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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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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第十三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先,是倡率的意思。劳,是以身勤劳其事。倦,是厌怠。

子路问为政之方,孔子告之说:“为政有本,不宜徒责于人,惟当反求诸己。以兴民行,毋徒以言语教导之而已,必也以身先之。如欲民亲其亲,则先之以孝;欲民长其长,则先之以弟;欲民之忠,则先之以不欺;欲民之信,则先之以用情。件件都从己身上做个样子与他看,则民自有所观感兴起,而教无不行矣。以作民事,毋徒以政令驱使之而已,必也以身劳之。如欲民勤于耕,则春省以补其不足;欲民勤于敛,则秋省以助其不给。或劝课其树蓄,或巡行其阡陌,件件都亲自与百姓每料理,则民竞相劝勉,而事无不举矣。为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子路自负其兼人之勇,以为政亦多术,恐不止于先之、劳之二者而已,故复请增益焉。孔子以勇者喜于有为而不能持久,故又告之说:“为政不在多言,前说已尽,无可益也。但天下之事,勤始者多,克终者少,子惟于此二者,持之有常,勿生倦怠。民行虽已兴矣,所以率先之者愈加;民事虽已举矣,所以勤劳之者愈力,则教思无穷、容保无疆,为政之能事毕矣。二者之外,更何所益乎?”然先劳无倦,不止居官任职者为然。人君之治天下,非躬行不足以率人,非久道不足以成化,尤当于此深加之意也。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季氏,是鲁大夫。宰,是邑长。有司,是众职。赦,是宽宥。

昔者仲弓为季氏属邑之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告之说:“宰兼众职,若不分任于先,何以责成于后?故必先授其任于有司,使各专去办理,而后考其成功,则己不劳而事毕举矣。人有大过,固不可不惩,若小小差失一概苛责,则法太密而人无所容,故必于小过而宽宥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至于贤才不举,则众务必至于废弛,故凡贤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必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这便是为政之道。”仲弓又问说:“先有司,可能也;赦小过,可能也;若夫贤才之伏无尽,我岂能以一人之智,尽知天下贤才而举之乎?”孔子说:“贤才之在世也,汝虽不能尽知,然岂一无所知者乎?汝虽有所不知,然人岂无知之者乎?汝但于汝之所知者,举而用之,则人见其诚心荐贤,莫不感动,凡汝之所不知者,亦皆将举之矣,其孰肯终舍之哉?”盖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举其所知者于己,而付其所不知者于人,自可无遗贤之患矣。若必自己尽知而尽举之,何其示人之不广耶?即此观之,圣贤用心之大小可见矣。

大抵夫子所言,皆为政之大体,虽古先帝王致治之盛,亦不外此。故狱慎罔兼,先有司也;眚灾肆赦,赦小过也;翕受旁招,举贤才也。三者之中,举贤为尤要;能举贤才,则政平讼理。凡先有司,赦小过,皆举之矣。所以说治天下者在得人,诚君道之首务也。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卫君,是出公,名辄。

昔卫灵公逐其世子蒯聩,出奔于晋。灵公卒,立蒯聩之子辄为君。其后蒯聩欲返国,辄拒而不纳,凡宗庙祭祀,与夫出政施令于国,都只称灵公为父,不认蒯聩。是统嗣不明,名实乖乱甚矣。此时孔子自楚反乎卫,子路方仕于卫,因问于孔子说:“卫君慕夫子之道德久矣,今见夫子之来,必且虚己隆礼,以待子而为政。不知子之为政,其所设施者,以何为先乎?”夫子答之说:“君臣、父子,人之大伦,未有彝伦不叙,而可以为国者。今卫君乃不以其父为父,而以其祖为父,彝伦而名实爽矣。若使我行政于卫,必也先正其名,使君臣、父子之间,伦理昭然,名实不紊。此乃政事之根本,有国者之急务也。”子路识见未能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尔妄言说:“有是哉,夫子之迂阔而不达于时务也。夫为政者,惟取今日可以安国治民者而急图之可矣。至于父子称谓之间,乃是小节,何关于国之治乱、事之得失,而必以正名为先乎?”子路之言,粗野甚矣,故孔子直责之说:“野哉仲由!何其识见之鄙陋,而言词之粗俗也。夫君子于事理有不通晓处,则姑阙其疑,以俟考问。今汝于我之言有所未知,不妨从容辩问,乃率尔妄对,直以为非,不亦野哉!”夫子盖将详示子路以正名之说,故先折其粗心浮气如此。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事得其序便是礼。物得其和便是乐。措,是安置的意思。

孔子告子路说:“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岂故为是之迂哉!盖以为政之道,必名分先正,而后百凡施为皆有条理。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强为君臣,非父子而强为父子,则发号施令,称谓之间必然有碍,而言不顺矣。言不顺,则名实乖错,言行相违,所为之事如何得成?事不成,则动皆苟且,必然无序而不和,礼乐如何可兴?礼乐不兴,则法度乖张,小人得以幸免,君子反罹于罪,刑罚如何可中?刑罚不中,则民莫知所趋避,而无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于此,可见大纲一隳,万目瓦裂,而国非其国矣。为政者,乌得不以正名为先乎?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又告子路说:“名一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君子之于名也,必其称谓之间,皆当其实而无爽,而后以为名;若不可言者,则不敢以为名也。其于言也,必其出诸口者,皆可见之行而无窒,而后以为言;若不可行者,则不敢以为言也。夫名必可言,则名正而言顺;言必可行,则言顺而事成,而礼乐兴,而刑罚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为政,凡于言之称名者,务求当其实,无所苟且,盖以是耳。盖一事得,则其余皆得;一事苟,则其余皆苟。吾之欲先正名者,意正为此。子乃反以为迂,岂知治体者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稼,是稼穑,播种五谷之事。圃,是园圃,种蔬菜之事。小人,是识见狭小之人。

昔樊迟以务本力农,乃治生之常道,故请问于孔子,欲学为播种稼穑之事。孔子说:“稼穑之事,惟年老的农夫知道,吾不如老农。子欲学稼,问之于老农可也。”樊迟以种植园圃之事,比之稼穑为易,故又请学为圃。孔子说:“园圃之事,惟年老种圃的人知道,吾不如老圃。子欲学圃,问之于老圃可也。”夫樊迟再问,而夫子再拒之如此,是不足之意概可见矣。及其既出,又责之说:“小人哉,樊须也!”盖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大人之事也;务农种圃以自食其力,小人之事也。樊迟游于圣门,乃不务学为大人,而留心于农圃之事,何其识见之浅小,而志意之卑陋哉。故夫子以小人责之,盖将勉之以大人之学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情,是情实。襁负其子,是以布裹小儿于背,而负之以行也。

孔子因樊迟之问稼圃,既以小人责之,此又以大人之事晓之,说道:“小人劳力,大人劳心;劳力者居下而听令于上,劳心者修己以倡率于下,此天下之大义也。如使为上者,能好礼,而动容周旋皆中其节,则民之得于观瞻者,自将俨然畏之,谁敢不敬乎?能好义,而设施措置皆合其宜,则民之得于承顺者,自将帖然守之,谁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实心实意待人,则至诚动物,而民亦以实心实意应之,谁敢不以其情实归上者乎?能如是,则四方之民闻风向化,皆将襁负其子而至矣。民归既众,则皆任土作贡,以奉其上。上虽安享其奉而不为泰也,又安用身亲为稼穑之事哉?”此所谓大人之事也。樊迟不此之务,而顾请为稼圃,何其陋哉!夫周公陈《无逸》以告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而樊迟请学稼,孔子乃鄙之为小人者,盖人君深居九重,小民疾苦常患不得上闻,故周公惓惓以此为言,若学者所志,当以大人自期,又不宜屑屑于农圃之事。周、孔之言,夫各有所当也。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诵,是读。《诗》三百,是《诗经》三百篇。授之以政,是与之以位,而使其行政。达,是通晓。使于四方,是将君之命,出使于他国。专对,是自以己意应对诸侯,不烦指授也。奚字,解作何字。以,是用。为,是语词。

孔子说:“《诗》之为经也,本乎人情,该乎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美恶、政治之得失,故读之者,必达于政。且其言温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讽喻而不直率,故读之者必长于言。若有人焉读《诗》三百篇,可谓多矣。乃授之以政务,而漫不知所设施;出使于四方,而不能自为应对,则是徒有记诵之勤,全无心得之益,读诗虽多,有何用处?亦与不读者同矣。所以说虽多亦奚以为?”盖穷经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适用,若不能明理,不过记问口耳之学而已,何足贵哉!然不止三百篇为然,大凡经书所载,莫非经世之典,修齐治平之理备在其中,读者须逐一体验而推行之,乃为有益。不然,则是求多闻而不能建事,学古训而不能有获,虽多而无用矣。善学者,可不知所究心乎?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令,是教戒。

孔子说:“上之导下,以身不以言。若使伦理无不尽,言动无不谨,淫声美色不以乱其聪明,便嬖谀佞不以惑其心志,则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虽不待教令以驱使之,而自然迁善敏德,无敢有违背者。若其身不正,伦理不能尽,言动不能谨,声色乱其聪明,便佞惑其心志,则民心不服,虽教令谆切,使之为善,亦有不从者矣。”盖上之一身,下所视效,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所以《大学》论齐治均平,皆以修身为本,即是此意。有天下国家者,可不求端于身哉?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乃周公之后,卫乃康叔之后,本是兄弟之国。以今日观之,两国之政,也正是兄弟一般。以鲁,则三家僭窃而公室微;以卫,则不父其父而祢其祖。纪纲同一陵替,法度同一纵弛,何其衰乱之适相类也!”盖夫子思拨二国之乱以反之治,而时不我用,力莫能挽,故徒付之慨叹如此。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是卫大夫。居室,是处家。合,是聚合。完,是齐备。美,是精美。三个苟字,是聊且粗略的意思。

孔子说:“人之嗜欲无涯,则其贪求无厌。若卫公子荆之处家,可谓善矣。盖公子荆先贫后富,方其贫时,居处服食之类,草草初具而已。在他人处此,必将求其尽有而后为快也。彼则曰:‘吾今已苟且聚合矣。’推其心,使其止于始有,则亦以是为足而不复望矣。既而渐渐少有,在他人处此,必将求其尽备而后为快也。彼则曰:‘吾今已苟且完备矣。’推其心,使其止于少有,则亦以是为足而不复求矣。其后饶裕充足,虽到富有的时节,然未必至于精美,彼则曰:‘吾今已苟且精美矣。’推其心,盖不啻尽美极备而无以复加矣。是则由合而完,由完而美,可见其随处而安,而无贪求之想。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可见其所欲有节,而无尽美之心。公子荆之居室如此,亦贤矣哉。”大抵人之处世,莫病于贪求,莫贵于知足。然所谓知足者,谓其当下便足,非谓有所期限而止也。若有所期限,则亦不免于求矣。子荆当始有之时,不慕少有;当少有之时,不求富有,随时便足,无事营求。非其心清欲寡,不以外物累其中者,讵能之乎?故孔子贤之,谓其近于道也。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适字,解作往字。卫,是卫国。冉有,是孔子弟子。仆,是御车。庶,是众多的意思。

昔者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卫国,时冉有为孔子御车而行。孔子看见那百姓每众多,因叹说:“众矣哉!此卫国之民也。”冉有问说:“有国者,固欲民之蕃庶。然不知既庶之后,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告之说:“庶而不富,则生养不遂,终必离散,安能长保其庶乎?必也制为田里,薄其赋敛,使百姓每丰衣足食,无贫乏之患,则庶者长庶,而可以为充实之国矣。这是王者厚生之政,所当加于既庶之后者也。”冉有又问说:“有国者,固欲民之富足。然不知既富之后,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告之说:“富而不教,则饱暖逸居,乖争易起,安能长保其富乎?必也设为学校,教之礼义,使百姓们孝亲敬长,兴仁让之俗,则富不徒富,而可以为有道之国矣。这是王者正德之政,所当加于既富之后者也。”圣贤一问答之间,而王道之规模、施为之次第,皆具于此。岂非万世之法程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是周一年之月。可,是治理可观。成,是治功成就。

昔孔子怀匡世之志,抱经纶之具,而不得试,故感而叹说:“当今之世,无用我者耳。诚使有人委我以国政而用我焉,虽至于周一年之月而已,将见弊者革,废者兴,纪纲法度渐次就理,皆有可观者矣。若至于三年之久,则化行俗美,礼备乐和,民生以厚,民德以新,而治功成矣。”惜乎不得少试,而使其徒托诸空言也。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善人,是天资仁厚的人。胜残,是化残暴之人。去杀,是不用刑戮。

孔子说:“古语有云:‘善人治国,累代相继,至于百年之久,则世德积久,和气薰蒸,亦可以化残暴之人,使之同归于善,不用刑杀而天下自治矣。’古语如此,诚哉是言,信有此理也。”盖凡民之心,有善无恶,其所以放辟邪侈而陷于刑辟者,岂无仁义之良哉?惟上之人无以感之耳。善人为政,虽未必德业全备、礼乐修明,只以其一念醇厚之心,积之而化,便可使刑措不用,但须先后相承,迟以岁月耳。若夫圣人之治天下,何待百年,其效亦岂止此而已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王者,是圣人受命而兴,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为一世。仁,是教化浃洽。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仅可以胜残去杀,不过小康之国而已。若乃至治之世,仁恩渗漉,教化浃洽,举天下之大,如人一身血气周流,无不贯彻,才叫作仁。今明主不作,民之不被其泽久矣。如有圣人受命而起,欲纳天下于同仁之域,恐亦未可遽期其效。必是积之以渐,仁心仁政,涵育熏陶,至于三十年之久,然后深仁厚泽,浃于肌肤,沦于骨髓,天下之人皆涵濡于德化之内,而相忘于熙暤之天也。夫岂一时可致者哉!”此可见非王道不足以成至治,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盖惟唐虞之万邦时雍,成周之宇宙泰和,可以语此。愿治者当知所从事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从政,是为大夫而从事于政治。

孔子说:“为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于正身。苟能居仁由义,动遵礼法,先自正其身矣,则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其于从政而正人也,何难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则表仪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朝,是鲁大夫季氏私家之朝。晏,是晚。政,是国政。事,是家事。以,是用。

古者大夫虽致仕,犹得与闻国政。昔者冉子为季氏宰,朝于季氏而退,来见孔子。孔子问说:“今日何退朝之晚也?”冉子对说:“适有国政,相与商议,所以来迟。”孔子说:“此必是季氏私家之事耳,非国政也。若是国政,则我旧日曾为大夫,虽已致仕不用,于礼犹得与闻之。今既不闻,则非鲁国之政明矣。”是时季氏专鲁,其于国政,盖有不与同列议于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者。故夫子阳为不知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子之意深矣。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定公,是鲁君。几,是期必的意思。

鲁定公问于孔子说:“为治有要,不在多言。紧要的只一句言语,便可以兴起国家,果有之乎?”孔子对说:“兴邦,大功也。一言之微,便未可若是而必期其效,然亦有之。今时人有句话说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夫人君势分崇高,威福由己,若无难为者。殊不知君之一身,上焉天命去留所系,下焉人心向背所关,一念不谨,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或致无穷之患,为君岂不难乎?人臣职守有常,随分自尽,若可易为者。殊不知臣之事君,上焉辅之以凝承天命,下焉辅之以固结人心,致君之道少亏,则有瘝官之咎;泽民之方未备,则有旷职之愆,为臣亦岂易乎?时人之言如此,人君惟不知其难,固无望于兴邦耳。诚使真知为君之难,而兢业以图之,处己则不敢有一念之或肆,治民则不敢有一事之或忽,由是以倡率臣工,皆务勤修职业,以共尽克艰之责,如此将见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上而天命于是乎眷佑,下而人心于是乎爱戴,国家之兴,端可必矣。然则为君难一言,不几乎为兴邦之明训乎?吾君有志于兴邦,亦于斯言加之意而已。”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又问说:“一言兴邦,既闻之矣。若说一句言语便可以丧亡其国者,亦有之乎?”孔子对说:“丧邦,大祸也。一言之间,便未可若是而必期其祸,然亦有之。今时人有言说道:‘我不是喜乐为君,只是为君时,随我所言,臣下都遵奉而行,无敢违背,此乃其所乐也。’时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君令臣从,固无敢有违者,然也看君之所言何如。如其所言而善,有益于生民,有利于社稷,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岂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于生民,有损于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行,不敢违背,则生民必受其祸,社稷必为之危,而国不可以为国矣。然则惟言莫违之一言,岂不可期于丧邦乎?”夫邦之兴亡,非细故也,而皆始于一言。《大学》所谓“一人定国”“一言偾事”,意亦如此。人君审其所以兴,鉴其所以亡,则可以永保天命而长守其社稷矣。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叶公,是楚大夫。

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使民之近者被其泽而喜悦,远者闻其风而来归,则为政之道得矣。然人心至愚而神,苟非有实心实政足以感人,而欲以欢虞小术违道干誉,则四境之内且不能服,况其远者乎?”此盖夫子言外之意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莒父,是鲁邑。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便宜。达,是通达。

昔者子夏为莒父邑宰,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为政之弊有二,躁急之人,方为其事而遽责其效,这是欲速之弊。子之为政,必须推行有渐,不可欲速以求目前之效。浅狭之人,狃于浅近而昧于远大,这是见小之弊。子之为政,必须志量广大,不可见些小事功便以为得。何也?盖政以能达为贵,然必有渐而后可以达也。若欲速,则求治太急而无次第,欲其通达,反不能达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为期,所志者大,则小者有所弗顾也。若见小利,则其心已足而无远图,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见小利也。”盖子夏素有近小之病,故孔子以此教之。其实为政之道,不外于此矣。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党,是乡党。直躬,是直身而行者。攘,是窃盗。证,是证明。

昔楚大夫叶公与孔子说道:“吾乡党之中,有直身而行,无所私曲的人。其父盗人之羊,而己为之子,乃从而证明其事。夫父子至亲,尚且不能隐,则其直可知矣。”孔子说:“我乡党中亦有直身而行者,与此不同。子有过也,而父为之隐,不使闻之于人;父有过也,而子为之隐,不使闻之于人。夫父子相隐,虽不得为直,然于天理为顺,于人情为安,迹虽枉而理则直,虽不求为直,而直自在其中矣。若父子相证,则于天理、人情两有所乖,岂得为直哉?”此可见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流俗之所慕,而圣人之所不取也。后世论道与论人者,宜以孔子之言为准。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见于外者。敬,是恭之主于中者。忠,是尽心而不欺。之字,解作往字。弃,是舍去的意思。

樊迟问说:“如何可以为仁?”孔子告之说:“仁具于心,本体事而无所不在。故为仁之道,须随事而检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间,不是闲居,即是应事,不是应事,便是接人。若此心一有不存,即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为仁矣。故必静而居处,便要俨然恭庄,而不敢惰慢,则心存于居处之时矣;动而应事,便要肃然敬谨,而不敢怠忽,则心存于执事之时矣;以至与人相处,又要忠实而不敢欺诈,则心存于与人之时矣。然又不可少有间断,必须以此三者拳拳服膺,而无须臾之违。不但安常处顺之时为然,虽到那夷狄患难之中,居处也是这般样恭,执事也是这般样敬,与人也是这般样忠,确然固守而不可弃失,则此心无往不存,将至于全体不息,而浑然天理之周流矣,岂非为仁之道乎?”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耻,是羞耻。硁硁,是小石之坚确者。小人,是局量浅狭的人,非为恶之小人也。斗筲,是器名,所容不多。何足算,是说不足数。

昔子贡问于孔子说:“民生有四,士为之首,士之名亦难称矣。必何如然后可以谓之士乎?”孔子说:“节行乃立身之本,才略为用世之具。若于行己之间,以道义为大闲,凡非义之事皆羞耻而不为,是大本已立矣。及其奉君命而出使于四方,则又能应对诸侯,随机达变,不致辱了君命,是其志既有所不为,而其才又足以有为,若此者始可以谓之士也。”子贡又问说:“全才不容以多得,取人不可以求备,亦有次于此而可以称为士者乎?”孔子说:“士固以才行相兼为贵,然与其行之不足,宁可才之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亲,而宗族皆称其为孝;善事其长,而乡党皆称其为弟,此其才虽有不足,而大本不失,亦可以为次一等之士矣。”子贡又问说:“人之品类不同,一节非无可取,又有下此一等而可称为士者乎?”孔子说:“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与其失之放恣,宁可失之固执。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择理之是非而必期于信,所行者不问其事之可否而必期于果,是乃识量浅狭,硁硁然坚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虽无足观,而亦不害其为自守之固,抑亦可以为又一等之士矣。”子贡又问说:“今之从政而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叹息而鄙之说道:“此辈乃猥琐之徒,譬如斗筲小器,所容无几,何足置之谈论哉!”此可见论士以才行为准,而取人以实行为先。苟有其行,则虽硁硁之小人,尤为圣门之所不弃,不然,则市井无行之徒虽有小才,不可以称为士矣。有用人之责者,宜致辨于斯。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行,是资质既高,学力又到,无过不及,中道而行者。与,是传授。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进取,是进而取法乎上。有所不为,是不为非礼之事。

孔子说:“道以中庸为至。若得那无过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传授之,固吾之所深愿者。但中庸之道,民之鲜能已久,斯人不可得而见之矣。然道不可终无所寄,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与狷乎!夫狂者志大而略于事,狷者孤介而违于俗,皆性禀之失中者,而吾反有取焉,何也?盖天下有一种谨厚的人,其行己检饬,而不见其过差,其处人和易,而动谐于流俗,恰似个中行的模样,然其识趣凡近而无向上之志,行履卑陋而鲜特立之操,这等的人未可以进于道也。惟夫狂者,进而取法于上,动以远大自期,虽其行有所不逮,而迈往之志则有骎骎乎不可以限量者;狷者,自爱其身,非礼之事断然不为,虽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节则有皎皎乎不可以少缁者。吾于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狂者使之践履笃实,以充其进取之志;狷者使之恢弘通达,以扩其不为之节,则今日之狂狷,固他日之中行也。传道之托,庶几其有望乎?若夫谨厚拘挛之士,非吾之所愿与者矣。”

按,孔子所谓“中行”,即《洪范》所谓“平康正直”;“狂狷”,即《洪范》所谓高明沉潜之人也。中行之士不可以易得,故不得不有取于狂狷;平康之世不可以常见,故不得不用刚柔以克治之。圣人之教人,与帝王之治世,其道一而已。有君师治教之责者,宜留意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是南国之人。恒,是常久。巫,是巫祝,祝鬼的人。医,是行医的人。承,是进。占,是占卜。

孔子说:“南国之人,有常言说道:‘凡人之处己处人,皆当有恒久之心。若使人而无恒,处事则或做或辍,而有始无终;处人则一反一覆,而多变难测。这等的人,虽巫医贱役亦不可以为。’盖巫所以交鬼神,不恒,则诚意不足,而神必不享;医所以寄死生,不恒,则术业不精,而医必不效。南人之言如此。此虽常言,实有至理,不亦善乎!”然不独南人有此言,《易经》中《恒》卦九三爻辞也说道:“人而不恒其德,则内省多疚,而外侮将至,人皆得以羞辱进之矣。”孔子既引此辞,又说道:“《大易》之戒,明显如此,人但不曾玩其占而已矣,苟玩其占,岂不惕然省悟哉?”此可见天下无难为之事,而人贵有专一之心。君子恒其德,则可以为圣贤;圣人久其道,则可以化天下。若以卤莽灭裂之心,而尝试漫为天下之事,是百为而百不成者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以道相济,而心无乖戾。同,是以私相徇,而务为雷同。

孔子说:“君子、小人,心术不同,故其处人亦异。君子之心公,其与人也,同寅协恭,而绝无乖戾之心。既不挟势以相倾,亦不争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虽与人和,而不与人同。事当持正,则执朝廷之法,而不可屈挠;理有未当,则守圣贤之道,而不肯迁就,固未尝不问是非而雷同无别也。小人之心私,其与人也,曲意徇物,而每怀阿比之意。屈法以合己之党,背道以顺人之情,何其同也。然外若相同,而内实不和。势之所在,则挟势以相倾;利之所在,则争利以相害,固未尝一德一心而和衷相与也。”此可见和之与同,迹同而心异。公则为和,私则为同,此君子、小人之攸分,而世道污隆之所系。欲进退人才者,所宜慎辨于斯也。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于孔子说:“公道每出于众论。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道他好,果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善人也,而皆好此人,安知其非同流合污者乎?未可便信其为贤也。”子贡又问说:“正人多忤于流俗。今有人焉,一乡之人都憎恶他,抑可以为贤乎?”夫子答说:“一乡未必尽不善人也,而皆恶此人,安知其非诡世戾俗者乎?亦未可便信其为贤也。盖好恶之公,不在于同,而善恶之分,各以其类。与其以乡人皆好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善者好之之为得也;与其以乡人皆恶为贤,不如只以乡人之不善者恶之之为得也。盖善者循乎天理,今从而好之,是必喜其与己同也;不善者狃于私欲,今从而恶之,是必嫉其与己异也。既能取信于君子,又不苟同于小人,其为贤也,复何疑哉!”此可见观人之法,徒取其同,则群情或有所蔽;各稽其类,则实行自不能掩。欲辨官论才者,尤当以圣言为准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事,是服事。说,是喜悦。器之,是随才器使。求备,是求全责备。

孔子说:“君子之人,易于服事,却难取其喜悦,何也?盖君子之心,公而恕者也。公则好尚必以其正。人或以非理之事悦之,如声色货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彼必拒之而不为之悦,是悦之不亦难乎?恕则用舍各适其宜,故虽持己方严,而及其使人之际,则又随材任能,惟器是适,虽才一艺者,皆得以进而效用于君子之前,其事之也不亦易乎?所以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若夫小人,则难于服事,而反易以取悦,何也?盖小人之心,私而刻者也。私则好尚不以其正,惟谄谀之是甘、慢游之是好。人以声色货利之物,阿徇逢迎之事,一投其心,彼即欣然而从之矣,是悦之不亦易乎?刻则用舍不适其宜,故虽易与亲狎,而及其使人之际,则又责望无已,取必太深,不录其所长,而惟攻其所短,必求其全备而后已,其事之也不亦难乎?所以说‘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要之君子悦人之顺理,小人悦人之顺己;君子则爱惜人才,故人乐为之用;小人则轻弃人才,故正人日远而邪人日亲。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用人者可不辨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泰,是安舒自得的模样。骄,是矜高放肆的模样。

孔子说:“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气象亦自有辨。君子以道德润身,是以内和而外平,心广而体胖,但见其安舒自得而已,何尝矜己傲物而或涉于骄乎?小人以才势自恃,是以志得而意满,心高而气盛,但见其矜夸自足而已,何尝从容不迫而有所谓泰乎?”盖泰若有似于骄,而有道之气象,与逞欲者自殊;骄若有似于泰,而负势之气习,与循理者迥别。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观诸此而已矣。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刚,是强劲。毅,是坚忍。木,是质朴。讷,是迟钝。

孔子说:“仁为心德,本人人所固有者。但资禀柔懦而委靡者,不胜其物欲之私;文饰而口辩者,每蹈于外驰之失,其去仁也远矣。若夫刚者,强劲而不挠;毅者,坚忍而不馁;木者,质朴而无华;讷者,迟钝而不佞。这四样资质,虽未可便以为仁,而实与仁相近。”何也?刚毅则不屈于物欲,欲之分数少,自然理之分数多矣;木讷则不至于外驰,心不驰于外,自然能存于内矣,岂不与仁相近乎?有是质者,若能加以自强不息之学,则天理易于纯全,且将与仁为一矣,岂止于近而已哉!不然,亦徒有是美质,而终不足以为仁,良可惜也。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是情意恳到的意思。偲偲,是告戒详勉的意思。怡怡,是容貌和悦的意思。

昔子路问于孔子说:“士者,人之美称,然必何如而后可以谓之士乎?”孔子说:“士之质性,贵于中和。若于行己接人之时,或径情直行,或率意妄言,或过于严厉而使人难亲,皆非所以为士也。必也切切焉情意恳到,而竭诚以相与;偲偲焉告戒详勉,而尽言以相正;又且怡怡焉容貌温和,而蔼然其可亲,斯则恩义兼笃,刚柔不偏,非涵养之有素者不能也,可谓士矣。然是三者,又不可混于所施。于处朋友,则当切切促促以尽箴规之道;处兄弟,则当怡怡以敦天性之爱。盖朋友以义合者也,以义合者则可以善相责,苟以施之兄弟,其能免于贼恩之祸耶?兄弟以恩合者也,以恩合者则宜以情相好,苟以施之朋友,其能免于善柔之损耶?”此可见天下有一定之道,而无一定之用,虽知其道而不善用之,尤为德之累也。兼体而时出之,斯善矣。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即戎,是用之为兵。

孔子说:“善人之道,笃实无伪。故其教民也,存之内者皆实心,而能使其情意之流通;发之外者皆实政,而能使其纲纪之振举。或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使之知尊君亲上之义;或教之以务农讲武之法,使之知攻杀击刺之方。积而至于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披坚执锐,而从事于戎伍之间矣。”谓之“亦可”者,是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若夫圣人在上,以善教民,自将无敌于天下,岂但可以即戎,而又何待于七年哉。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兵者,死地;战者,危事。若平素不曾教民,则民不知尊君亲上之义、攻杀击刺之方,一旦驱之于战,适足以杀其躯而已,非弃其民而何?”此两章总是见兵不可以不慎之意。盖天下虽安,忘战则危,所以古之帝王,常于太平之日,不忘儆戒之心。讲武事,除戎器,以备不虞,盖为此也。

宪问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孔子弟子,姓原,名宪。耻,是愧耻。谷,是居官的俸禄。

原宪问孔子说:“人不可以无耻。不知何者为可耻之事?”孔子告之说:“人之可耻者,莫过于无能而苟禄。如邦家有道,明君在上,言听计从,正君子有为之时也,乃不能有所建明,只空吃着俸禄。至若邦家无道,上无明君,言不听而计不从,虽卷而怀之可也,乃犹觍颜居位,只空吃着俸禄。夫君子居其位,则必尽其职;称其职,乃可食其禄。今世治而不能有为,世乱而不能引退,乃徒窃位以素餐,贪得而苟禄,则其志行之卑陋甚矣。人之可耻,孰大于是乎?”按,原宪为人狷介,其于邦无道,谷之可耻,盖已知之。至于济时行道,或短于设施之才,故夫子兼举以告之,乃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又问说:“人心至虚,物欲蔽之。好胜者谓之克,自矜者谓之伐,忿恨者谓之怨,贪求者谓之欲。有一于此,皆为心累。若能于此四者皆制之而不行焉,则人欲既遏,天理自存,斯可以为仁矣?”孔子说:“克、伐、怨、欲,皆人情之易动者。今能制之而不行,是其力足以胜私,刚足以克欲,斯亦可以为难矣。若遂以为仁,则吾不知也。”盖仁者纯乎天理,自无四者之累。今但曰不行,则不过强制其情,暂时不发而已。譬之草根不除,终当复生;火种未灭,终当复燃。倘操持少懈,宁无潜滋暗长而不自觉者乎?是未可便谓之仁也。要之原宪之问,徒知制其流;夫子之答,是欲澄其源。惟能致力于本源,则天理渐以浑全,私欲自然退听矣。此求仁者所当知也。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怀,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处。

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居无求安焉。何也?其所志者大,故不暇为燕安计也。苟于意所便安处即恋恋不能舍,或怀于宫室器用之美,或怀于声色货利之私,则心为形役,而志以物损,处富贵则淫,处贫贱必移,其卑陋甚矣,恶足以为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是高峻的意思。孙,是卑顺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处世,其言行固当一出于正,不可少贬以徇人,然也看时势何如。如君明臣良,公道大行,此邦家有道之时也,则当高峻其言,明是非,辨邪正,而侃然正论之不屈;高峻其行,慎取与,洁去就,而挺然劲气之不回。盖道与时合,无所顾忌,故言行俱高而无害也。若夫君骄臣谄,公道不明,此邦家无道之时也。当此之时,其行固当仍旧高峻,不可少屈以失己之常,言则不妨于卑顺,不可太直以取人之祸。盖道与时违,不得不为此委曲以避害耳。”此可见行无时而不危,君子守身之节也;言有时而可孙,君子保身之智也。然有国者而使人孙言以苟容,岂国之福也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人有存诸中的是根本,有发诸外的是枝叶。即其所存,固可以知其所发;据其所发,则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谓之德。有德者虽不尚夫言,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敷之议论,必然顺理成章而可听。是言乃德之符也。若夫有言者,则未必其有德。盖言一也,有君子之言,有色庄之言,若但听其言而取之,则君子色庄,何从而辨别之乎?故未可遽信其为有德也。心德浑全之谓仁。仁者虽不期于勇,然心无私曲,则正气常伸,其临事之际,自然见义必为而有勇。是勇乃仁之发也。若夫有勇者,则未必其有仁。盖勇一也,有义理之勇,有血气之勇,若但从其勇而观之,则义理血气何从而辨别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此可见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自修者固当知所以务本,而观人者亦乌可徒取其末哉?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即南容。羿,是有穷国之君。奡,是羿臣寒浞之子。荡舟,是陆地行舟。

南宫适问于孔子说:“羿善于射,奡能陆地行舟,以力言之,天下无有能过之者矣。然一则为其臣寒浞所杀,一则为夏后少康所诛,皆不得正命而死。禹平水土,稷播百谷,身亲稼穑之事,以势言之,亦甚微矣。然禹则亲受舜禅而有天下,稷之后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夫以强则羿、奡之亡也如彼,以弱则禹、稷之兴也如此,其得失之故果安在哉?”南宫适之问,托意甚深,且或有感而发。夫子于此,盖有难于言者,故默然不答,但俟其既出而叹美之,说道:“自世俗尚力而不尚德,此君子所以不可见,而知德者鲜也。今观适之所言,进禹、稷而退羿、奡,贵道德而贱权力,则其人品之高,心术之正,可知矣。君子哉,其此人乎!尚德哉,其此人乎!”再言以赞美之,盖深有味乎其言,且以寓慨世之意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仁者,心之德。心存则仁存,心放则仁失。然存之甚难,失之却易。如君子之心纯乎天理,固宜无不仁也。然毫忽之间,心不在焉,则人欲有时而窃发,天理有时而间断,间断即非仁矣。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之也。若夫小人,则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险侥幸之机熟,纵有天理萌动之时,亦不胜其物欲攻取之累矣,岂有小人而仁者哉?”夫人而不仁,不可以为人,则小人固当为戒。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焉,则操存省察之功,盖不可一时而少懈矣。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劳,是劳苦之事。诲,是规谏之言。

孔子说:“天下有甚切之情,则有必至之事。父母之于子,有以姑息为爱而骄之者矣。骄则将纵其为恶,以取祸败。此乃所以害之,非所以爱之也。若慈亲之于子也,爱之也切,则其为虑也远,或苦其心志,或劳其筋骨,禁其骄奢淫佚之为,而责之以忧勤惕厉之事。盖其心诚望之以为圣为贤,故自不肯以姑息豢养而误之。是劳之者,正所以成其爱,爱之能勿劳乎?臣之于君,有以承顺为忠而谀之者矣。谀则将陷君于有过,以致覆亡。此乃所以戕之,非所以忠之也。若忠臣之事君也,其敬之也至,则其为谋也周,或陈说古今,或讥评时事,不避夫拂意犯颜之罪,而务竭其纳诲辅德之忱。盖其心诚望其君以为尧为舜,故自不忍以缄默取容事之。是诲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诲乎?”夫知爱之必劳,则为子者不可以惮劳;惮劳,非所以自爱也。知忠之必诲,则为君者不可以拒诲;拒诲,非所以劝忠也。君臣父子之间,贵乎各尽其道而已。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命,是词命。裨谌、世叔、子羽、子产,都是郑大夫。草创,是造为草稿。讨,是寻究。论,是讲论。行人,是奉使的官。修饰,是增损其词。东里,是子产所居之地。润色,是加以文采。

孔子说:“郑以小国而介乎晋、楚大国之间,其势甚危。然能内抚百姓,外和诸侯,使国家安宁而强大莫之敢侵者,则以贤才众多,而用之又各当其任故也。试举一事言之。如词命乃有国之要务,况以小国之事大国,全赖以讲信修睦、解纷息争,则尤其要者。郑国之为词命也,以裨谌善谋,则使之创为草稿,而立其大意;然一人之识见未可以遽定也,世叔博通典故,则使之寻求故事,而以义理论断之;然虽经评驳,未必多寡适中也,又使行人子羽修饰之,而加以笔削焉;然虽经裁割,未必词藻可观也,又使东里子产润色之,而加以文采焉。一词命而成于四贤之手,此所以详审精密,而应对诸侯鲜有败事也。”即词命一事,而其他可知矣。众贤毕集而各效其长,郑之能国也宜哉!然四子之贤,亦自有不可及者。观其同心共济,略无猜嫌,此不以为矜所长,彼不以为形所短,仿佛虞廷师师相让之风,非同有体国之诚意、忘己之公心者,其能若是乎?真可为人臣事君之法矣。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子产,是郑大夫,名公孙侨。执郑国之政二十余年,当时以为贤。

>故或人问于孔子说:“子产之为人何如?”孔子说:“子产听郑国之政,德泽浃洽于国人,乃惠爱之人也。”

按,子产为相,政尚威严,芟除强梗,又铸刑书以禁民之非,其迹近于寡恩。然其心切于爱民,修法度而使人知所守,严禁令而使人不陷于罪辟。三年之后,国人皆歌颂之。终子产之身,郑国大治,强于诸侯,盖其实爱之及于民者深矣,故孔子以“惠人”称之。及子产死,孔子又为之垂涕曰:“古之遗爱也。”

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是楚平王之庶长子,名申。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其贤,欲立之。子西不许,竟立嫡长子壬为王,又能改修其政,以定楚国,当时称之。

故或人又问说:“子西之为人何如?”孔子无所可否,但应之说:“彼哉!彼哉!”外之之辞也。按,楚僭称王号,凭陵周室。孔子做《春秋》,嘉桓、文之功,贬楚之王号而称子,盖以夷礼外之。子西虽贤,不过僭窃之臣耳,故曰“彼哉,彼哉”,盖置贤否于不足论也。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管仲,是齐大夫管夷吾,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人也,是说此人也。伯氏,亦齐大夫。骈,是伯氏所封之邑,有三百户,盖大邑也。疏食,是粗饭。没齿,是终身。

或人又问:“管仲之为人何如?”孔子说:“此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昔齐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夺其所封之骈邑三百户,以封管仲。伯氏后来穷约,饭食粗饭,以至终身,曾无怨言。夫夺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夺之而致其穷约终身,尤人之所不堪也。乃伯氏安焉,终不以为怨,苟非有以深服其心,岂能如此?观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则管仲之为人也。”按,子产、子西、管仲三人,皆春秋之名臣,然当时议论犹有未定。子产以法严而掩其德爱,管仲以器小而昧其大功,子西以能让千乘之国而盗一时之名,非夫子一言以定其人品,则万世之公论几不白矣。此人之所以为难知,而论人者当以圣言为准也。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孔子说:“贫者多怨尤之心,富者多骄肆之失,此乃人情之常。若处贫而能安于义命,无所怨尤,斯善处贫者也。处富而能收敛谦抑,不为骄肆,斯善处富者也。然贫为逆境,非心无愧怍而真有所得者,必不堪其忧,故贫而无怨,实乃人之所难。富为顺境,但稍知义理而守其常分者,便可以自制,故富而无骄,犹为人之所易。知无怨之难,则人当勉其难;知无骄之易,则人又岂可忽其易哉!”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孟公绰,是鲁大夫。赵、魏,都是晋之世卿,最称大家者也。老,是家臣之长。优,是有余。滕、薛,都是小国。大夫,是任国政之官。

孔子说:“人之材器,各有所宜,用人者必当因材而器使之。如孟公绰为人廉静寡欲,而才干则短,本宜于简,而不宜于繁者也。若使他做世家之长,就是赵、魏之大家,他也为之而有余。何也?家老之职,惟在端谨以领率群僚而已,公绰之廉静寡欲,固自优于此也。若使他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国,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一国之政,非有理繁治剧之才者不能,公绰短于才,则固不足以办此矣。夫一孟公绰也,以为家老,则赵、魏且优,况小于赵、魏者乎?以为大夫,则滕、薛且不可,况大于滕、薛者乎?”可见人各有能有不能,任当其才,皆可以奏功;用违其器,适足以偾事。图治者,可不以知人而善任之哉?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是完全成就的人。臧武仲,是鲁大夫,名纥。公绰,即前章孟公绰。不欲,是廉洁无欲。卞庄子,是卞邑大夫,力能刺虎。冉求,是孔子门人冉有。艺,是多才能。

子路问于孔子说:“人以一身参于三才,必何如然后可以为全人,而于天地之间乎?”孔子说:“人之资禀,庸常者多,高明者少,或虽有高明之资,而不学不知道,往往蔽于气禀之疵,而局于偏长之目,此世所以无全人也。若似臧武仲之智识精明、孟公绰之廉静寡欲、卞庄子之勇敢有为、冉求之多才多艺,其资禀才性固已有大过人者矣;又能各就其所长者,而节之以礼,去其过中失正之病;和之以乐,消其气禀驳杂之疵,则智足以穷理,而不流于苛察;廉足以养心,而不失于矫厉;勇足以力行,而不蔽于血气;艺足以泛应,而不伤于便巧,譬之美玉而又加之以砻琢,良金而又益之以磨炼,斯可以为成人矣。”惜乎四子之未能也。盖子路忠信勇敢,有兼人之才,所少者学问之功耳,故夫子以此勉之。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曰字,还是孔子说。危,是危难。授命,是舍了性命。久要,是旧约。平生,是平日。

孔子既答子路之问,又说道:“吾所谓成人者,自人道之备者言之也。若夫今之所谓成人者,亦何必如此?但能见利思义,而临财无苟得;见危授命,而临难无苟免;与人有约,虽经历岁月之久,而亦不忘其平日之言。有是忠信之实如此,则虽才智礼乐有所未备,而大本不亏,亦可以为成人矣。”此又因子路之所可能者,而告之也。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是卫大夫公孙枝。公明贾,是卫人。厌,是苦其多而恶之的意思。

昔卫大夫公叔文子是个简默廉洁的人,故当时以不言不笑不取称之。夫子闻而疑焉,乃问于卫人公明贾说:“人说汝夫子平日通不说话,不喜笑,又一毫无取于人,信有之乎?”公明贾对说:“言笑取予,乃吾人处己接物之常,岂有全然不言不笑不取者?此殆言者之过也。盖多言的人,则人厌其言,吾夫子非不言也,但时可以言而后言,言不妄发,发必当理,是以人不厌其言,而遂谓之不言也。苟笑的人,则人厌其笑,吾夫子非不笑也,但乐得其正而后笑,一颦一笑,不轻与人,是以人不厌其笑,而遂谓之不笑也。妄取的人,则人厌其取,吾夫子非不取也,但义所当得而后取,苟非其义,即却而不受,是以人不厌其取,而遂谓之不取也。岂诚不言不笑不取哉?”夫时人之论文子,固为不情之言,而公明贾至以时中称之,尤为过情之誉。故夫子疑而诘之,说道:“汝谓汝夫子时言、乐笑、义取,其果然乎?然此非义理充溢于中而得时措之宜者不能,汝夫子岂真能然乎?”夫不直言其非,而但致其疑信之词如此,圣人与人为善之心,含洪忠厚之道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鲁大夫臧孙纥。防,是武仲所封之邑。要,是有挟而求。

武仲得罪于鲁,出奔于邾,既而自邾归防,使人请立臧氏之后于鲁而后去。孔子即其事而诛其心,说道:“臧武仲既已得罪出奔,虽欲请后,只宜使人陈词于鲁,以听处分,不当又入防以请。推其心,以为若不得请,则将据邑以叛矣。是盖挟不逞之心而劫之以不得不从之势,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夫人臣之罪,莫大于要君,武仲之所以敢于为此者,亦以鲁君失政故耳。使鲁之纪纲正,法度举,彼武仲者其敢蹈不轨之诛乎?图治者,宜慎鉴于斯。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是诡谲,与正相反。

孔子说:“齐桓、晋文相继为诸侯之长,当时虽称为二霸,然文非桓比也。盖文公为人专尚诈谋,不由正道,是谲而不正者;桓公则犹知正道,不尚诈谋,是正而不谲者。即如伐楚一事,文公欲解宋围,乃伐曹卫以致楚,欲与楚战,又复曹卫以携楚,不能声罪致讨,只以阴谋取胜而已。若桓公伐楚,则以王祭不供而声其罪,又退师召陵而许其盟,名正言顺,举动光明。此桓之所以优于文也。”二公他事,亦多类此,其优劣判然矣。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论之耳,推其心,则皆假借仁义,同归于谲而已,其于王者之道岂可同日而语哉!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子纠,是齐桓公之弟。齐有襄公之乱,桓公出奔于莒,召忽、管仲奉子纠奔鲁,以与桓公争立。桓公既返国,使鲁杀子纠,而缚管、召以与齐。召忽死之,管仲请囚。既至,桓公释其缚,用以为相。九字,《春秋传》作纠,是督率的意思。

子路问说:“桓公使鲁杀公子纠,召忽致命而死,于义得矣。彼管仲者,同为子纠之臣,乃独不死,而反臣事桓公,盖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岂得为仁乎?”孔子说:“稽古者当论其世,论人者勿求其全。彼桓公当王室微弱、夷狄交侵之时,乃能纠合列国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且又不假兵车之力、杀伐之威,只是仗大义以率之,昭大信以一之,而诸侯莫不服从,若是者皆管仲辅相之力也。使桓公不得管仲,则王室日卑,夷狄益横,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夫仁者以济人利物为心,今观管仲之功,其大如此,则世之言仁者,孰有如管仲者乎?孰有如管仲者乎?殆未可以不死子纠之一节而遂病之也。”按《齐世家》,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以弟夺兄,于义已悖。是以忽之于纠,虽有可死之义,而仲之于桓,亦无不可仕之理,况实有可称之功彰彰如是乎。圣人权衡而折衷之,其义精矣。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霸诸侯,是为诸侯之长。匡,是正。微字,解作无字。衽,是衣衿。被发左衽,是夷狄之俗。谅,是小信。自经,是自缢。

昔子贡问于孔子说:“管仲之为人,其非仁者欤?当桓公杀公子纠之时,仲为子纠之臣,义当有死无二。彼不能死,则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为之相,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如此,是岂仁者之所为乎?”孔子答说:“子徒知管仲之过,而不知管仲之功。自周之东迁,王室微弱,夷狄纵横,天下日入于乱矣。幸而有管仲者,辅相桓公为诸侯之长,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乱于是乎一正。非特当时赖之,至于今,吾民犹得以享安宁之福者,皆仲之赐也。使无管仲,则中华之地将沦为夷狄,吾其被发左衽矣,尚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夫仲之功如此,则其不死,亦何不可之有?岂若匹夫匹妇所见浅狭,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终身之远图,意气感激,即自缢于沟渎之中,而竟无闻于天下后世者哉!”是可见豪杰之士,将建不世之大功,则不拘拘于一身之小节。然此不可以常理论、常情测也。彼管仲之可以无死,贤如由、赐尚或疑之,非圣人孰能定其论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是卫大夫公孙枝,其后谥为贞惠文子。公,是公朝。

昔卫之大夫有名僎者,先为公叔文子家臣,文子因其贤,遂荐之于君,而与己为同僚。夫子闻此事而称美之,说道:“谥法‘文’之一字,最为美称,非其平生有才德行美者,不足以当之。今公叔之得谥为文,我固不知其他,然只就这一件观之,是即可以为文矣。夫知贤而能荐,明也;拔之家臣之贱,而升之公朝之间,公也;惟知为国用贤,不嫌名位之逼,忠也。一事而三善备焉,谥之曰文,夫何愧乎?”按,臧文仲不荐柳下惠,则夫子讥其为窃位;公叔文子荐家臣僎,则夫子称其可为文。是可见荐贤为国乃人臣之盛节,以人事君者所当知也。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康子,是鲁大夫季康子。

昔孔子在鲁,曾谈及卫灵公无道之事。盖其彝伦不叙,纲纪不张,在当时诸侯中最为失德,故夫子言之。季康子因问说:“人君有道则兴,无道则亡。卫灵公既无道如此,何故能终保其位,而不至于丧亡乎?”孔子答说:“灵公虽是无道,然却有件好处,他平生最善用人。如仲叔圉长于言语者也,则用之以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祝熟于礼文者也,则用之管宗庙祭祀之事;王孙贾长于武事者也,则用之以治军旅,居将帅之任。夫治宾客得其人,则朝聘往来,无失礼于邻国,而不致启衅召祸矣;治宗庙得其人,则祀事精虔,神人胥悦,而人心有所系属矣;治军旅得其人,则缓急有备,而敌国不敢窥矣。这三件乃国之大事,皆择人以任之,而用之又各当其才,此所以内外咸理,而国家可保也。灵公虽无道,何由便至于丧亡哉?”夫卫灵以无道之君,得人而任之,尚可以保国,况于有道之世,得天下之贤才而善用之乎?所以说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人主为社稷计者,宜知急亲贤之为务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怍,是惭愧。

孔子说:“凡人放言易,力行难,故躬行君子每切其言而不敢易。若或轻肆大言,高自称许,略无惭愧之心,这等的人,考其所行,必不能相顾,徒妄言以欺人耳。其为之也,不亦难乎?”所以君子贵夫实胜,而听言者又当观其行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陈成子,是齐大夫陈恒。简公,是齐君,名壬。讨,是兴兵以讨其罪。三子,是鲁三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孔子尝为大夫,时已致仕,故谦言从大夫之后。

昔齐大夫陈成子,平日厚施于国,以邀人心,有篡齐之意。简公恶之,使其臣阚止图之,成子遂杀阚止而弑简公。此时孔子虽已致仕家居,犹沐浴斋戒而朝告于鲁哀公,说道:“陈恒不道,上弑其君,此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者,请君兴兵以讨之。”当时鲁国政事都是孟孙、叔孙、季孙三家专擅,哀公不得自由,乃答说:“你去与三子计议何如?”孔子出而说道:“弑君之贼,法所必讨。我今虽不在位,然尝从大夫之后,此等大事,不敢不以告闻,亦以行吾义而已。君乃不能自命,而使我曰‘告夫三子’者,何耶?”夫子此言,所以伤其君者至矣。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之字,解作往字。

孔子奉君命而往三子之家,告以讨贼之义。彼三子者素有无君之心,实与陈氏声势相倚,故沮其谋以为不可。意以齐强鲁弱,势不相敌,且他国的事,与我何与?盖与逆臣为党,故以讨贼为非也。夫子乃应之说道:“弑君乃齐之大变,讨贼实鲁之大义。吾之所以来告者,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三子以为不可,又独何心哉?”夫子此言,所以伤其臣者至矣。

按,此章所记齐简公、鲁哀公,皆衰世昏庸之君,不足道者。然亦可见人主独揽乾纲,深防祸本,不可使威福下移,而奸邪有僭逾之渐;不可使事权去己,而纪纲有陵替之忧,然后君臣相安,而国家永保矣。图治者尚鉴于兹。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是犯颜谏诤。

子路问说:“人臣事君之道当何如?”孔子告之说:“臣之于君,有匡弼之责。君有过,必当尽言以谏诤,虽至于冒犯威严,亦有不容自已者。然须本之以忠君爱国之诚心,不可有一毫欺罔之念。由是以进言于君,虽侃侃焉危言谠论,犯颜色、甘罪谴而不顾,而其一念忠爱之诚,实有溢于言词之外者,如是而后可以谓之纯臣也已。若外沽强谏之名,而内无纳诲之实意,徒避不言之责,而故为不切之虚谈,是欺也,非忠也。臣而欺君,其罪可胜诛乎!”盖子路刚直敢言,不患其不能犯,患其无忠爱之诚耳,故孔子以是勉之。然勿欺在于臣,而纳谏系于君。大舜舍己从人,闻一善言,即从之若决江河,惟求有裨于君德,有利于国家耳,何必问其心之诚与不诚乎?此又在上者所当知也。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达,是通透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始焉不过一念之少殊,终焉遂至趋向之迥绝。何以言之?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凡有所为,都只循着天理而行,故其心志清明,义理昭著,所知者日以精深,所行者日以纯熟,渐至于为圣为贤,而造位乎天德。譬之登山者,一步高似一步,将日进于高明矣,岂非上达者乎?人欲本自污下也。小人凡有所为,都是一团私欲,故其志气昏昧,物欲牵引,良心则日以丧失,邪行则日以恣肆,渐至于为愚为不肖,而与禽兽不远。譬之凿井者,一步低似一步,将日流于污下而已,岂非下达者乎?欲脱凡近以游高明者,当知所择矣。”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为己,是欲得之于己。为人,是欲见知于人。

孔子说:“古今人所学之事虽同,而其用心则异。古之学者,其从事若与今同也。然学问思辨,只为道未明也,而孜孜焉以明其道;饬躬励行,只为德未立也,而孜孜焉以进其德,所知者性分之固有,所为者职分之当然,惟求尽其在我而已,所以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其从事若与古同也。然学问思辨,未必其明道者如何,而汲汲焉欲见知于人;饬躬励行,未必其进德者如何,而汲汲焉欲求知于世,惟恐人之不知而已,所以说‘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虽专于务内,而有诸中者形诸外,其终自至于成物。为人者虽心在务外,而虚誉隆者实德病,其终并至于丧己。学者不可不知省也。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卫之贤大夫,名瑗。使,是差人。

昔孔子尝至卫,主于卫大夫蘧伯玉之家。既而返鲁,伯玉差人来问候孔子。孔子敬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问之说道:“尔夫子近日在家干些甚事?”使者对说:“人不能无过,而贵于能寡。我主人之心时常战战兢兢,省事克己,欲其言皆顺理而寡尤,行皆合宜而寡悔。但人欲难于净尽,天理难于纯全,恒以为学问功疏,未免于有过,此则我主人之所为也。”使者之言虽愈自卑约,而伯玉好学力行之美,自有难掩者,盖亦善为说辞者矣。故夫子于其既出而称之说道:“斯人也,其真可谓使者乎,其真可谓使者乎!”重言而叹美之,盖亦以彰蘧伯玉之贤也。大抵天下之义理无穷,人心之出入无定,故“寡过未能”非使者为伯玉谦词,乃真实语也。尧、舜、禹之授受,以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汤之检身若不及;文王之望道而未之见:古之圣贤未有不以此存心而成德者。善学者宜加意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是职位。这一句是《易经》中间《艮》卦的象辞。

曾子尝称述之说道:“凡人之居位,虽有大小尊卑之不同,莫不各有当尽之职。若舍其本职,而出位妄想,则在己为旷职,而于人为侵官矣。君子则身之所居在是,心之所思亦在是,凡夙夜之所图虑者,惟求以尽其本分所当为之事。如居乎仓库之位,则思以审会计,明出纳,而尽乎理财之职;如居乎军旅之任,则思以勤训练,饬军令,以尽乎诘戎之职,初未尝越位而有所思也。如是则众职毕举,而庶务成理矣。”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耻,是羞耻。

孔子说:“人之言行,贵于相顾。若喜为高论,轻肆大言,而考其所行未能如是,则为言过其行。究其归,不过便佞小人而已,故君子耻之。以是为耻,则勉不足而谨有余者,自不容不至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忧,是忧虑。惑,是疑惑。惧,是恐惧。自道,是自家说自家的事,言道其实也。

昔孔子以至圣之德,而常怀望道未见之心,说道:“君子之道有三件,反之于我,一件也不能。三者何?曰仁、曰智、曰勇是也。仁则心德浑全,而私欲净尽,凡穷通得丧皆不足以累其心,故不忧;智则心体虚明,而思虑详审,凡是非邪正皆不足以蔽其心,故不惑;勇则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之决大疑、任大事,自勇往直前,而无足以动其心,故不惧。此三者皆君子之全德,而我之所未能者也。”夫孔子道全德备,其于三者皆已各造其极而时出之,岂复有所未能者乎?故子贡闻其言而叹说:“此乃夫子自言其实有者如是耳。”而乃以为未能,盖圣不自圣之心也。大抵圣人深见义理之无穷,其自视常以为不足,故圣而益圣。有志于希圣者,当知所惕励矣。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方,是比方。

子贡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较其短长。此虽穷理之一事,然专务为此,则心驰于外,而自治之功疏矣,故孔子反言以警之说:“赐也其贤乎哉?盖惟贤者,自家学问工夫极其精密,乃可以其余力而较量他人。若我则以义理无穷,工夫未到,日孜孜焉惟以进德修业、迁善改过为事,方自治之不暇,而何暇于方人哉?”夫方人之事,在圣人犹以为未暇,况学者乎?孔子言此,其所以警子贡者,至深切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说:“人之处世,常患名誉不彰,人不知己,然此不足患也。惟夫学焉而未能明其理,行焉而未能践其实,此则在己本无可知之具,反之吾心而有歉者,正学者所当患也。今乃不以此为患,而徒患人之不知,何哉?”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逆,是事未来而逆料的意思。亿,是事未形而意度的意思。诈,是欺诈。不信,是不实。抑,是反语词。先觉,是无心而自然知觉。

孔子说:“人之于己,未必有欺诈之事也,而先意以料之,叫作逆诈。人之于己,未必有不信之心也,而先意以猜之,叫作亿不信。这等样有心防人,固有幸而中者,亦有诬而枉者,非诚心率物之道也。然虽不为逆亿,而人或得以欺之,则又忠厚太过,甘受人瞒,亦不足为贤也。惟于人之诈者,不必先意以迎之,于人之不信者,亦不先意以度之,而其诈与不信者之情伪,自能先知之而不为所眩,斯则虚以应物,知能通微。譬之明镜,虽未尝有心以索照,而人之美恶妍媸,自无遁形,是乃可谓之贤也已。”盖多疑生于不明,而明者自无所疑,逆诈、亿不信,皆由不明故耳。至明之人,物至即知,孰得而欺之乎?然非有居敬穷理之功,讲学亲贤之助,则此心虚灵之体,未免为物所蔽,欲以坐照天下,亦未易能也。此又事心者所当知。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是当时的隐士,盖年高有德之人也。栖栖,是依依不舍的意思。佞,是便佞。疾,是恶。固,是执一不通的意思。

昔孔子周流列国,欲行其道,而人皆不能用之。有隐士微生亩者,讥之说道:“孔丘,我只见你今日之齐,明日之鲁,人不见知,则亦可以已矣;何故这等栖栖然依恋不舍欤?夫世之佞人,则务为口给,以希世取宠。你今所为,无乃为佞以求用于世乎?”孔子答说:“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丘岂敢为佞人之事。但以世道污浊,挽回在人,而康济民物,当有所寄。若是守拘滞之见,以隐为高,昧变通之宜,果于忘世,则执一不通的人,又我之所恶者也。其所以栖栖然而不能忘情于斯世,盖以此耳,岂敢为佞哉!”盖微生亩是齿德俱尊的人,但其所见偏执,故圣人对之礼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骥,是良马之名。德,指马之调习驯良说。

孔子说:“君子之所以见称于世者,不徒以其有可用之才,以其有可贵之德也。譬如马中有骥,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不徒以其有驰骤之力,以其有驯良之德也。”盖马之任重致远者存乎力,然使虽有力,而不免于蹄啮,难于控御,则亦凡品而已,何得为骥乎?人虽有才,而苟无其德,是亦小人而已,何得为君子乎?故人不可徒恃其才而不修其德;观人者,论其才而又当考其德也。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或人问于孔子说:“人惟恩怨之心太明,故忠厚之风日薄。若于人之有仇怨于我者,我皆忘其怨,而惟以恩德报之,何如?”孔子说:“酬恩报怨,也是人道之常;称物平施,乃为事理之当。人有怨于我者,既以德报之,则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将何以报之乎?此于情理乖谬甚矣。必也,于人之有怨于我者,我则不计其怨,而爱憎取舍,一惟以直道处之。使其人之可爱可取欤,我固不以其私怨而昧其与善之公心;使其人之当恶当弃也,我亦不避私嫌而废夫除恶之公典:这是以直报怨。若于人之有德于我者,则必以德酬之,大而捐躯以图报,小而一饭之不忘。虽其中有委曲用情,屈法从厚者,若于直道有背,而揆之天理人情,固亦未为过也:这是以德报德。如是,而施报之间,庶为得其平乎?”夫观或人之言,非不近厚,而反不得其平;圣人之论,既得其平,而亦未尝不厚,诚权衡万事者之准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义理有本末精粗,从下面学起,才到得上面,所以说下学上达。

昔孔子道高德厚,不求人知,当时亦罕有知之者,故发叹说:“今之人,其莫我知也夫!”子贡问说:“夫子之道德高厚如此,何故人都不知夫子?”孔子答说:“人之学问,惟是高世绝俗,与众不同,乃可以致人之知,若我则无是也。如穷通得丧,系于天者,我虽不得于天,未尝怨天;用舍予夺,系于人者,我虽不合于人,未尝尤人,只是反己自修,循序渐进。如义理有本末精粗,我只在下面这一层着实用工,使功深力到,将上面这一层渐次通达。譬如登山的,只由卑以至高;如行路的,必自近以及远。这不过职分之当为,进修之常事,无以甚异于人,何足以致人之知哉?惟是心存为己,仰不愧天,或者上天于冥冥之中能知我耳,所以说‘知我者其天乎’。”盖甚言其必不见知于人也。夫圣人尽性至命,与天合一,其独得之妙,真有人不能知而天独知之者,然下学上达之一言,乃万世学者之准则。人于可知可能者,逐一讲求,则于难知难能者,自然通透,固不当躐等而进,亦不可畏难而止也。有志圣学者,宜究心焉。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公伯寮,是鲁人。愬,是谗谮。子服景伯,是鲁大夫子服何。夫子,指季孙说。杀人而陈其尸,叫作肆。

昔子路方仕于鲁,为季氏宰。鲁人有公伯寮者,乃谗愬之于季孙,而季孙信之。子服景伯心怀不平,因以其事告于孔子,说:“季孙之于子路,固因公伯寮之言而有疑心矣。谗邪害正,法不可容。以吾之力,犹能诛伯寮而陈其尸于市朝,以明子路之诬而报其怨。夫子以为何如?”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子因子服景伯欲诛公伯寮,乃以理晓之,说道:“士君子之心,非不欲行其道于天下,而道之或行或废,实有非人所能为者。使其道之将行欤,则动见遇合,事事如意,是乃命之通也,固非人之所能使;使其道之将废欤,则动见阻滞,事事违心,是乃命之穷也,亦非人之所能厄。夫道之兴废,皆由于命如此。今仲由之或用或舍,固自有命存焉,使其命该亨通,虽有谗言何畏?若使谗说得行,则亦命之穷耳,于公伯寮何尤乎?吾子固不必深憾而欲诛之矣。”

按,圣人于得失利害之际,惟义是安,本不待决之于命而后泰然也。其言命者,特以晓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然所谓不怨天、不尤人者,即此亦可见其一端矣。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孔子说:“贤者之心,未尝不欲有为于天下,然时不可为,则不得不高蹈远举,避而去之。故有见世之无道,即隐居不仕,而终身以避世者矣;其次,有见此邦无道,去而之他邦者,谓之避地;其次,有见君之礼貌既衰而去者,谓之避色;其次,有因君之议论不合而去者,谓之避言。”此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也。世有此人,世道之衰可知矣。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是隐遁。

孔子说:“当时之君子,不见用于世,作而隐遁者,有七人矣。”七人,今不知其姓名。夫子叹之,盖深为世道虑也。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石门,是地名。晨门,是管门启闭的官,盖贤而隐于下位者。奚字,解作何字。自,是从。

昔子路相从孔子周流四方,晚宿于石门。时有守门官问说:“汝从何来?”子路说:“我从孔氏而来。”晨门说:“我闻君子相时而动,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彼孔氏者,既已知时事之不可为,即卷而怀之可也;乃犹遑遑焉奔走四方,必欲有为于天下,其亦不智甚矣。子之所从者,得非此人乎?”盖讥孔子之不隐也。夫晨门之言,盖亦士君子进退之常。但圣人道高德大,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特时君不能用耳,此又非晨门之所知也。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

荷字,解作担字。蒉,是草器。

昔孔子处春秋衰乱之世,而其康济天下之心,有不能一日忘者。时在卫国,偶然击磬,以寓其忧世之心。适有一隐士,担着草器行过孔子之门,闻磬声而知之,说道:“有心哉,斯人之击磬乎!”盖人心哀乐之感,每托之乐音以宣其意。夫子忧世之志,寓于磬声之中,隐士贤者,故能审音而识其心也。

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

硁硁,是小石之坚确者。“深则厉”二句,是《卫风•匏有苦叶》之诗。带衣涉水叫作厉,褰衣涉水叫作揭。

昔荷蒉者闻孔子之击磬,既叹其为有心,乃又讥之,说道:“斯人也,鄙哉!硁硁乎!何其专确固执而不达夫时宜也。夫君子相时而动,智者见几而作。今世莫我知,道与时违,则亦惟洁身以去乱而已,何为周流四方,可止而不止乎?观诸《卫风》之诗说道:‘凡徒步涉水者,遇着水深的去处,则穿起下体之衣而过之;遇着水浅的去处,则揭起下身之衣而过之。’夫涉水者,必视其水之浅深以为厉揭;则君子处世,当视其时之治乱以为进退。今斯人也,世不见知,犹栖栖然而不止,是深不知厉、浅不知揭矣,岂不鄙哉其硁硁乎?”荷蒉之讥孔子如此,是不知圣人之心者矣。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孔子闻荷蒉之言而叹说:“观斯人之言,何其果于忘世哉!夫君子之欲行其道于天下,非以为利也,将以救世也。若只要洁其一身,委而去之,亦有何难?然则荷蒉者之果,我非不能为,直不忍为耳。”盖圣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时之闭塞而废生物之心,圣人不以时之衰乱而忘行道之志,诚上畏天命,下悲人穷,非得已也。彼其荷蒉之流,何足以知之!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书》,是《商书•说命》篇。高宗,是商王武丁。谅阴字,当作梁暗,是天子居丧之处。总己,是总摄己职。冢宰,是宰臣之长。

昔子张问于孔子说:“《商书•说命》篇说,商王高宗武丁居其父小乙之丧,三年不亲政事,不发言语。夫人君一日万几,若三年不言,则臣下何所禀令乎?不识此书之旨,果何谓也?”孔子说:“亲丧乃人子之大变,哀慕乃人子之至情。三年不言,何必高宗为然,自古为君的都是如此。考之古礼:君薨,则嗣君居庐守丧,不亲政事,不发号令;百官各总摄己职,以听处分于冢宰,如此者三年。夫既有冢宰可托,则嗣君虽三年不言,何忧国之乱哉?”然托孤寄命,国家大事,必有忠贞不二心之臣,而后可使百官总己以听。苟非其人,又不若嗣君躬亲听览,以守先业之为大孝。故古今异时,宜此礼之不行于后世也。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礼,是尊卑上下的礼节。

孔子说:“有国者常患民之难使,然民之难使,由其不知礼耳。盖礼所以别尊卑、辨上下,其节文度数之间,至严至肃。若为上的心诚好之,修之于身,而视听言动必以礼;达之于政,而教训正俗必以礼,则等威辨而纪纲振。那百姓每都安分循理而无敢抗违,不假刑驱势迫,而趋事赴工之恐后矣,岂不易使乎?若上之人,先自畏拘检而乐简傲,则下皆化之,而僭逾凌迫,固其所也,岂民之难治哉?”所以说礼达而分定,有天下者所宜深念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病,是有歉于心的意思。

子路问说:“人必何如而后可以为君子?”孔子告之说:“人之为学,不外乎一心而已。能庄敬,则此心惕励而日进于高明;才安肆,则此心放逸而日流于污下。必须静而存养,动而省察,使戒慎恐惧之心,无时而少懈,则身无不修,而德无不成矣。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以此而已。”子路问说:“君子之道大矣,乃止于如此而已乎?”盖以为未足也。孔子说:“这敬不但可以成身,乃人己合一之理。诚能敬以修己,而至于充积之盛,则己正物格,此感彼通,虽推之而至于安人者,亦不外是矣。”子路又问说:“君子之道大矣,乃止于如此而已乎?”盖犹以为未足也。孔子说:“这敬不但可以安人,乃天下为公之理。诚能敬以修己,而至于充积之盛,则处无不当,感无不通。虽极之而至于安百姓者,亦不外是矣。夫功用至于安百姓,岂易能哉?虽尧、舜至圣,以钦明温恭之德,致时雍风动之休,而当时之民亦难保其无一夫之不获,在尧、舜之心,犹有歉然不能自宁者矣。夫观尧、舜且以为病,则修己以敬,岂不足以尽君子乎?”

按,修己以敬,乃千圣相传之要,而尧、舜犹病,实圣人无穷之心。人君诚能法尧、舜之敬以修身,而推尧、舜之心以图治,何患德不符于二帝而世不跻于唐虞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原壤,是孔子的故人,平素从老氏之教,放荡于礼法者。夷,是蹲踞。俟,是待。叩,是击。胫,是足骨。

昔原壤见孔子之来,而蹲踞以待之,其疏放不检如此。孔子责之,说道:“礼法乃检身之要,傲惰为恶德之尤。汝自年幼时,则任情傲物,而不知逊弟之道。及至长大,则蹉跎岁月,而无一善状之可称。今又老而不死,徒败常乱俗,为风化之蠹而已,非害人之贼而何?”孔子既责之,而以所曳之杖微击其胫,若使勿蹲踞然。圣人于败坏礼教之人,深恶而痛责之如此。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是地名。将命,是传宾主之言。益,是进益。

昔阙党之中有童子者,来学于孔子。孔子使之答应宾客,而传往来之命。或人问于孔子说:“传命亦非易事也。此童子必学有进益,故夫子使之为此,以宠异之欤?”孔子答说:“在礼,童子当隅坐随行。今此童子,吾见其居于长者之位,而不循夫隅坐之礼;见其与先生并行,而不循夫随行之礼。夫为童子而不安其分如此,是乃进修无渐,积德无基,非求益者也,但欲凌节躐等而速进于成人之列耳。故我使之给使令之役,观少长之序,而习揖逊之容,所以折其少年英锐之气,而令其日就于规矩法度之中也。岂宠而异之哉?”由是观之,可见圣门之教,虽以敏求为先,亦以躐等为戒。盖躐等则欲速而不达,循序则日益而不知。所以夫子亦自云“下学而上达”,为此故耳。学者宜知所从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