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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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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下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陈代,是孟子弟子。枉,是屈。直,是伸。八尺叫作寻。田,是田猎。虞人,是守苑囿之官。元字,解作首字。

昔战国时,游说之士多干谒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己往见。弟子陈代疑其过于自高,乃以己意问说:“君子以行道济时为急,得君而事,乃其本心。今夫子不肯往见诸侯,固为守身之常法;然以我观之,似是小节不必拘也。今若肯往见诸侯,必尊礼而信用之,大则佐其君拨乱反正,行汤、武之王道;小则佐其君招携怀远,成桓、文之霸功。似这等俊伟光明的事业,只在一见之间,夫子犹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书上说:‘人之处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则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在君子宜若可为也。’然则往见诸侯而成王霸之业,是舍小节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寻’之谓也,何为而不可耶?”孟子答说:“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于义,不当往见耳。不观虞人之于齐景公乎?昔景公出猎,以虞人当有职事,使人持旌节召之。古时人君召见臣下,各有所执以为信;召大夫方用旌节,若召虞人,当用皮冠。那虞人见以旌召他,非其官守,不肯往见。景公怒其违命,将欲杀之。孔子见虞人能守其官,因称他说:‘世间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贫穷,就死无棺椁、弃在沟壑,也不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躯殉国,就战斗而死、不保首领,也不顾避,正此虞人之谓也。’夫孔子何取于虞人而称美之若此?只为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故耳。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况不待诸侯之招而往见,其如屈己何哉?故不见诸侯,乃义不当往,非故自为尊大也。”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

孟子承上文说:“君子出处进退之间,不当计较功利,只论义之可否而已。彼谓枉尺直寻在所可为者,乃是在功利上计算,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计利之心,则不论可否,惟利是徇,岂但枉尺直寻甘心为之?虽使枉寻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于丧节败名可以邀一时之利,亦将不顾而为之欤!不知君子之心,不计其终之直与不直,只论其始之枉与不枉,故惟义之与比,而不肯徇利以忘义也。况利害得失,不惟不当计,亦有不可得而趋避者。一有计利之心,则利未必得而害已随之矣,岂但枉寻直尺而已哉?”

“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赵简子,是晋国大夫,名鞅。王良,是善御的人。嬖奚,是简子幸臣。乘,是御车。范,是法。诡遇,是随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思。舍,是发。贯,惯习。

孟子承上文说:“计利忘义,岂特士君子所不当为,即一艺之士亦有不肯为者。昔赵简子使其幸臣嬖奚田猎,命王良与他御车。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一禽。嬖奚复命说:‘王良乃天下贱工,不善御车,所以不获。’或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损了他善御之名,乃请再与之御,以试其能。那嬖奚不肯,强之而后往。自晨至食时,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复命说:‘王良乃天下良工,善于御车,所以多获。’简子说:‘我使王良专与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肯,对说:‘这获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废法曲徇之所致也。盖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谋。前者我以御车之法驰驱正路,嬖奚不能左右迎射,故终日不获一禽。今我不由正道,只看禽所从来,迎而遇之,他才会迎着射去,一朝而获十禽。是嬖奚之射,必使御者废法而后可中也。《诗经•车攻》篇有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是说御车之人不曾失了驰驱之常度,而车中射者发矢必中,就如破物一般,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为之诡遇而后获禽,乃小人之所为耳。我不惯与小人乘。请辞。’由此观之,则王良之所以称为善御者,在能循正道,不在诡遇以求获也。射御且然,而况出处大节,其可苟且以就功名之会乎?”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是阿党。

孟子承上文说:“王良以御得名,嬖奚以射为事,皆不过一艺之微耳。今使御者与射者私相比合,废其驰驱之法而求获禽之利,犹以为小人之事而羞之。推其心,即使一时阿比,而所得禽兽积如丘陵之多,亦所不为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况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计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见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为其然哉?且子以利害计算,亦已过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必自处以正,方能正人。夫苟枉己以从人,则轨范不端,本原不正,欲行道济时以成霸王之功,无是理也。夫使枉尺而可以直寻,君子犹且不为,况枉己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则不见诸侯,乃君子自守之大义,不可以小节视之也。”时至战国,士风大坏,纵横游说之徒惟利是图,不顾礼义。故虽从游于孟子者,亦有枉尺直寻之言。岂知圣贤之道,以出处进退为大节,故宁终身不遇,而不肯一屈其身以求用于世,盖必如是而后可以正天下也。后之用人者,诚以进退出处之际观其大节,则枉直不淆,而举措无不当矣。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景春、公孙衍、张仪,都是战国时人。熄,是宁息。顺,是阿谀、苟容的意思。夫子,指女子之夫说。

当时列国分争,游说之士往往以纵横之术窃取权势,震耀一时,公孙衍、张仪尤其著者。故景春羡慕之,问于孟子,说道:“我观当时之士,如公孙衍、张仪二子,岂不诚然为大丈夫哉?如何见得?盖方今诸侯力争,天下多事。他若有所愤怒,即能动大国之兵,使诸侯恐惧;他若安居无事,即能解列国之难,使天下宁息。以一人之喜怒,系一世之安危,是何等气焰,非大丈夫而何?”盖景春但见二子权力可畏,遂以大丈夫目之,不知圣贤之所谓大,有出于权力之上者。故孟子晓之说:“仪、衍所为如此,安得为大丈夫哉!夫大丈夫之道,与妾妇不同,子岂未曾学《礼》乎?《礼经》上说:丈夫行冠礼,其父醮而训之;女子出嫁,其母亦醮而训之。嫁时送之于门,戒之说:‘女今归于夫家,必要敬谨,必要戒慎,惟夫子之命是从,无得违悖。’母命若此。可见以顺从为正者,乃是为妾妇的道理。今二子虽是声势权力炫耀一时,其实有所喜怒,是揣摩诸侯之好恶而顺从其意,乃妾妇者流耳,岂大丈夫之所为哉?”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广居,指仁说。正位,指礼说。大道,指义。淫,是放荡。移,是变易。屈,是折挫。

孟子承上文说:“吾所谓大丈夫者何如?盖仁统天下之善,乃广居也。彼则存心以仁,兼容并包,而无一毫之狭隘,是居天下之广居矣。礼嘉天下之会,乃正位也。彼则持身以礼,大中至正,而无一毫之偏党,是立天下之正位矣。义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则制事以义,明白洞达,而无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见用于时,则推仁、义、礼之道而公之于民;如不得志,而隐居在下,则守仁、义、礼之道而行之于己。时而处富贵,虽丰华荣宠不能荡其心;时而处贫贱,虽穷困厄约不能变其节;时而遇威武,虽存亡死生在前不能挫抑其志。这等的人,论学术则精纯粹美,而无权谋功利之私;论设施则正大光明,而无阿顺依违之态: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也。二子何人,可以此称之哉?”要之,孟子之所谓大者,是在道理上说,其大在己。景春之所谓大者,是在势力上说,其大在人:正君子小人之分也。然所谓大丈夫者,惟孟子足以当之。乃战国之君,溺于功利而不能用,至使仪、衍之流得以逞其喜怒,而操纵诸侯之权,岂非世道之一厄哉?后之用人者,可以鉴矣。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弔。’”

周霄,是魏国人。无君,是不得仕而事君。皇皇,是有所求而不得的模样。疆,是本国的疆界。质,是执贽以见君,如大夫执雁、士执雉之类。弔,是悯恤的意思。

昔孟子以道自重,不见诸侯。周霄欲讽其出仕,先设问说:“古时君子,亦欲得位事君否乎?”孟子答说:“君子抱道负德,本欲出而辅世长民,为何不仕?《传记》有云:‘孔子若三个月不得君而仕,即彷徨不宁,如有所求而不得;及其失位去国,则必载贽以往。’盖贽是见君的礼仪,若所适之国君有用我者,则执此以见而事之耳。公明仪曾说:‘古之人若三月无君,则人皆悯恤而来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即此而观,可见君臣之义等于天地,虽圣如孔子、贤如公明仪,皆不能忘情于仕如此。则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三月无君则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以,是已甚的意思。黍稷,叫作粢。在器,叫作盛。缫,是治丝。衣服,是祭服。田,是祭田。牲杀,是特杀之牲。宴字,解作安字。

周霄闻孟子之言,遂问说:“三月无君,其时未久,遂至于相弔,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孟子答说:“三月无君则吊,非是急于功名,只为情理所在,关系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犹诸侯之有国家;士若失位,就如诸侯失了国家的一般。何也?盖古人最重祭祀,必有田禄之入,方能举祭。《礼经•祭义》上说:‘诸侯亲耕籍田,率庶人终亩,待其收获,藏之御廪,以奉祭祀之粢盛。夫人亲蚕、受茧、缫丝,以颁之世妇,使为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是诸侯能备祭祀,以其有国也。假如诸侯失了国家,则牺牲不能成,粢盛不能洁,衣服不能备,就不敢举祭了。虽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尽乎?为士的也是如此。《礼记•王制》上说:‘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假如士失了官位,即无祭田。无田,则牲杀之具、器皿之资、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备,也不敢举祭了。既不敢祭,则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悚惧,而不能一息自安者。故三月无君,即废一时之飨,而有亏于奉先之孝矣。这等样情事不堪,亦不足弔乎?是知三月而弔者,非弔其不仕,乃弔其失祭也。子何以谓之太急耶?”

“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周霄闻孟子之言,又问说:“三月无君,不得尽奉先之孝,是诚可弔也。乃若一去其国,必载贽以往,这等急于得君,又是为何?”孟子晓之说:“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犹农夫之耕,本以谋食。见君不可无贽,耕田不可无耒耜,其义一也。农夫虽至他处,亦不能不耕;既欲耕,则必用耒耜。岂谓离了本土遂舍其耒耜而不用哉?士虽至他国,未尝不欲仕;既欲仕,则必用贽以见君。亦岂以出疆而不载贽乎?”盖上下之交,固自有道,而进退之际,尤必有礼,士岂有无羔雁之贽而可以见君者哉?然则君子之欲仕而不轻仕,周霄可以自悟矣。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晋国,即是魏国。韩、赵、魏分晋,谓之三晋,所以都称晋国。仕国,是游宦之国。媒妁,是议婚之人。穴隙,是壁间空隙。

周霄设辞探问,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讽之说:“据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谓急矣。然晋国亦士君子游宦之国,未尝闻有无君则弔、出疆载贽这样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则君子亦当易于仕矣,乃又不见诸侯而难于出仕,却是何故?”孟子答说:“君子之心,岂不欲仕而得位?但出处进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故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是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才好婚配而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钻穴隙以相窥,逾墙垣以相从,这等污辱苟合,不惟为父母者贱而恶之,举国之人皆贱而恶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未尝不欲仕,亦如为人父母之心,未尝不愿男女之有室家,但必识去就之义,明进退之礼,又以不由其道为耻。若不得诸侯之招而屈己往见,这便是不由其道,与钻穴隙相窥的一般,人之贱恶又当何如?然则士之不见诸侯,正恶不由其道也,岂以欲仕之急而遂轻于仕哉?盖君臣之大义,虽一时不容少缓;而出处之大节,则一毫不可或逾。苟以欲仕之急而贻可贱之名,即终身不仕,君子有甘心自守者矣,况三月无君耶?”世之为君者,知士之欲仕,而遂其致君泽民之心;又知仕之有礼,而全其直己守道之志,斯上下交而德业成矣。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彭更,是孟子弟子。后车,是随从之车。传,是乘传,即今驰驿便是。泰字,解作侈字,是过分的意思。

孟子在当时应聘列国,车徒甚众,诸侯之廪饩甚丰。弟子彭更疑其过分,乃问说:“今有一介之士,周流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乘传而食于诸侯,岂不过于侈泰乎?”孟子晓他说:“君子之处世,其辞受取舍,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不当得,则虽一箪之食,极其微细,亦不可受之于人,况传食乎?如道所当得,则虽虞舜以匹夫受尧之禅而有天下,亦不可以为泰。子岂以舜之受尧为泰耶?如不以舜为泰,则士之传食犹其小者,亦不可以泰视之矣。”夫尧、舜之授受,与士人之辞受不同。孟子特举其最大者,以明义之当否耳。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

事,是事功。羡,是有余。梓匠,是木工。轮舆,是车工。

彭更对孟子说:“舜受天下于尧,此是他功德隆盛,天与人归,所以有此。吾所谓泰者,非谓是也。盖以一介之士,未事诸侯,上无功于国家,下无功于民庶,而偃然食人之食,略不辞让,则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为不可耳。”孟子晓之说:“子以士为无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试以农工之事观之。且如农人种粟、女子织布,各有所为之功,与所司之事,不能相兼。若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余补彼之不足,则农夫必有余粟,而不足于布;女子必有余布,而不足于粟,此势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于通融,则我之所不能为者,必待人为之。如造室的梓人、匠人,造车的轮人、舆人,虽一艺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于此,以先王之道莫大于仁义,而仁义之实不外于孝悌;二者独能入而孝亲、出而悌长,守先王仁义之道于当时,使异端不得淆乱;传先王仁义之道于后世,使后学有所师法,继往开来,有功于世道如此,不特一梓、匠、轮、舆之事也。乃反以为无功,而不得食于子,是何尊重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之士哉?知仁义之不可轻,则士之传食于诸侯,非无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

彭更因孟子之诘,乃变其说以应之,说道:“吾非敢尊梓、匠、轮、舆而轻仁义之士也。诚以梓、匠、轮、舆乃技艺之流,原其本心,固将以艺求食耳,食之可也。若君子为仁义之道,其抱荷甚重,其期待甚高,岂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志非在食,而乃传食于诸侯,此吾所以谓之泰耳,岂可以梓、匠、轮、舆例论乎?”孟子折之,说:“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与人,何必问其志为哉?惟当计其功之多寡,以为廪饩之厚薄。其人果有功于子,于理当食,即当称其事以食之耳。然则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其功则可食也。如以其志而食之,是率天下而为利矣,岂尚贤论功之道哉?”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是墙壁之饰。

孟子承上文诘彭更说:“劳力者食于人,用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问子:平时以食与人,果以其志在求食,遂食之乎?抑因其有功于子,乃食之乎?”彭更之辞已屈,又强应说:“食志。盖梓、匠、轮、舆之人,皆有求食之志,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与前所谓无事而食者,已自相背驰矣。故孟子又诘之,说:“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设使有人于此,毁败子之屋瓦,画坏子墙壁之饰,不但无功,而且有损于子;乃其人之志,却将以此求食,则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说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说:“毁瓦画墁,无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毁瓦画墁以无功不食,则子之食人原非为志,还是因其有功而后食之也。既曰食功,则有功于斯道者,亦在所当食矣。乃谓其无事而食,岂非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乎?”

夫孟子抱道德、言仁义,使其见用,必可以致帝王之盛治、开万世之太平,其功甚大也。战国之君,但知举尊贤之礼,而不能尽用贤之道,使其志不得行已,非孟子之初心矣。更也犹以泰议之,何其待君子之薄耶!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当时宋王偃尝灭滕,伐薛,败齐、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诸侯忌而伐之。故万章问孟子,说道:“宋,小国也,今兴问罪之师,伸弔伐之举,欲行王政于天下,亦可谓有志于复古者。奈齐、楚之君,皆恶而欲伐之。以无道而伐有道,曲直固有分矣。然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不知何如而后可乎?”万章之意,若谓行仁无救于成败,而欲问强国之术耳。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

葛,是国名。伯,是爵。放,是放纵。遗、饷,都是馈送。

孟子答万章说:“仁者无敌,王不待大。子岂以宋为小国,不足以行王政乎?试观成汤之事可见矣。昔成汤为诸侯时,居于亳邑,与葛国为邻。葛伯放纵无道,不祀先祖。汤使人问之说:‘国之大事在祀,尔为何不祀?’葛伯对说:‘祀必备物,吾为无以供牺牲也。’汤乃使人送与牛羊,以供其牺牲之用。葛伯自己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说:‘牺牲既备,何为不祀?’葛伯对说:‘祀宜黍稷,吾为无以供粢盛也。’汤乃使亳邑之民往为之耕,以供其粢盛;其老弱之不能耕者,往馈耕者之食。其厚于邻国如此。葛伯乃率其民,看有馈送酒食黍稻的,要而夺之;其不肯与的,从而杀之。有一童子,以黍、肉来饷,葛伯杀而夺取之。故《商书•仲虺之诰》曰:‘葛伯与饷者为仇。’即此杀童子而夺其黍肉之谓也。是汤固施仁于葛,而葛乃自绝于汤,弔伐之师,诚有不容已者矣。”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富,是利。匹夫匹妇,是指童子的父母。

孟子承上文说:“葛伯杀是馈饷之童子,则不惟绝邻国之好,而且戮无辜之民,其罪大矣!汤为是举兵而征之。四海之内,闻汤之征葛,都说道:‘汤之心非有所利于天下,只为童子以无辜见杀,其父母含冤无所控诉,故往征之,实为匹夫匹妇复仇耳。’盖惟成汤以弔民伐罪为心,故能取信于天下如此。”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弔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

载,是始。吊,是恤。徯,是待。

孟子承上文说:“当初成汤起兵征伐无道之国,自葛伯始。从此讨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则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则北狄怨之,说道:‘我等与彼国之民,都困于虐政,何不先来征我之国?’民之望汤来征,真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夫军旅所至,未有不罢市而辍耕者。乃汤师之来,归市者不止,而商安于市;耕耘者弗变,而农安于野,只是诛戮那虐民之君,抚绥那受虐之民。所以王师一来,就如时雨之降一般,民皆幸其复苏,欢然大悦焉。《商书•仲虺之诰》述当时之民说道:‘我民向在水火之中,待我君来救久矣。我君既来,庶几其无罹暴虐之害乎!’观《书》中所言,则当时之民心可知,其已至而悦之深如此。夫成汤能行王政,大得民心,自能无敌于天下。岂尝闻大国有恶而伐之者?”

“‘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绥,是安。匪,是筐篚。玄黄,是玄色、黄色的币帛。绍,是继。休,是美。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辞。

孟子说:“行王政而王天下者,不独成汤,至于武王亦是如此。当纣之时,周家王业已盛,八百诸侯皆来归服。其中有助纣为恶而不为周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东征以安之。惟此士女,都用筐篚盛着玄黄币帛而来迎,说道:‘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继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泽而见休美乎!’于是心悦诚服而归附于大邑周。其有位而为君子的,则以玄黄之币实于筐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为小人的,则盛着箪食壶浆以迎周之小人。这是为何?盖以商纣暴虐,民方陷于水火,武王兴兵征伐,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惟取其残民者诛之。除残之外,未尝妄有诛戮,故民怀其德,而以类相迎如此。其与成汤之时,民皆徯后来苏者,何以异哉?”

“《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太誓》,《周书》篇名。扬,是奋扬。凶残,指纣说。

孟子引《周书•太誓》篇所载武王誓众之词,说道:“我之威武奋扬,侵彼纣之疆界,声罪致讨,取彼凶残而戮之。虽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杀伐之功,因以张大。昔成汤尝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我亦能取彼凶残,以救民于水火之中,岂不于汤有光乎?’是武王行王政而王天下,亦未闻当时之大国有恶而伐之者也。”

“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承上文说:“成汤行王政,而徯后之民皆望汤以为之君;武王行王政,而见休之众皆望武王以为之君如此。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伯术服人,故见恶于大国云耳。苟能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若成汤弔民于大旱之后、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则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而有后我之怨、玄黄之迎矣。齐、楚虽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盖能行王政,则民心悦服,而无敌于天下;不能行王政,则民心不归,而受制于大国。然则人君欲自强者,亦在于行仁而已。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胜,是宋臣。傅,是教。咻,是喧哗。庄岳,是齐国里名。

当时,宋国之臣戴不胜者,素有志于正君,而未知荐贤为国之道,故孟子告之说:“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于当道?然涵养熏陶,非一日之功;维持匡救,非一人之力也。吾观子之事王,岂不欲使王之为善欤?然正君之道,子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且将学语一事来比方。假如有楚大夫于此,厌楚语为南蛮 舌之陋,而欲使其子学齐国之语,则将使齐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乎?”戴不胜说:“欲学齐语,必使齐人教之耳。”孟子说:“学齐语而使齐人教之,诚是矣。倘使居荆楚之地,傅之者止一齐人,而朝夕喧哗咻之者有众楚人,则听闻不专,积习难变,虽日加鞭挞而求其子之齐语,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齐国,使居庄岳之间,且至数年之久,则所与居者皆齐人,所熟闻者皆齐语,必然化而为齐;虽日加鞭挞而求其子之楚语,亦不可得矣。”由楚大夫教子之事观之,则知人臣之欲正君者,必使直谅多闻之士常接于前,谗谄面谀之言不入于耳,然后可以熏陶德性,变化气质,将日进于善而不自知矣。若小人众而君子独,亦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贤臣。长幼卑尊,都是指在朝之臣说。

孟子告戴不胜说道:“子知学语者在于精专,则知正君者成于多助,此非一人之力所能办也。今子谓‘薛居州,宋之善士也’,荐举于朝,使之居于王所,诚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王所的群臣,长幼卑尊都似薛居州之贤,则所闻皆善言,所见皆善行,王虽欲为不善,其谁与之为不善乎?如使在王所的群臣,长幼卑尊都不似薛居州之贤,则善言不入于耳,善行不接于目,王虽欲为善,其谁与之为善乎?今尔之所举,惟一薛居州,而不如薛居州者甚众,这就是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也。吾恐群邪必至于害正,孤忠不能以独立。虽有维持匡救之功,终是一暴十寒而已。即欲引君于善,其如宋王何哉?”故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必集众思,广忠益,使君之左右前后无非正人端士,而后君德可成也。若夫用贤之道,则又在人君之信任勿疑。苟谏不行,言不听,虽善士盈朝,亦何益之有哉?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

不为臣,是未曾出仕。段干木,是魏人。泄柳,是鲁人。已甚,是太过。迫,是求见之切。

孟子不肯往见诸侯,故公孙丑问说:“君子以济世安民为心,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见诸侯,不知果何义也?”孟子答说:“古之为士者,必委质为臣,有官守之责,则当奔走其职,以官而见。若未为臣,则无官守可召,无职事可见,惟当高尚其志,不见诸侯,此古之道也。然所谓不见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往见耳。若有尊贤下士之君,自来求见,则岂有终绝之理乎?昔魏文侯时,有个段干木,是未为臣的;文侯来求见他,乃逾墙而避去。鲁缪公时,有个泄柳,亦是未为臣的;缪公来求见他,乃闭门而不纳。二子之自处如此,是皆立己于太峻,拒人以太严,而为已甚之行者也。不知所贵于士者,岂必以隐为高、往而不返,然后为贤哉?惟君无下贤之诚,故士高不见之,节耳。今二君求见之意既如此其迫切,则二子见之,不为枉道,何必逾垣而避、闭门而不纳哉?是二子者,执礼义而失之太过,君子所不由也。”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

阳货,是鲁季氏家臣,僭为大夫者。欲见,是欲召见。瞰,是窥。亡,是出在外。先,是先来加礼。

孟子又引孔子之事以晓公孙丑,说道:“昔鲁国有阳货者,尝慕孔子之道德,而妄自尊大,意欲召之来见;又恐人说他见贤无礼,乃欲以术致之。他知道《礼经》上说:‘大夫有所赐于士,士在家拜受则已;如偶出在外,不曾得拜受于家,必亲往拜谢于大夫之门。’惟时阳货正僭为大夫,孔子为士。因使人探看孔子出外之时,将蒸豚馈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于家,必然往拜其门,可乘此以相见也。孔子虽不逆诈,亦不堕其术中。也探看阳货外出之时,乃往拜之。既答其礼,又不使他得见,可谓曲而尽矣。夫阳货虽非可见之人,然亦有愿见之意,孔子如何终不见之?盖只为当时阳货欲用术以致孔子之见,而不肯先来加礼故耳。若当是时,阳货真能下贤,先加就见之礼,如文侯之于段干木、缪公之于泄柳,则孔子非绝人于太甚者,岂得瞰亡以往,而终不见之哉?盖孔子不当见而不见,与段干木、泄柳之为已甚者不同,此所以为礼义之中正也。”

“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之所养可知已矣。”

胁肩,是耸起两肩。谄笑,是强为欢笑。都是勉强媚人的模样。病,是劳。夏畦,是夏月治畦的人。赧赧,是心惭面赤的模样。

孟子说:“礼义者,立身之大闲;污贱者,士人之深耻。尝闻曾子说:‘今有一等人,见人不大礼貌,他乃胁肩谄笑以求媚悦,这等作伪的情状,不胜劳苦,比那暑月治畦的人更甚。’这是极鄙之之辞。子路说:‘凡人彼此契合,方可与之谈论。若素日无交,未知他的意向,便要强与之言,却心惭面赤,赧赧然若无所容的模样。这等人品,非由所知矣。’这是极恶之之辞。夫由此二子之言观之,他既痛恶这等的人,决不肯干这等的事,其胸中涵养,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设使诸侯未曾先来加礼,欲要二子去俯首求容,强颜求合,断然不为矣。此可见不为臣不见者,乃士人守身之常法。若世有下贤之君,固不当绝人于已甚,如段干木、泄柳之所为。世无下贤之君,亦必不肯屈己以求容,为曾子、子路之讥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十分中取一分。征,是税。已,是止。攘,是物自来而取之。

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决,乃问孟子,说道:“古时井田之法,什而取一,近乃有厚敛于民者矣。古时关市之法,讥而不征,近乃有并征其货者矣。先王之良法无存,斯民之憔悴日甚,国何由治乎?如今欲要复那什一之旧,去那关市之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吾愿治之本心也。但积习已久,难以骤更;国用所需,未能顿革。目前且把这两件稍从轻减,待至明年,然后尽罢今之弊政,复行古之良法,夫子以为何如?”孟子告之说:“为政在于力行,知过贵于速改。子既有志于革弊,而曰‘姑待来年’,是何异于攘鸡者乎?今有人于此,日日攘取邻家之鸡。或告之说:‘攘取邻鸡,苟得无耻,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说道:‘子言诚是!只是我一时便止不得,请暂且减损,每月止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这等的人,谓之能改过迁善,可乎?今宋之攘取其民,犹攘鸡之不义也。但患不知其非耳,如既知之,便当一旦速除其弊,使百姓早受一日之赐,何故等待来年,如所谓月攘一鸡者哉?”盖为政本以为民,有利于民,则宜速为;有害于民,则宜速去。若曰姑待来年,则必因循怠废,日复一日,终于不能革矣,岂更化善治之道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

当时杨、墨之言充满天下,孟子欲防卫吾道,不得不辞而辟之,故有疑其好辩者。公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问说:“夫子一言一论,必皆有为而发。然今在外之人,皆说夫子好为辩论,以求胜于人,是必有故矣。敢问夫子何为如此?”孟子答说:“君子之处世,岂不欲与之相忘于无言?然义理有当发明,事势有当救正,虽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于今日,岂故好为辩说,哓哓然与人争论哉?乃有不得已于言者耳。所以不得已,为何?盖自上古以来,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气化人事,相为循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当其气化盛,人事得,则天下为之一治;及其气化衰,人事失,则天下为之一乱。反复相寻,未有常治而不乱者,其势然也。”夫由治而之乱,虽圣贤不能止其来。然拨乱而反治,在圣贤岂得辞其责?故虽至艰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为者,而况于言乎?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泛滥,是水流横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为居。营窟,是掘地而处。洚水,是无涯之水。菹,是水泽生草之处。江、淮、河、汉,是四水名。险阻,即指洚水说。

孟子承上文说:“所谓一治一乱者,何以征之?昔当帝尧在位之时,洪水滔天,都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致横溢弥漫,遍于中国;况平陆之地,皆为蛇龙所居。天下人民,无有定止。地势卑的,则架木为巢以居;地势高的,则掘地为窟以处,而生民之命急矣。故《虞书》上说:‘洚水警予。’言此洪洞无涯之水,乃是天降灾异以示儆戒。所谓洚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时气化乖沴,害及生民,便是一乱。于是帝尧忧之,举舜而敷治;舜乃使禹治之,委任而责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归,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将这泛滥之水注之于海,而不使其横决;以蛇龙之性必有所居,于是驱逐蛇龙,放之菹泽之地,而不使其盘踞。水既归海,则下流不壅,得以顺其轨道而行于地中,即今江、淮、河、汉之水是也。此时水患尽平,险阻既远,不但蛇龙已归菹泽,不为民害;而凡鸟兽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后地平天成,四隩可宅。下者不必为巢,上者不必为窟,举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乐生之愿矣,岂非天下之一治哉!”即此观之,可见水旱之灾,虽圣世不能免。惟当时为君者儆惧于上,为臣者勤劳于下,故能挽回气运,转乱而为治如此。然则救灾拯溺之道,信不可不究心也。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

宫室,指民居说。园囿、汙池,是君上游观之所。沛,是草木所生。泽,是聚水之处。

孟子承上文说:“当尧、舜之时,禹平水土,天下已治矣。及尧、舜既没,圣人仁民爱物之政,湮灭无存。历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继而起,都要侈于自奉,不顾民生休戚。将百姓所居之室毁坏以为池沼,使之无所安息;将百姓所耕之田荒弃以为园囿,使之不得衣食。虐政既兴,风俗日坏。其在下之臣民,又肆为邪诐之说、暴慢之行,而害人者众矣。且田土弃为园囿,宫室坏为汙池,则凡生民之所聚者,皆化为水草之区。沛泽日多,禽兽因之而至,百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于商纣之身,愈为不道,毒痡四海,而天下又大乱焉。乱极思治,非武王、周公,其孰能挽回气化、以安天下也!”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奄,是东方国名。是飞廉,是纣之幸臣。丕,是大。谟,是谋。烈,是功烈。咸正无缺,是正大周密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当纣之时,天下大乱。于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为之辅佐,伐暴救民,奉行天讨,以诛独夫之纣。又以奄国之君助纣为虐于外,则兴师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诛戮;又以幸臣飞廉助纣为虐于内,则驱之于海隅而戮之;又灭纣之恶党五十余国,而后人害以息。且驱其园囿之中所畜猛兽,如虎、豹、犀、象,皆使之远去,而物害以消。当时天下之民,苦于暴君虐政久矣,一旦睹圣王之泽,莫不欢欣鼓舞,交相庆幸,熙熙然成太平之治焉。故《周书•君牙》篇说道:‘丕显哉!文王创业之谟;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开迪我后人者,莫非正大之道,尽善尽美,而无一毫之亏缺也。’盖周公于治定功成之后,制礼作乐,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代之王业,不由此而兴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有作”的“有”字,与“又”字同。

孟子承上文说:“周自文、武、周公以来,天下已治。及传世既久,至平王东迁之后,国运渐衰而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于是纪纲紊乱,风俗陵夷,邪说暴行又乘之而作。其大逆无道之极,至于以臣弑君者有之,以子弑父者有之,天理灭绝,彝伦攸 如此,是世之一大乱也。孔子生当其时,既不得君师之位,操赏罚之权,以施其拨乱反正之术,甚为世道人心忧惧,乃假《鲁史》旧文作为《春秋》之书,以教后世。这《春秋》所载,皆王者惇典庸礼、命德讨罪之法。如为善者褒,是法之所必赏;为恶者贬,是法之所必罚: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说:‘《春秋》之作,本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谓其以片言之间,而正一王之法,使君臣、父子之伦大明于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谓其以匹夫之贱,而假天子之权,使黜陟赏罚之柄托于微言,其惟此《春秋》乎!然则此书之作,使君子有所劝而为善,则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惧而不为恶,则罪我亦所不辞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虽不得兴治道于一时,而使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岂非天下之一治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圣王,指尧、舜、文、武说。处士,是未仕的人。横议,是肆为议论。

孟子承上文说:“自上古以来,治乱相寻,大略如此。至于今日,则尤有可惧者。盖圣王不作,为日已久;列国诸侯,力政相争,而放恣于法纪之外。于是异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学横议于其间,如杨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杨朱、墨翟之说,布满天下;天下之论学术者,不归于杨,则归于墨,而去圣人之道远矣。夫杨氏之言,主于为我,自一身之外,治乱安危漠然不恤。如此,则天下国家谁与共理?是无君也。墨氏之言,主于兼爱,视天下之人,远近亲疏曾无差等。如此,则天性至亲何异路人?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与禽兽何异?横议惑人,一至于此,其害可胜言哉!昔公明仪曾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原是有为而发。乃今观杨、墨之害,则有甚于此者。盖以仁事亲,以义事君,本万世不易之道。自尧、舜以来,传之孔子,而杨、墨以无君无父之教乱之。使杨、墨之道流而不息,则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说诬惑人心,而充满天下,以蔽塞仁义也。仁义蔽塞,则人皆无父无君,陷于禽兽。是杨、墨倡禽兽之教以坏人心,即所谓率兽食人者,其祸至于人相残食,而乱臣贼子之祸,接迹于天下矣。其为生民之乱,岂特如春秋之时而已耶?”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闲,是卫。先圣,指孔子说。距,是绝。放,是驱而远之。淫辞、邪说,都指杨、墨之言说。

孟子既推异端之害,遂以卫道自任,说:“杨、墨祸流之深如此,吾为天下忧之,思欲防卫先圣仁义之道,使之著明于世,不为异端所塞。故于杨、墨之学,则深距而痛绝之,以放斥其淫荡无归之辞,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其为非,而邪诐之说不得复起以诬民,此所以卫道也。盖邪说之作,虽发于言论,实本于心术。既作于其心,则见之一身,凡举止应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于事矣。既害于其事,则措之天下,凡纪纲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于政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虽圣人复起,亦必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则圣道何自而明?天下之乱又何时而已乎?此吾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大抵异端之害,在于学术之偏,而其本始于心术。心术既坏,则发为言语,皆淫邪之辞;施为政事,皆偏私之举,而天下之乱实基于是矣。孟子之辟杨、墨,正为此也。挽回世道者,当以正人心为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抑,是止。兼,是并。膺,是击。惩,是创。

孟子既叙三代圣人维世之功,乃总结说道:“由往古之事观之,可见治乱相寻,固有定数。而维持救正,则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则能拯民之灾,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则能除民之害,而百姓安宁;孔子成《春秋》之书,则明大义于当时,垂法戒于来世,而乱臣贼子有所畏而不敢为恶:是自生民以来,天下所以乱而复治者,皆三圣之功也。况今杨、墨之害,不止如洪水猛兽之灾,盖有惨于夷狄乱贼之祸者。《诗经•鲁颂》有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是说周公于戎狄、荆舒之国,膺击惩创,使之畏威从化,莫敢拒违。圣人所以正夷夏之防,其严如此。今杨、墨之教,无父无君,坏乱纲常,与戎狄无异,正周公之所击而远之者也。有世教之责者,岂可坐视其害,而不求所以息之耶?”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邪说三句,都指杨、墨说。诐,是偏僻。淫,是浮荡。三圣,即大禹、周公、孔子。

孟子承上文说:“大禹、周公、孔子拨乱之功如此,皆其责之所在,不得已而然也。今我于杨、墨之害,乃不能排而正之,则有负于三圣矣。故当此之时,亦欲讲明仁义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杨墨之邪说,拒绝其偏僻之行,摈斥其浮荡之辞。如此者,正以承三圣之功,拨乱世而反之正也。然则予之丁宁反覆而不免于多言者,岂好辩哉?邪说之横流方炽,则斥之不容不严;人心之蔽锢已深,则启之不容不力,诚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若使天下之人,有能立为言论,以距杨、墨之说,而斥其‘为我’、‘兼爱’之非者,虽其学之所造未必有得,然能辟邪崇正、以闲先圣之道,则亦禹、周、孔子之徒也。可见异端之教,人人得而辟之,况予有世道之责者,岂得以好辩自嫌而遂已于言耶?外人之论,可谓不谅予心者矣。”

夫当时纵横、名、法之学害圣人之道者,不知其几。而孟子独辟杨、墨者,盖百家之言,害在政治,浅而易见;杨、墨之说,害在心术,深而难知。使非孟子极力辟之,则世道之沦溺,亦不知其所止矣。后人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正谓此也。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

匡章、陈仲子,都是齐人。於陵,是地名。螬,是蛴螬,食果的虫。匍匐,是无力难行的模样。将,是取。咽,是吞。巨擘,是手中大指。

匡章问孟子说:“廉乃士人之美节。然或有外面矫饰,不由中出者;原因贫贱,强自谨守者:这都不是真廉。若仲子之在齐,岂不真廉士哉!盖仲子生富贵之家,而甘处淡泊,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于三日不食,耳无所闻,目无所见。这等样穷苦,未尝求食于人。适然井上有李,螬食其实者已过半矣,这是人之所弃的,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之间,然后耳复有闻,目复有见。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夫欲洁其身,而至于不顾其生,岂不诚廉士哉?”孟子晓之说:“当今齐国之士,溺富贵而贪功利者甚多。仲子独以穷约自守,而不溺于流俗,譬如众小指中之大指,吾必以仲子为齐士之巨擘矣。然仲子虽贤,而所守之操,未免有过中失正、不近人情者,仲子亦恶能自遂其廉哉?盖士君子之处世,当居而居,当食而食,惟义所在,不肯苟取,这便是廉,非一无所取之谓也。仲子析义不精,而务为矫激,据他这等的操守,仲子亦必有窒碍而难充者。若要充之以至于尽,除非是似那蚯蚓,一无所求于世而后可也。仲子亦人耳,必不能无居,不能无食,又恶能充其操哉?不能充其操,则亦不得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

槁壤,是干土。黄泉,是浊水。树,是种。

孟子说:“吾谓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后可者,为何?盖蚯蚓之为物,上边只吃些干土,不待人而后食;下边只饮些浊水,不待人而后饮:这等才一无所求。若人生世间,岂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人而筑;食必以粟,粟必待人而种,这居、食之所从来,岂能逆料其义与不义乎?且今天下之言义者必归之伯夷,言不义者必归之盗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筑乎?抑亦贪如盗跖者之所筑乎?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种乎?抑亦贪如盗跖者之所种乎?如其义即为伯夷,如其不义即为盗跖,其所从来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无居无食,而又能必其皆出于伯夷,然则仲子亦恶能成其为廉哉?故欲充仲子之操,必如蚓而后可也。”

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 ,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曰:‘恶用是 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之肉也。’出而哇之。

辟,是绩。纑,是练麻。世家,是世卿之家。盖,是邑名。频顣,是皱眉不悦的模样。鶂鶂,是鹅声。哇,是吐。

匡章对孟子说:“仲子之居食,虽所从来未必尽出于伯夷,是亦何伤其廉洁哉?盖人之处世,只要自己能安贫守约,不取诸人,这便是廉。今仲子之居食,乃是亲身织屦、妻子绩麻以易之,此皆自食其力,非不义而取诸人者,岂必出自伯夷然后为廉哉?”孟子晓之说:“尔谓仲子自食其力,遂以为廉乎?不知处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盖仲子素非贫贱之人,乃是齐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于盖,见有万钟之禄,即使同居共食,谁曰不义?仲子顾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屑于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屑于居也。乃避其兄,离其母,挈妻子而处於陵之地。其于天性之亲,亦既薄矣。及他日归家,偶有馈其兄生鹅者,是亦交际的常礼,岂便是不义?乃频 而言,指其生鹅说:‘这 乃不义之物,要他何用?’又他日归家,其母亲杀是鹅与仲子食之。其兄适自外至,见而讥之,说:‘尔所食的,乃向日所馈 之肉也。’仲子一闻兄言,竟出而吐之。仲子所为,其不尽人情如此。夫圣贤所谓廉者,不违亲,不绝俗,未有离人类而自为一道者。仲子欲成一己之小节,而遂废母子、兄弟之大伦。即使能充其操,犹不足道也,况有不能自充其操者乎?”

“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孟子既述陈仲子之事,遂总断之,说:“人生世间,岂能无食无居?至于母之食、兄之居,则尤天性至亲,不待外求者,即食之居之,谁曰不义?今仲子则不然,以母之食,则以为不义而不食;以妻之辟 所易者,则又从而食之。以兄之居,则以为不义而不居;以於陵之居,则又从而居之。此何为者哉?夫以母之食为不义,则凡食之类皆无有义而可食者矣。以兄之居为不义,则凡居之类皆无有义而可居者矣。仲子舍此而取彼,是尚为能充其不食、不居之类也乎?不能充其类,则必不能充其操矣。吾故谓仲子之操,必似那食槁壤、饮黄泉的蚯蚓,然后可以无求自足,而能充满其不食不居之操也。仲子固禀天地之性而为人者,顾可同于蚯蚓乎?”

大抵君子制行,自有中道。如其非义,虽一介不可苟取;如其义,虽万钟有所不辞。况夫生人之伦莫大于母子兄弟。必避兄离母而后可以为廉,则弃人伦、灭天理,廉不可一日有矣。此学术邪正之辩,故孟子辟之不得不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