走访中，得知有一家麻辣烫非常有名，虽然门脸不大，且位于某居民小区内，但每天顾客盈门，甚至有人坐很远的公共汽车来吃一碗。方木的直觉告诉他，凶手就在这家麻辣烫的食客之中。前往调查几次之后，在上一次案发后的第七天中午，方木再次来到这家麻辣烫。果真，他“偶遇”了那个大胡子食客，并且在他身后目睹了整个“发病”过程。
朱志超，男，36岁，汉族。被捕前系C市同发热力公司装卸一车间的工人。
1992年，朱志超技校毕业后，顶了父亲的班，进入同发热力公司工作。
1997年1月，朱志超同本单位女工傅华结为夫妇，并和朱志超的父亲一起居住在同发热力公司家属区中。这套住宅是同发热力公司的前身——C市第二热电厂分配给朱志超的父亲的。房屋面积为44平方米，且距离三个案发地点都没有超过五公里。同年7月，朱志超的父亲病逝。
1999年，朱志超夫妇协议离婚，没有子嗣。之后，朱志超一直居住在父亲留下的房子里，没有再婚，也没听说他交往过女朋友。
据朱志超的工友讲，朱志超平时沉默寡言，干活时很下力气，所以，一直和大家相处得不错。但是，一些比较熟识的工友说他这人有些怪毛病，每隔一段时间就变得情绪暴躁，稍稍招惹他，轻则挨骂，重则挨打。可是，几天后又会恢复常态。工友们背地里说他这是“来月经”。
朱志超离婚后，精神状态变得越发不可捉摸，并有数次拦截、骚扰本单位女工的情况。单位领导念在他是老员工的后代，又离了婚，于是就安排调解赔钱了事。
朱志超的这些怪异行径也得到了前妻傅华的亲口证实。傅华称，当初决定和朱志超处朋友，就是看上他老实、话少。
可是随着交往的加深，傅华发现朱志超会经常性的情绪失控。有一次在外面吃饭，仅仅因为服务员上菜慢了一些，他就大发脾气，甚至雾动手打人。
婚后，朱志超的勤快和吃苦耐劳曾让傅华感到满意。然而，在他性格中怪异的一面也逐渐凸显出来。更让她苦不堪言的是，朱志超的性欲远远强于普通男性。即使在她身体不方便的时候，也会强行要求同房。特别是在朱志超情绪格外暴躁的期间，会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对傅华施以暴力。
傅华逐渐意识到朱志超的精神出了问题，他本人却拒不承认。
后来，在傅华的追问下，朱志超的父亲说儿子曾经在上小学的时候，从单杠上摔下来，昏迷了整整两天一夜。苏醒后就变得沉默寡言，偶尔会发脾气。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志超陷入情绪狂躁的频率越来越高。为了帮他成家，朱志超的父亲对傅华隐瞒了这件事。
傅华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要求朱志超立刻就医。朱志超强烈反对。傅华以不治病就不要孩子作为要挟，朱志超才勉强同意。不过，朱志超坚持要去外地就医，以免被熟人知晓，引起诸多不便。于是，朱志超夫妇来到省内J市安康医院就诊，被初步诊断为狂躁症，并建议入院治疗。因为工作的关系，朱志超没有同意，只是买了一些药物。医院建议他在服药的同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推荐下，朱志超在J市的一家心理诊所接受治疗。按照医生的安排，朱志超每隔两周来J市接受心理辅导。
半年后，朱志超的精神妆态有所好转。孰料，负责对朱志超进行治疗的医生因牵涉进一起刑事案件，心理诊所被迫关闭，治疗也不得不中断。
朱志超深受打击，拒绝再次就医，精神状态比就诊前还糟。傅华见朱志超康复无望，遂与其离婚。
朱志超被捕后，对自己实施的三起入室强xx杀人案（其中一起为犯罪预备）供认不讳。同时，警方对朱志超的指纹、足迹以及血液样本进行了提取。经鉴定，与前两个案发现场提取到的痕迹物证可做同一认定。鉴于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宽平分局拟将全部案卷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被羁押期间，朱志超多次提出要吃麻辣烫，甚至不惜以自残相要挟。听取看守所的汇报后，警方如实告知朱志超，那家麻辣烫在麻油里掺入罂粟壳，已被勒令停业，相关责任人员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已被刑事拘留。
朱志超得知后，情绪愈加狂躁。某日深夜，朱志超在监房里公然自渎，还打伤了另一名被监管人员。
同时，为朱志超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向警方提出，要对朱志超进行精神鉴定。警方做出同意的决定，委托省司法鉴定中心对朱志超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进行鉴定，并提交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司法鉴定中心在半个月后完成了鉴定工作，并出具了鉴定报告。报告显示，朱志超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且案发时处于发病状态，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报告引发被害人家属的强烈不满，并提出申诉。警方再次委托权威机构对朱志超进行精神鉴定，结论与之前并无二致。
鉴于朱志超在案发时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因此，警方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并锯除对朱志超的刑事强制措施。同时，由于朱志超没有法定监护人，经C市公安局决定，将朱志超送C市安康医院强制治疗。
时隔三年，朱志超居然出院了？
方木翻看着手里的复印件，那是一份市局出具的批准文书，同意朱志超出院，并转发给宽平分局及朱志超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方木想了想，忍不住问道：“朱志超这么快就痊愈了？”
“痊愈个屁！”边平骂道，“朱志超没有法定监护人，唯一的房产还是单位分配的，没经过房改，不能私自出售。所以，对他的收治费用都是由政府出钱——你明白了吧？”
方木点点头。对这种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通常由本地的安康医院负责。但是，各地对安康医院的建设和投入都严重不足。本来安康医院就屈指可数，在全国范围内都不超过三十所。床位和医疗经费一直是困扰强制医疗的头号难题。加之政府拨款少且不及时，很多被强制收治的精神病人稍有好转就“被治愈”了，草草打发出院了事。
像朱志超这样的人，一旦重返社会，无疑是一颗随时可能起爆的炸弹。
“你小子，平时多留点神。”边平指指方木手里的复印件，“最好随身带着伸缩警棍。万一朱志超找你报复，你也能抵挡一阵子。”
“嗯，放心吧。”方木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转身走了。
回到办公室，方木坐在桌前发呆。这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
对于朱志超出院这件事，方木倒不怎么担心会招致他的报复，只是觉得有些沮丧。查办这件案子的时候，方木对两次鉴定的结论持怀疑态度。但是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也够权威，方木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他并不是觉得必须处死朱志超，而是认为有必要把他和社会隔离一段时间，至少等他不至于危害他人的时候再出院。眼下这个现实，让方木有一些挫败感，就像被一个败局已定的对手突然翻盘了一样。
不管怎样，当务之急是要提醒朱志超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对他多加关注，如果他再有肇事肇祸的苗头，也好提前预防。想到这里，方木查出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连拨几次，都是占线。想必那里也是业务繁忙。
其实，即使有所提醒，在治安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民警们也很难分出精力去关注一个精神病人。此外，自己以犯罪心理研究室的身份，也难以要求派出所加强对朱志超的监控。想到这里，方木暗自提醒自己，下次看到杨掌武，委托他跟宽平分局打个招唿，也许力度更大些。
主意打定，方木开始着手处理边平交给自己的任务。他打开计算机，调取几年来处理过的案件，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按照时间顺序一一查看起来。
从警以来，如果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情况及精神状态来看，教化场案和暗河案无疑最具有典型意义。时隔多年，PTSD（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患者们无助的眼神和陆家村村民的群体兽性仍让他记忆犹新。随着鼠标的滑动，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屏幕上逐个呈现……
罗家海、谭纪、姜德先、曲蕊、陆天长、梁四海、肖望……
在最终形成的案例汇编中，他们会被称为某某，然后在白纸和油墨中，将那些骇人的罪行一一重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在犯罪史上获得了永生。而在那些被伤害的人的记忆中，又何尝不是？
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不曾离去，牢牢地驻扎在回忆的某个角落里，等待那个把他们送入地狱的人重新开启那扇门。
那个人，就是方木。
然而，这些在硬盘上占据了相当空间的案例，却丝毫不能让方木感到自豪。相反，重新回顾那些浸透鲜血的日子，让他的心情愈加沉重。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置身事外。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他不是裁判者，而是参与者。那些名字和曾经的往昔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抑或一棵树的根茎。
包括那些他终生不想再触碰的部分。
方木拉开最底下一层抽屉，在书本和档案下面，一个黑色的U盘静静地躺在那里。
U盘里只有几个文件夹。方木的目光依次扫过“第七个读者案”、“马凯案”，最后，鼠标的箭头停在一个命名为“孙普案”的文件夹上很久。
他深吸一口气，双击。
密密麻麻的图标呈现在屏幕上，有图片，有表格，也有文本文件。与之前查看过的案例不同，这些档都没有规范的编号。
因为，这是属于方木自己的回忆。
方木点燃一支烟，单手托腮，打开一个命名为“1（理查德？拉米雷兹）”的文档。
这一看，就是整整一天。再抬头时，窗外已是暮色深沉。公安厅大楼里的灯光陆续熄灭。方木坐在越来越黑的办公室里，不想动弹。
朦胧中，那些人围坐过来，静静地注视着方木，似乎想在他脸上寻找生前未知的答案。
有些“为什么”，并不是想知道真正的结果，只是因为不甘心。
方木同样回望着他们，心下一片平静。
所谓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善的，恶的，都只存乎一心。死亡或者生存，都足以让我们心存感激。在人生的列车上，我们仅是彼此的旅伴而已。我要做的，只是留存你们的票根，然后告诉其他人，如何学会更好地活，避免最差的死。
于是，他们起身离去，一个个消失于浓重的黑暗中。走在最后的，是他。
他也许不是方木生平遇到的最强悍的对手，但绝对是最疯狂的一个。
他依然带着额头的弹孔，深陷，空洞。步履飘忽，似乎又触手可及。就连他脸上那充满嘲讽和挑衅的笑容，都清晰可辨。
方木静静地看着他，就像在地牢里的对视一样，直到他和他脸上的笑容，都消散于空气中。
这时，一声“叮铃”让方木回过神来。手机屏幕上显示出一条新短信：我下班了。
是廖亚凡发来的。
方木活动一下发麻的手脚，起身收拾东西。临走时，他又回到办公桌前，在记事本上写下：向J市公安局调取孙普案的全部案卷资料。唯恐不够鲜明，方木在这段话下连划几道粗线。
孙普案一定要收录进案例汇编，不为别的，只为这段不容回避的记忆。
车开到市医院门前，方木远远地看到廖亚凡站在路边。车还没停稳，她就拉开车门跳上来。
“冻死了冻死了。”她把手按在出风口，“你怎么才下班？”
“有工作要做。”方木调高空调的温度，“上班第一天，怎么样？”
“还好。”廖亚凡有些兴奋，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今天的种种经历。
车内的温度渐渐升高，廖亚凡身上的消毒水味也越发明显。方木吸吸鼻子，忽然感觉它比那些廉价香水要好闻很多倍。
“怎么？”廖亚凡注意到方木的动作，急忙拉过衣服嗅来嗅去，“我身上有怪昧？”
“没有。”方木笑笑，“白衣天使的味儿。”
廖亚凡松了口气，脸却红了起来。
“我还以为沾到脏东西了呢一今天帮一个女的擦身来着。可惜啊，长得很漂亮，却是个植物人。”
回到家，做了简单的饭菜。吃饭期间，廖亚凡一个劲儿地说着医院里的事。方木哼哼哈哈地听着，脑子里想的却是别的事。偶尔回过神来，他忽然意识到，这日子，终于有点过日子的样儿了。
吃过饭，廖亚凡自告奋勇去洗碗。接下来，她站在衣柜前挑选明天要穿的衣服。挑了半天，又一股脑地塞回去。
“唉，选了也是白选，反正还得穿工作服。”
只安静了一会，廖亚凡又忙活起来。她把背包清空，然后仔细地选择上班要用的东西。大到钱包、钥匙，小到润唇膏、护手霜，分门别类，一样样装好。最后，趁方木“没注意”，偷偷地塞了一包香烟进去。
折腾到十点，廖亚凡终于回房睡觉了。方木松了口气，也在沙发上睡下。经过前段时间的紧张与忙碌，忽然放松下来，他还一时不能习惯，半梦半醒的状态维持了很久。
朦胧中，方木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想着案例汇编的事情。
他一下子清醒过来，随即，一个名字在脑海中清晰无比：孙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