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
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為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
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晦庵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一。又見《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二○，《南宋文範》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