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医院建在一座庭院里，这座庭院，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苏区建起来之后，大户人家便举家迁到了长沙，扔下这套房子，后来这个庭院便成了瑞金苏区的医院。庭院分上房下房及东西厢房，大小有几十间，庭院中间有一个花坛，花坛里的秋菊，正浓艳地开着。
陈毅正住在正房的一间病房里，他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多月了。8月下旬，他随周恩来去兴国前线，正赶上高兴圩那场战斗，陈毅亲临前线指挥，一发炮弹在指挥部门前爆炸。就是那发炮弹让陈毅的腰及臀部多处受伤。这使陈毅异常恼火。
现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显得有些冷清。大部分伤员都出院了，就是有些重伤的，经过一段时间调养，也被部队接回去了。医院外面就是一条街道，这些日子，那条街道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一天到晚，不停地是人喊马嘶，部队似乎在不停地集结，还有母亲送子参军，媳妇送丈夫参军的，他们的告别声清晰可辨。医院里，那些医生护士也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一些坛坛罐罐的家当，也不停地在搬来搬去。
凭经验，陈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部队要有大的行动了。这更增加了他对腰伤的恼火。
更让他恼火的是眼前苏区的现实。早在1929年，陈毅便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风风雨雨东拼西杀，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亲眼目睹了这拥有35个县、300多万人口的土地上在1931年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了红色首都。可以说，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国元勋。可这一年多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却接二连三地失利，红色苏区在一点点地缩小。他眼见着眼前这种局面，急在眼里痛在心上。
就在部队即将又要行动的时候，他仍躺在病床上。他想到外面院子里走一走，他喊了几声护士，想让她们帮自己一把，可那些忙碌的护士医生们居然没有听到他的喊声。他想骂娘，想摔东西，他伸手抓过喝水的缸子想摔出去，想了想，又停下了。这时，他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他从那沉稳又矫健的脚步声中听出是周恩来在向这里走来。果然，门帘一动，周恩来走了进来。陈毅握着喝水缸的手慢慢移开。
周恩来笑着开玩笑道：你这病号泡得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出院了。
陈毅想从床上坐起来，可他刚一动伤痛使他重又躺下了，他愁眉苦脸地冲周恩来道：周总政委，你算猜对了，我做梦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周恩来帮陈毅掖了掖被角，拉了把椅子坐在陈毅的床边。
陈毅歪过头冲周恩来说：我知道部队要有大动作了，让我干什么，快说吧。
周恩来也不想兜圈子，他这次找陈毅就是为这次部队行动而来的。他拉过陈毅的一只手，用力握了握，然后正色道：中央委员会决定几天后撤离苏区，向西转移，再建立新的根据地。
陈毅点点头，他从周恩来的手中已感到这次决定的重要。
周恩来又说：中央委员会决定你不随主力撤退，仍留在苏区。
留下的还有谁？陈毅从周恩来手中抽回了手。
项英。周恩来缓缓地说：你负责军事指挥，他负责全面工作。
陈毅半晌没有说话，他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直是“苏俄”路线在领导着红军，使红军遭受了一次比一次惨重的损失。
周恩来又把留守人员的情况简单地向陈毅做了介绍：留守部队是一支2．5万至３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有1万人是伤员，许多人是重伤员，根本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中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都是赤卫队，很多人从来没有握过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调集起几十万人的部队。
陈毅一言不发，他甚至没有询问将留给他多少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多的，因为从红军初创时期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够过。
周恩来心里也清楚，他这次向陈毅传达这种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
当时考虑到把陈毅留下，作为周恩来，他了解也相信陈毅。陈毅在这里战斗多年，不仅了解城市，包括农村的山川河流也是了如指掌。一个多月前，陈毅又受了重伤，若让陈毅随大部队转移，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周恩来见陈毅不语，又问起了他的伤情。
陈毅皱着眉头说：医生还没有把那些碎骨片取出来，真该死！陈毅狠命地用手擂了一下床头。
周恩来喊了一声：警卫员。警卫员应声走了进来。周恩来说：去把院长找来。
警卫员去了，不一会儿40多岁的戴眼镜的院长走了进来，叫了声周总政委，便立在一旁。
周恩来说：给陈将军照一个片子吧，要想方设法把碎骨取出来。
院长为难地搓着手道：根据指示，我们已把Ｘ光机打了包装。
那就再拆开。周恩来说。
好吧。院长眨眨眼，冲陈毅歉然道：我们也是根据上级命令把Ｘ光机打包装的，请您别在意。
陈毅冲院长理解地点点头。
院长退出做准备去了。
周恩来再一次握紧了陈毅的手道：那我就告辞了。
陈毅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一直看着周恩来的背影消失。
作为一个军人、将军，陈毅明白也理解什么是命令，他心里再不痛快，在任务面前还得想方设法去努力完成好这项工作。即使到后来，他与项英合作时，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还是顾全了大局，在赣南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
就在周恩来去医院看望陈毅，并把中央委员会留下陈毅的决定转达给他时，博古也在和项英进行一番有意味的交谈。
项英的住所是一座古旧但却宽大的庭院，他的庭院中不仅盛开着菊花，几株丹桂也在散发着浓香。庭院的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杉木桌。此时是晚上，一盏油灯忽明忽暗地在两个人之间燃着。李德坐在床上，处于灯影的暗角处，此时项英看不到李德的表情。李德说的每一句话，都得靠博古从中担任翻译。警卫员倒水后，项英就让他出去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好不要让外人听到。
博古瞅着项英的脸一字一句地道：留下的这些人，你是中央分局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对留下的其他人你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项英沉思了一下，声音不大地道：意见么倒是没有，不过，有些人你是知道的，在路线、原则上总是不那么令人放心……
博古知道项英说的是陈毅，他喜欢干脆，不喜欢项英的吞吞吐吐，他不等项英把后半句话说完，接过话茬说：让陈毅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是否合适，可以考虑。一是他现在的身体，主要是他的情绪，这也是李德最关心的。
博古说完看了眼床上的李德，李德似乎明白了两个人交谈的内容，也在暗影里点点头。
项英沉吟道：这个人我清楚，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动摇性，很容易倒向右倾机会主义。他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关于办事处的事，我可以兼管，至于他的情绪，可以展开斗争嘛，真理总归是真理，反正他也是在分局的领导之下……
博古很快把项英的意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一动不动地听着，最后冲两人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地道：红军主力西征，苏区斗争将会是艰苦的，政治上我们对你是放心的，你可以兼任根据地的司令和政委。
项英听了博古翻译出李德的话，他的腰在不易察觉中向上挺了挺，他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同时他又异常感激李德、博古两人，他觉得这是领导对他的信任，这种信任让他周身的血液流得更加畅快和汹涌了。他同时也清楚，中央分局书记这一职务，按理说应该由中央苏区的奠基者毛泽东担任。正因为临时中央对毛的不信任和戒心，才把这一艰巨而又沉重的担子交给了他。李德又把贺昌留下了，让贺昌当政治部主任，贺昌历来都比较听话，这一点项英很感激李德、博古考虑问题的细致，陈毅暂时不能工作，这也是项英求之不得的。在工作中，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那样才是自由的，顺畅的，可他仍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少得几乎干不成什么大事，于是他把这一想法提了出来。
李德自然有李德的考虑，他心里清楚，这次部队西征转移，前途将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关于苏区的兵力多少那是次要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都不能保卫苏区的安全，难道留下一两万人就能使苏区不落入敌人手中吗？这是不可能的，中央苏区留下一部分人，他们曾经过多次的考虑，留下这些人，对伤员的安置是一种办法，他们这次西征，一不能带着伤员走，二也不能不给敌人留下一个包袱，那就是让一部分武装力量牵制敌人，使主力部队的转移能更从容一些，另外那就是他们都坚信苏区还是有生还希望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主力部队还会打回来。现在项英向他叫苦兵力的事，使他有些不快但还是沉稳地说：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艰巨，主力的西征，敌人必然围追，这也减少了苏区的压力，另外关于兵力问题，除归你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三个团，再加上一些各县的独立营和赤卫队，全部武装差不多已有3万人了……
博古也说：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了，还有近两万的伤员，早晚也都是战斗力量。
可眼下这些伤员只会是负担。项英苦着脸说。
那就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这是革命的种子，让他们在群众中发芽，开花。
博古一边说一边挥着手。
项英又想到了这次留给他的那些年老体弱的老同志，像何叔衡、瞿秋白这样的老同志，他明白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随大部队走，一来是这些人的身体不允许，二来大部队的负担也够重的了。看来只有等以后有机会把这些老弱病人送到上海去养病了。想到这儿，他冲李德点点头，算是对决定接受认可了。
李德从床上下来，站到墙上贴着的那张地图旁，项英端着油灯走过来，博古插着腰站在了两人中间。
李德指着地图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空地说：你们的分局就是要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另外要死死地拖住敌人。
博古补充道：你们要有信心。
项英刚才对苏区的存亡还是抱着悲观的态度，此时面对着苏区这张地图，使他又坚定了自己乐观的想法，他坚定地说：你们放心好了，等你们回来时，苏区的面貌将会大变的，你们这次西征，我担心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倒是周恩来，你们应注意这个人，我发现此人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这个人很容易转向……
李德没急于说话，他点燃了支“美丽”牌香烟，这不用项英提醒他也清楚，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周恩来仍提倡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术，在正式场合就提出过两次，都被他和博古给否决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术、打法，虽然周恩来没再说什么，但他可以看出周恩来一直不太满意，只是暂时保留意见而已。他当然对周恩来有独到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带着个人的好恶和恩怨，但也不能不说是反映李德当时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在以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中，有这么一段：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求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20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
项英在长征前夕，提醒李德和博古注意周恩来的转向情绪，李德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和夸大，他相信部队这次西征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相信周恩来会转向。直到此时，他仍坚信自己牢牢地控制着红军最后的决策权，他一点也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就是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放弃了与2、6军团会师的想法，北上陕北，他也没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想法。至于红军在陕北会师，最后发展壮大起来，那是后来的事情，况且若坚信自己的与2、6军团会合主张，也不能说以后红军就没有出头之日。
当李德和博古走出项英的庭院时，夜已经很深了，远处红军营地里仍是一片忙乱的景象，李德看到眼前的一切，心里说不上踏实，也说不上不踏实，他不知道十几天以后，部队转褹E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不测。
早在拟定走留人员名单时，周恩来曾给毛泽东看过一份名单。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被编入了中央纵队的休养连，毛泽东面对着这份长长的名单，并没有说什么。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走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还是西征也颇费了一番脑筋。
毛泽东现在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苏维埃之后已毫无意义。如果把毛泽东留下，他很可能东山再起，当初毛泽东也就是率领千八百人马来到井冈山，后来与朱德的队伍会合，创建了大片苏区，使红军这支队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相信毛泽东有这个能力，如果把毛泽东留下，让他再把苏区闹得红火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希望让苏区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那样，即使再有十个八个苏区，对他们来说也是无益的，最后他们选择了项英。
李德当然对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认识，在他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是一个身材修长，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次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讲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总有一定含意或暗示。很长时间，我一直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毛泽东家乡很普通。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的革命者的粮食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关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片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硼。”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我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常常讲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那些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农、手工业者……
基于李德对毛泽东的认识，他们把毛泽东放在中央纵队，跟董老、谢老、徐老等人放在一起，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李德和博古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的接触机会，因为在西征的情况下，不可能创造出那样的机会，即使是洛甫、王稼祥，他们身体都不好，连行军都要坐在担架上，他们之间又能有多少活动机会呢？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对毛泽东是放心的。
他们最后决定，让毛泽东随队伍西征。
毛泽东在看过周恩来给他的那份去留名单后，久久不语。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离开亲手创建的苏区，从感情上他是难过的，让他离开部队，他同样的失落。他一时说不清孰重孰轻？那时他甚至有一个闪念，走与留利弊各占一半，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平静的。即使在那时，他也不曾预料到此次红军西征的命运。他在等待时机，然而在西去的征途上，是毛泽东最后的时机，部队在湘江岸边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之后，使人心再一次倾注到他毛泽东这一边，于是才有了以后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也就从那时起，毛泽东重新树立起重整红军命运的决心，毅然抛弃与2、6军团会合的打算，一直向北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