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路出现前，我们之中的那些或为生意或为观光去苏拉科的人，都能记得圣托梅矿是怎样逐步地改善那个偏僻省份的生活的。我听人说，苏拉科的外貌变化在那段时间里是非常大的。宪法大街上出现了缆车，马路修到了林康等村庄，许多外国商人和富人在这些村庄修建了时髦的别墅，在海港旁边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铁路货物仓库，沿着码头一边有一长排的库房。此外，还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劳工问题。
此前没有人听说过劳工骚乱。然而，当港口搬运工在建立起了一个不受任何人约束的由各类人渣组成的行业会，并拥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守护神之后，劳工情况变了。他们定期举行罢工（每个斗牛日），这种形式的骚乱很难对付，即使诺斯特罗莫在名望最高的时期，也感到难以对付。节假日一过，次日的早晨，当卖东西的印第安妇女还没有在广场上铺开她们的地毯和遮阳伞，当伊格罗塔山脉白皑皑的峰顶仍然在镇子黑暗的上空闪着惨白的光芒之时，一个像鬼魂一样骑着银灰色母马的人出现了，只要他一出现，劳工的问题立即迎刃而解。他的战马，在贫民窟的狭窄巷子里走过，在野草丛生的残垣断壁中前行，在一片茅草屋之间穿过，那些茅草屋就像牛栏和狗窝一样漆黑没有光亮。那骑马人用一支大左轮枪的枪柄，敲打低矮杂货店的大门；敲打依靠在高墙旁边的肮脏披棚；敲打窝棚的木墙壁，由于木墙壁都薄弱，在他雷鸣般敲打的间隔，能听到窝棚里睡觉人的鼾声和说梦话的声音。他坐在马鞍上恶狠狠地叫着人名，叫一次，又叫一次。被惊醒的人发出各式各样懒散的回答——有的暴躁，有的温顺，有的野蛮，有的诙谐，有的蔑视——那骑马人站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不一会儿，屋里会闪出一个黑影，在寂静的夜空里咳嗽起来。有时，窗户洞里能传出一个女人低声的温柔呼喊，“他真的来了，先生”，那骑马人则静静地在马上等候。偶尔他也会被迫下马，过了一会儿，小屋或小商铺的大门会打开，里面会爆发一阵混乱和诅咒，接着一个搬运工会跳出来，双手大张，躺在那匹银灰色的母马前蹄下面，而那母马则仅会向前方竖起那双小尖耳朵。这匹母马已经习惯于这种工作；那倒在地上的搬运工会在诺斯特罗莫那把左轮枪的枪口底下慌忙起身，沿着街道摇摇晃晃走几步，然后低声咒骂起来。太阳升起了，米切尔船长穿着睡衣，焦虑地走到OSN公司靠海边那栋孤独大楼的阳台上，这时他会发现几艘驳船已经准备好了，有人影围着货物起重机转，偶尔能听到诺斯特罗莫的说话声。诺斯特罗莫此时已经不骑马了，穿着地中海水手的格子衬衣，系着红腰带，在码头上用洪亮的声音发号施令。这小伙子太有用了。
现代文明的物质手段，总是假借提供标准的生活便利的名义，去破坏古老镇子的个性特征的。虽然苏拉科已经破旧不堪，但从其现有的个性特征看，现代文明的物质手段还没有入侵，比如说，你还能看到泥灰粉刷的房屋、装着木栅的窗户、墨绿柏树林背后已经被遗弃的女修道院那已经发黄的高大白墙。尽管如此，事实是——非常具有现代精神的事实——圣托梅矿已经在以微妙的方式改变苏拉科了。在苏拉科的节假日里，大众的服饰改变了。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大量矿工把有绿条纹的白披风当作节日服装穿。他们还选用了有绿色绳索和花边的白帽子——这种帽子的质量很好，只花费很少的钱就能在矿山的库房里买到。不知何故，穿着这类服装的混血儿（在科斯塔瓦那很少见），警察极少会指责他们对警察不恭敬而往死里揍他们；也不会突然被人在马路上用绳子捆住去当兵——这种征募志愿兵的办法在这个国家基本上是合法的。所有的村庄都知道这就叫志愿参军；但帕皮先生会耸一耸肩对古尔德夫人说，“可怜的人民啊！可怜啊！可怜啊！但国家需要士兵。”
帕皮先生说话很专业，因为他本人就是军人。他的胡须下垂着，深棕的面色，瘦脸，铁青色的下巴十分光滑，他的样子使人想起南部大草原赶牛群的骑手。“先生，倘若你想听一位参加过帕埃斯战役老军官的心里话”，这是他在苏拉科贵族俱乐部里逢人必说的开场白。他能进入这个俱乐部，是因为他曾经为共和国做过突出贡献。这个俱乐部有悠久的历史，在科斯塔瓦那宣布独立时就成立的，所以这个俱乐部便吹嘘在其发起人中有许多是独立运动的缔造者。回顾往昔，历届政府曾经多次镇压这个俱乐部，有许多人被放逐，至少遭遇过一次大屠杀。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俱乐部成员接到军事司令官的邀请来参加宴会，接着悲剧发生了（俱乐部成员的尸体被最下贱的歹徒剥光了衣服，从窗户里扔到广场上）。后来，俱乐部又再次繁荣起来，竟然还是在这个时期，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俱乐部还扩大了，而且很好客，把原来历史上宗教法庭前厅的几间凉快的大房子拿出来供新成员使用，这些房间原来是供高级神职人员用的。两个侧厅被关闭了，门也给锁上了。在没有铺石砖的后院，有一片新种植的橙树林，掩盖了后院的废墟。如果你从街上走进来，仿佛走进了一个僻静的果园，在里面你能看见一段已经脱离了地面的楼梯，一尊长满苔藓的圣徒雕像守护在楼梯口，雕像戴着主教冠，手拿着权杖，忍受着鼻梁被打断了一小截的羞辱，但仍然在用纤细的石头手指在胸前画着十字。服务员们从楼上看着你，他们各个面色如巧克力，头发乱蓬蓬；这时你会听见打台球的声音。你走上楼梯，面前就会出现一个大厅。大厅里，帕皮先生坐在一把直背的椅子上，一边用手梳理胡须，一边在明亮的灯光下看一份斯特玛尔塔发行的过期报纸，报纸拿得足有一臂之遥。他的那匹马，是一头倔强的黑色牲口，有个像锤子一样的脑袋——此时正在街边瞌睡，背上驮着一个大马鞍，鼻子几乎碰到路边石。
当帕皮先生“下山”后（这个词在苏拉科经常听到人们说起），他便会出现在古尔德家的客厅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坐在离茶桌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把两个膝盖靠得很近，温和且诙谐地眨着那双深陷的眼睛，不时丢出一句幽默讽刺的小笑话，为谈话增趣。在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幽默的机智，一种常常在勇敢的老兵身上才能发现的随和，因为他们曾经把死置之度外。很自然，他不懂采矿技术，但他为矿山执行特殊任务。他负责整个矿区人口的治安工作，治安范围从峡谷的源头，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一条通往平原的崎岖小路，途中要跨越一条小溪，小溪上有一座涂成绿色的木桥——绿色，希望的颜色，也是这座矿山的颜色。
在苏拉科镇，人们都说，帕皮先生“在山上”的时候，总是走在悬崖边的崎岖小路上，腰间挂着一把长剑，穿着褴褛的制服，制服上挂着高级少将的军阶。大多数矿工都是印第安人，长着野性的大眼睛，他们称他为“阿爸”，这是这些科斯塔瓦那光脚板走路的人对穿鞋走路的人的统称；但古尔德先生的仆人总管巴西利奥，有诚意，懂礼貌，有一次用庄严的词汇宣布，“总督先生驾到”。
当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正好在客厅，他极为喜欢这个恰当的称呼，当那位老战士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的时候，他马上就半开玩笑地表示祝贺。帕皮先生在长胡须底下笑出声来，仿佛说，“你们很可能给我这个老兵取了一个比较糟糕的名字。”
总督先生并不嫌弃这个名字，用自己的职务和治安的范围作笑料，诙谐地向古尔德先生夸口道——
“先生，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这个总督没有听到咔嗒一声，绝对没有两块石头能碰撞在一起。”
他一边说还一边故意用食指轻轻地敲一敲自己的耳朵。即使矿工的人数超过了六百人，他似乎也能认出所有的矿工，其中有无数个叫何塞的，无数个叫曼纽尔的，无数个叫伊格纳西奥的，他们都来自三个矿工村：普利麦罗村、塞贡多村、特塞罗村，这三个村都归他管。他能根据他们平坦的、不苟言笑的脸庞进行辨识，而对古尔德夫人来说他们看上去都一样，就好像他们是同一个面相苦难坚忍的模子造出的后代一样。不仅如此，在主坑道入口的平台处，在大量穿着凉鞋的脚步中，他还能根据背部颜色的深浅进行辨别，比如说红棕色、黑棕色、黄棕色。如果他站在工人的前面，他还可以根据他们穿的布裤衩、戴着的皮便帽、裸露的胳膊、肩上的镐、手中的提灯进行辨识。休息时间到了。印第安男孩们懒洋洋地靠在一排空空的挂篮车上；筛选员和碎石员蹲坐，抽着长长的烟卷；高大的木制泻槽倾斜着身子，默默地待在坑道入口的平台上；只能听到水槽里有湍急的水在不停地流动，水流声虽低沉但猛烈，水流冲击着水轮机的叶轮，溅起水花，而捣碎机会发出轰的一声，把粉末矿石倾泻在下面的平台上。每群矿工都有一个领队的人，他们在裸露的前胸上挂着铜牌做标志，在有任务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好；最后，大山要吞没一半矿工，而另一半矿工会排着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到峡谷的底部。峡谷很深；在峡谷的深处，坐落着古尔德矿工宿舍第一村、第二村、第三村。
当做矿工安全的消息在田园诗般的大草地上流传开来后，人们往往是全家一起向伊格罗塔山区搬迁，迁入那锯齿般蓝色高墙下的犄角旮旯，即使遇到大洪水，也拦不住。父亲走在前头，戴着尖草帽，母亲和年龄稍大点的孩子们紧随其后，后面一般还跟着一头小驴，人畜都有负担，但领路的男人除外，或许大年龄的女孩也不用负担，因为是家庭的骄傲。她光着脚，走路健步如飞，头上梳着乌黑的辫子，身分粗壮高大，虽然没有背着重物，却背着一把土制小吉他和几双皮质便鞋。如果有骑马人看到牧场中间有这样的家庭在赶路，或在“皇家路”旁边宿营，这些骑马人会评论说——
“又有人去圣托梅矿了。明天会有更多人去。”
这几个人在黄昏中继续策马前行，谈论着省里的大新闻、圣托梅矿的新闻。一个富裕的英国人要来采矿了——或许不是个英国人，谁知道呢！总之，是个有钱的外国人。哈，是的，采矿已经开始了。一队赶着牛群来苏拉科过斗牛节的人提供了一个消息，他们在远处的一个小客栈的走廊里，看到离镇子大约不到三英里远的山上有亮光，在树梢上闪耀的亮光。有人看见一个女的骑着马跟着跑，她的鞍子可不是专供女人用的侧鞍，而是真正的马鞍，还戴着男人的帽子。她还步行爬山。一个女工程师，似乎是这样。
“太荒谬了！不可能，先生！”
“一个北美女人。”
“哈！您见多识广。北美女人；应该是那类东西。”
众人报以一阵笑声，既有惊讶，也有轻蔑，但仍然警惕着路边阴影中的动静，因为晚上在大草原上旅行容易遇到坏人。
除了认识男人，帕皮先生只需仔细地看一眼，就能对治安区内的妇女、女孩、小青年进行辨识。只有街上的小顽童有时让他感到迷惑。人们经常看到他和神父并肩在街上走，若有所思地看着街边安静站着的棕色皮肤的孩子，试着对这些孩子进行辨识，他俩用低沉的声音询问着。如果遇到在街上徘徊的沉闷小顽童，他俩就会追问他们是谁家的。这些小顽童们，通常一丝不挂，面色灰暗，小嘴里衔着香烟，把母亲的念珠串挂在脖子上做装饰，念珠串都掉到了圆滚滚的小肚子的下面。无论在精神世界或现实世界，矿区的牧师都是矿工的好朋友。蒙汉姆医生，接受了古尔德夫人的邀请，来矿区做了矿工的医生，住在矿区的医院里，他与矿工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没有谁能与这位医生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是个神秘的怪人，肩膀摇摇晃晃，低垂着头颅，讽刺人的嘴，总是斜眼恶狠狠地看人。除医生之外的另外两个矿山管理人员工作得很和谐。罗曼神父，一个干瘪的老人，个子很矮，动作敏捷机智，有一双大眼睛，尖下巴，非常喜爱吸鼻烟，也是个老军人；内战期间，他曾经为许多普通战士送终，在山坡上，在草丛里，在昏暗的森林里，他跪在将要死去的人旁边，闻着枪炮的火药味，听死者做忏悔，子弹呼啸着在他耳边跌落。傍晚，在神父家中，摊开油腻的扑克牌，玩一轮牌有何危害？因为帕皮先生可以打完牌再去巡视完矿山的岗哨。帕皮先生亲自组织起一支为矿山站岗放哨的队伍。帕皮先生每天最后一项任务是把他的那把破旧的长剑挂在木屋的走廊里，这座木屋毫无疑问是美洲式的，罗曼神父称之为神父之家。旁边就是矿工的礼拜堂，样子像个顶着一个木头十字架的大谷仓，大谷仓又长又矮，黑乎乎的。每天罗曼神父都要在一个代表耶稣复活的昏暗祭坛前做弥撒，祭坛一角堆放着灰白色的墓石板，有一耸立着的个人像，四肢细长，青灰色的，一盏惨白的椭圆形的灯照着，在面前漆黑的场地上，一大群戴着安全帽的棕肤色的矿工轰然坐下。“这幅图画，孩子们，非常美丽，非常奇妙，”罗曼神父对众多的教徒说，“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幅图画，是矿主的妻子在欧洲印刷的，那是个神圣的、充满奇迹的国家，比我们的科斯塔瓦那要伟大多了。”这时他会吸一口鼻烟。如果遇到有好问精神的人，询问欧洲在大海中的何处，罗曼神父就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迷惑，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毫无疑问，欧洲很远。圣托梅矿像你这样的既无知又不信上帝的人，应该多想一想永恒的惩罚，少想一想无边无际的地球，你是理解不了遥远的国度和那里的人民的。”
“晚安，神父。”“晚安，帕皮先生。”说完晚安的话，这位矿山的总督会把马刀紧紧按在身体一侧，躬着身子，大步迈入黑暗中。打扑克牌时抽几根烟、喝几口茶的欢愉，立即就变成了执行任务的严肃，他要像一名军官那样视察在营地里站岗放哨的士兵。他脖子上挂着的那个口哨忽然大叫一声，这立即触发一大群口哨的尖叫声，其中还包含着狗吠声。逐渐地，峡谷源头处的口哨声和狗吠声平静下来；寂静中，两名守卫桥梁的哨兵出现了，悄悄地向他走过来。路边有一个长形木屋——这是一座仓库——到了晚上就关闭了，从前到后都锁上了；对面是另一座白色木屋，长度更长，还有阳台——这是一座医院——两个窗户中透出灯光，蒙汉姆医生住在这里。旁边有一棵巨大的胡椒树，细弱的树叶纹丝不动，滚烫的岩石散发出的热气使黑暗透不出气。帕皮先生在那两个一动不动的哨兵前面安静地站了一小会儿，突然高山坡上亮起了许多火炬，好像从两个巨大的火堆里落下的火花，就在这时矿石滑槽开始轰隆隆地响了起来。巨大的咔嗒声，夹杂着拖曳东西时发出的噪音，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沉重，被峡谷吸收起来，然后再送往平原，如同电闪雷鸣的咆哮。夜晚有人在林康村的家门口仔细地倾听到这声音，他断定这是山区的暴风雨声。
在查尔斯·古尔德的想象中，那轰鸣声似乎能抵达这个省最边远的地方。他夜晚骑马去矿山，那声音会在林康村外的一片小树林的边缘处迎接他。在表面，那山峦低吼着让财富的洪流倾泻在捣碎机的下面；但在他内心，那声音，不仅带给他在大地之上用雷鸣般的声音做一次宣言的奇特力量，还带给他实现了一个大胆欲望之后的美妙。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在虚幻中听到过那声音。当时他和妻子骑马曲折地穿越了一条森林带后，来到小溪的旁边，他俩让马放慢脚步，第一次凝视着那座丛林密布的孤独峡谷。一棵棕榈树梢四处点着头。在圣托梅山（方形的像碉堡）的一角有一处高高的峡谷，一条细细的瀑布透过树蕨浓密的深色树叶闪着玻璃一样的白光。帕皮先生当时正在值班，骑马赶过来。他向着峡谷挥了挥手，假装严肃地郑重说道，“先生，看看这个蛇的天堂。”
那天，他们就在那里停下了脚步，掉转马头回到林康村去睡觉。当地的镇长——他是个皮肤黝黑的干瘦老头，在古兹曼·本托时代是个军士——毕恭毕敬地与三个女儿腾出了房间供这些外国人和马队成员享用。这个小老头请查尔斯·古尔德（误认为是神秘的政府官员）帮忙提醒最高政府机构给他发放养老金（每个月1块钱），他相信自己应该有养老金。他坚持认为政府曾经答应给他养老金。他像战士一样挺直了腰板说，“先生，许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人，在与印第安人作战中表现得很勇敢。”
那瀑布早就消失了。没有了瀑布，瀑布下的水潭也就干枯了，过去水潭旁边依靠溅起的水花而茂盛生长的树蕨也都死去了。山上的溪谷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壕沟，填满了工程垃圾和尾料。山上的溪流是被一道大坝给拦住了。把树干挖空了心，制成了水槽，用高架桥架起，把大坝蓄积起的水引向地势较低的捣碎机——这是圣托梅矿最壮观的景象。那瀑布很值得回忆，特别是瀑布附近生长的蕨类植物令人惊奇，因为看上去就好像峡谷的岩石上挂着一个花园，古尔德夫人根据自己的回忆画出了那幅水粉画；那天，她是在草丛里匆忙画出来的，当时帕皮先生指示人用三根粗糙的木棒为她盖了一个稻草棚。
古尔德夫人看到了矿山建设的全过程：从开拓蛮荒，到修筑道路，再到新开辟一条通往圣托梅悬崖峭壁的小山径。她和丈夫在工地现场一住，往往就是几周的时间；那年，她在苏拉科只住了很少的时间，以至于当她的马车出现在苏拉科的林荫大道上时，就能引发一次社会骚动。在林荫道路上行驶的大型家庭四轮大马车上，那些庄严的绅士和黑眼眶的女士都挥舞着白手套，热情地向她问好。伊米莉亚夫人“下山了”。
她待不长。仅一两天后，她就又要“上山去”，给她拉四轮客车的那两匹健壮的骡子又要有一段漫长且舒服的日子了。她亲眼看到了在较低的平顶山上建起的第一座木屋，这座木屋不仅供办公用，还是帕皮先生的住宅；当她听到第一次矿山开始破碎时发生的轰鸣声时，她感激得浑身震颤起来；当第一次捣碎机工作只响了15声时，她的整个身心都变得冰冷，但她极为安静地站在丈夫身旁。在古尔德黑暗的矿区里，当第一批布置在木棚中的蒸馏器在火焰下烘烤的时候，她守候在旁边，一直等到第一块柔软银块变硬之后，她这才回到那间没有完全建好的小木屋的地基上去休息；当第一块银锭从模子中拿出来的时候，那银锭还是温的，她伸出她的那双不爱摸钱财的手去摸它，由于渴望，她的双手战栗起来；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赐予了这块银锭一种正义的力量，仿佛她看到的不是简单的事件，而是某种意义深远的玄妙，比如，像是真诚地表达一种感情，或像是找到了一个原则。
帕皮先生也表现出极高的兴趣，站在她的背后看着，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就像是一个做鬼脸的皮面具。
“绝不能让像赫尔南德斯那样的年轻人拿到这些东西，上帝啊，这东西看上去很像锡块？”他诙谐地说。
赫尔南德斯是个盗贼。他从前在一个农场工作，从来不伤人。在一次内战期间，他从家中被非常残暴地掠走了，被迫当了军人。在军队里，他是个模范士兵。后来，他看准机会，杀死了上校，成功地逃跑了。他与一群逃兵混在一起，他们选他做了首领，他带着他们逃到了荒芜、干旱的德托诺沙漠盆地。他向庄园主勒索牛和马；传说他有很高的武功，能以绝妙的方式逃脱追捕。他总是单枪匹马地冲进大草原上的村庄或小镇子，赶着一群骡子，腰间掖着两把左轮枪，直接闯入商店或库房，拿走他想要的，然后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骑马离开，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恐怖，而且大胆。乡下的穷人，他一般不碰；上层社会人士在路上遇见他要被抢；不走运的官员落入他手里肯定要挨鞭打。军官不喜欢听到他的名字。他的追随者骑着偷来的马匹，嘲笑那些派来追捕他们的军队骑兵，并非常科学地在自己的阵地附近打伏击。政府派出了几支远征军；还悬赏要他的头颅；甚至与他展开过谈判，当然谈判结果总是被破坏，这些努力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最后的结局很具有科斯塔瓦那的风格，托诺镇的检查官野心勃勃地想获得除掉赫尔南德斯的荣耀。为了让赫尔南德斯背叛他的团伙，这位检查官承诺给他一笔钱，并安排他安全逃出国。但赫尔南德斯显然与科斯塔瓦那的杰出政客和阴谋家不是一类人。这个比较聪明但习以为常的计谋没有让那个拦路强盗头子上当（这个计谋多次用于镇压革命）。虽然开局对检查官有利，但结局被检察官派去包围赫尔南德斯的马队给搞砸了。赫尔南德斯率领他的人马去了他答应去的地方，并且很准时，但他们爬进丛林中，然后突然一阵乱枪猛射，让许多马鞍子上不见了人影。剩下的骑兵艰难地逃回了托诺镇。传说马队的指挥官（他的马跑得比较快，比其他人先回来）看到国家军队受如此大辱，陷入绝望的疯狂之中，用马刀痛打了那个野心勃勃的检察官，并且是当着检察官的妻子和女儿的面打的。托诺镇的镇长这时晕倒了，驻守该镇的军官极其敏捷地猛踢了他，并用尖锐的马刺踢他的脖子和脸。这些从大草原深处传来的故事，不仅揭露了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本性，还揭露了他们的低效、愚蠢、无信、野蛮，古尔德夫人对此有很好的了解。看到聪明、文雅、有性格的人竟然也忍气吞声地接受这种现状，她认为这是退化的征兆，这让她生气得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她静静地盯着银锭听帕皮先生的评论，然后摇了摇头说道——
“如果你们的政府不是如此目无法纪的话，帕皮先生，许多跟赫尔南德斯一样的歹徒会用自己的双手诚实地劳动，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
“夫人，”帕皮先生激动地大声说，“太对了！这就好像上帝给你看透人心的本领。伊米莉亚夫人，你已经看到了你周围人的情况——他们像绵羊一样温顺，像驴子一样有耐心，像狮子一样勇敢。帕埃斯战役期间，我曾经率领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战斗，他们的表现充满了慷慨大度和勇气，在这里只有卡洛斯的叔父能与他们媲美——夫人，我对你发誓这是真的。如果在斯特玛尔塔统治我们的人仍旧是盗贼、骗子、残暴的畜生，大草原上肯定有匪帮。然而，匪帮就是匪帮，因此我们在运送银锭去苏拉科时，一定要带上十几支温彻斯特步枪。”
古尔德夫人随着第一批银锭护卫队，骑马回到了苏拉科，她称这一经历是她“军旅生活”的最后章节。此后，她就要永久性地在城镇定居上了，因为圣托梅矿是个重要国家机构，其管理者的妻子住在城镇里是正常的，甚至是必须的。圣托梅矿确实已经变成一个国家机构了，因为它给这个省的社会生活带来秩序和稳定。社会安定似乎随着银锭从那个峡谷里流入这片土地。苏拉科的政府官员从圣托梅矿看到了无为而治的好处。这是构建一个符合道义的社会的捷径，查尔斯·古尔德感觉这有可能最先实现。事实上，圣托梅矿有组织，有武器，有帕皮先生，有保安部队（据说许多人原来都是罪犯，其中还有赫尔南德斯的团伙成员），因而它能提供当时社会上没有的安全保障，于是矿山的人口急剧增长。实际上，圣托梅矿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个权力的机构。在一次有关苏拉科政府在政治危机中的姿态的讨论中，一位斯特玛尔塔的大官假笑着说道——
“你称这些人是政府官员。可他们根本不是。让我告诉你，他们是那座矿山的官员——或者说是那份矿山开采权的官员。”
这位大官（他当时手握大权，蜡黄的脸，人很矮，头发卷曲，但不像羊毛），居然一边用自己的黄手在对方的鼻子底下握手，一边还尖叫道——
“是的！请大家保持安静！让我告诉你们。包括省长、警察局长、海关关长、将领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古尔德的官员。”
他的话立即引发内阁成员们大胆地展开低声的争论，这位大官最后仅是耸一耸肩收场。总之，他似乎想说，在他短暂在位期间，只要不被遗忘，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尽管如此，那位圣托梅矿的非正式代理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焦虑，他在给自己的叔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信中反映出了自己的焦虑心情。
“不许任何来自斯特玛尔塔的残暴畜生跨过我们的圣托梅大桥，”帕皮先生总是这样向古尔德夫人做保证。“当然，矿长的尊贵客人除外，因为矿长是个大政治家。”但在古尔德先生的办公室里，这位老少校会用士兵特有的欢愉口气严肃地说：“我们都在玩命。”
这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会低声地说：“伊米莉亚，我的灵魂，我们这是在搞独立王国。”他的语气中有一种彻底的自我满足，但不知何故，那满足中掺杂着某种奇怪的身体不适。不过，也许只有新来乍到的人才能分辨出来。
对新来乍到的人来说，古尔德家的客厅是个很好的去处，因为能一睹矿山之主的风采——比想象中的老了，但更坚定，有一股神秘的沉默，在他那张英国人特有的因户外活动而形成的红润脸膛上，棱角显得更加分明；或许正好遇到他“下山”，或许是他正好要“上山”，无论如何，他夹着马鞭，带着马刺，迈着骑士的瘦腿跨过门槛。帕皮先生，坐在椅子上时才显得有点威武，这位大草原上的居民似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人幽默，拥有了有关世界的知识，与野蛮的同伴相比较，完全适合他目前的岗位。阿韦兰诺斯，处世圆滑，待人亲近，是个饶舌的外交官，提出的建议都很绝妙，既谨慎又智慧。他写了一本有关科斯塔瓦那的历史书，书名叫“五十年的错误统治”，不过，他此时还不想“奉献给世界”，觉得时候未到（即使有可能也一样）。除了这三个人，人群中还有伊米莉亚夫人，风度优雅，体态娇小，样子像一个仙女。也能见到米切尔船长，他离大家稍远，站在一个高高的窗户前面，有一副老单身汉的那种老式的整洁劲儿，略带着浮夸，穿着白色的马甲，有点若无其事的样子；虽然总是被蒙在鼓里，却老是觉得自己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位老好人，在海上生活过三十年之后，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做了“岸上的兵”。他对在陆地上也能做如此重要的生意感到惊奇（他只看重航运）。对他来说，很普通的一件事就能成为“划时代的”或“历史性的”；否则，他那张因白头发和短胡须而显得格外漂亮的脸，会低沉下来，并低声说——
“哈，那件事！先生，那件事是个错误。”
圣托梅矿的第一批银锭是由OSN公司的邮轮运往旧金山的。对米切尔船长来说，这当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银锭被放置在坚固的牛皮箱子里，牛皮箱上有手柄，箱子不大，两个人能抬动。矿山保安员，两人一组，抬着银锭箱子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了大约半英里路，来到山脚下。这些银锭箱子被放置在一长串两轮马车上，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有后门的棺材，每辆马车由两匹健壮的骡子纵列相套拉着，旁边有保安员骑马持枪保护。帕皮先生亲手逐一给马车上锁。在他一声口哨的号令下，车队启程了，马刺叮当，车厢哐当，马鞭辟啪；突然，马车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原来马车爬上了一座桥梁（“这意味着进入了充满盗贼和残暴的猴子的地区了”，帕皮先生是这样定义这座桥梁的）。这时，天边能看到黎明的曙光了，穿大褂的人挥舞起帽子，他们把步枪紧贴着屁股，大褂下露出了紧握着缰绳的褐色瘦手。马队沿着矿山小路行进，绕过一个小树林，穿过了几间土房和林康村的矮墙，便来到了“皇家路”上，骡子挨了鞭子加快了步伐，保安队跟着猛跑。卡洛斯先生骑马独自跑在一场沙尘暴的前头，在那沙尘暴中只能模糊地看到骡子的长耳朵、插在两轮马车上飘扬着的绿色和白色的小旗子、乱哄哄一群墨西哥宽边帽和乱哄哄一群闪烁着白光正在敏锐观察四方的眼睛中举着的手臂。帕皮先生跑在队伍的最后，沙尘暴几乎吞没了他的身影。他僵硬地坐在马背上，表情冷漠。他骑着那匹塌脖子、银白色斑点、脑袋像锤子的黑马，身子随着马匹的奔跑有节奏地上下起伏。
道路附近散布着一些小棚屋、小农舍，虽然里面的居民都已入睡，但他们能分辨出这马蹄的声音，知道这是圣托梅矿运送银锭的队伍正朝着镇子面向大草原这一侧的破旧城墙狂奔。他们都跑到大门外，想看看这支在布满车辙和乱石的道路上飞奔的马队，听听马车的叮当声和马鞭的噼啪声，认识一下那个跑在队伍最前头的那个孤傲的英国人。
在路边的小牧场的栅栏里，几匹放开了缰绳的马疯狂地奔跑了一小会儿；笨拙的奶牛在深深的草丛里挺起了胸膛，对飞驰过的噪音发出低沉的咕哝声；一个温顺的印第安村民向身后看了看，赶紧把自己的小驴子推到墙边，给向海边运输银锭的队伍让路；一小群聚集在“石头马雕像”下的冷漠流浪汉看到飞奔的马队绕了一个大弯后冲进空旷的宪法大街，便低声骂道：“浑蛋！”；对圣托梅矿赶骡子的车夫来说，以被魔鬼追赶着的速度飞驰穿过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是很正常的事。
早晨的阳光照耀在脆弱的樱草花上，居民的那些浅桃红的和浅蓝的大门仍然紧闭着，安装着铁栏杆的窗户背后也看不见人脸。在大街两旁朝阳的一排空荡荡的阳台中，只有一家的阳台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人——矿长的妻子——她正俯身看着运送银锭的队伍去港口，她那小脑袋上堆满了乱蓬蓬的金毛卷发，她穿着那件布晨衣的领口上有许多饰带。丈夫飞快地向阳台上瞥了一眼，她则报以微微一笑。然后，她看着整个队伍从她脚下在秩序的喧闹中通过。跑在最后的帕皮先生，向她行了一个军礼，她则温顺地前倾已经僵硬的身段，用帽子在膝盖下面扫了扫。
每年运送银锭的队伍都变得更长一些。每三个月，有更多的财富流淌过苏拉科的街道，进入OSN公司坚固的办公室，等待运往北美。运送的量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高；有一次，查尔斯·古尔德兴奋地对妻子说，世界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像古尔德矿这样丰富的矿脉。对他俩来说，每次运送银锭的队伍从他们家阳台底下通过，就意味着和平征服苏拉科的战役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毫无疑问，查尔斯·古尔德首次开采就能成功，是因为他遇到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与残暴的古兹曼·本托时代不同，古尔德没有遇到内战，大环境比较和平。在古兹曼·本托统治的晚期（此前国家出现了15年的和平），国内斗争表现得更加愚蠢，出现了大量的残暴和苦难，但老式的盲目政治狂热却少了许多。实际上，斗争变得更卑鄙、更低劣、更令人蔑视，由于可以非常公开地指责他人怀有自私的动机，社会反而变得极为容易管理。这是当战利品不断减少的情况必然发生的厚颜无耻的相互抢夺；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企业被愚蠢地给毁掉了。于是又出现另一种情况，苏拉科省原先是党派之间残暴复仇之地，如今又变成在政治上获得丰功伟业的地方。政客们最大的愿望（在斯特玛尔塔）是为亲朋好友保留职位：侄子、兄弟、妹夫、挚友、受信任的支持者——或敌人的支持者。这个省的条件很令人满意，因为不仅充满了机会，而且工资是最高的；圣托梅矿有不公开的工资单，这份工资单上的人名和工资数额是查尔斯·古尔德和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协商制定的。在美国有一位杰出的商人也知晓这份工资单，他每个月都必须花费20分钟在苏拉科相关的事务上。与此同时，在共和国的这片地区，由于有圣托梅矿的支持，各种利益悄悄地都在寻找来源。例如，政治圈的人都知道，要想进财政部，就必须先做苏拉科的收税员。另一方面，商人们都把这个欧洲人的省份看作既安全又充满希望的土地，特别是那些想从这座矿拿到好处的商人。“查尔斯·古尔德是个好人！做事前必须获得他的同意。如果有可能，可以请莫拉加帮助引荐一下——他是苏拉科王的代理人，你应该知道这点。”
所以，当约翰爵士从欧洲来科斯塔瓦那为他的铁路奔波的时候，他每次跟人谈话都能听到查尔斯·古尔德的名字（甚至是绰号）。那位圣托梅矿常驻斯特玛尔塔的代理人（约翰爵士认为他是个处世圆滑的、见多识广的绅士），在安排总统访问苏拉科这件事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使得约翰爵士开始意识到，他在谈话中隐约的有关古尔德矿有巨大的神秘影响力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他隐约听到的说法是这样的——圣托梅矿出资发动了上一次革命，至少是出了部分资。这次革命的结果是文森特·里比热先生为期五年的独裁统治，他是个有文化的人，性格没有污点，他获得授权对国家进行重点改革。那些对国家前途认真的人，在了解了情况后似乎相信了他，希望国家能变好，建立起法律制度、使人民有信仰、使社会生活有秩序。约翰爵士认为这就再好不过了。他总是挑大事干；他要在这个国家投资，对这个欧洲人的省份进行系统的殖民，其中包含建造国家中央铁路的庞大计划。这么大的物质利益，急需好的信仰、秩序、和平的环境。任何人只要是支持这些观点，特别是如果还能有所作为，在约翰爵士的眼里就是重要的人。他对“苏拉科的国王”没有失望。眼前的困难能获得解决，因为总工程预见到这些困难在查尔斯·古尔德出面调停前就能获得解决。约翰爵士在苏拉科受到了极好的待遇，坐在独裁总统的身旁。这件事也许能解释为什么蒙泰罗将军在“朱诺”号出海前的午餐会上表现出了不愉快，因为独裁总统和显赫的外国客人被从苏拉科抢跑了，他成了孤家寡人。
总统阁下（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在苏拉科省议会里做公开讲演时称他是“诚实人的希望”）坐在长条餐桌的首席；米切尔船长代表OSN苏拉科分公司坐在了末席，面对如此庄重的“历史事件”，他的眼神僵硬，面色呈粉红色，旁边坐着这艘船的船长和一些地方小官。这些面色黝黑的小绅士们，面带愉快的表情，侧脸高兴地看着船员在他们身后打开香槟酒的瓶盖。琥珀色的酒液漫过了玻璃杯的边缘。
查尔斯·古尔德坐在一位外国大使旁边，这位大使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谈论打猎和射击的事，不仅无精打采，且声音还很低。这位大使先生，营养良好，面色苍白，戴着眼镜，黄胡须下垂着。相比之下，矿长显得双倍地经受过风吹日晒，脸色红润，虽然沉默寡言，但活得百倍地有力。何塞·阿韦兰诺斯的胳膊肘挨着另一位外交官的胳膊肘，这位外交官面色黝黑，沉默寡言，警惕性高，举止非常自信，给人很保守的感觉。礼节总有例外的时候，蒙泰罗是唯一穿全套军装的人，宽阔的胸前挂满了军阶，似乎像是穿着一件黄金护胸甲。宴会刚开始，约翰爵士就溜下自己的至尊席位，溜到古尔德夫人身旁。
这位大金融家原来是要对她的好客表示感谢，以及对她丈夫“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的巨大影响力”表示感激。就在这时，她打断了他，低声说，“安静！”总统有事要说。
总统阁下直立起来。他话不多，但显然是内心感受，可能主要是对阿韦兰诺斯说的——他俩是老朋友——他说，这个国家在动乱之后必须不断地保障人民的福祉，这样才有希望进入一个和平、物质丰富的时期。
古尔德夫人认真倾听着总统发出的圆润但略带悲伤的声调，看着他的黝黑的、戴着眼镜的圆脸、矮胖得有点成缺陷的身材。她心想，这个具有忧郁且细腻心思的男人，虽然在身体方面几乎就是残废，但在到了退休年纪仍然出来号召同胞展开斗争，有讲话的资格，因为他做出了自我牺牲。但她仍然感到有些心神不安。这位总统给人更多的感觉是可怜，而不是希望，因为这位科斯塔瓦那历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手拿酒杯，宣称他心中最关注的东西是诚实、和平、尊重法律、对国内外都友善的政治信仰——这些是国家荣誉的保障。
他坐下了。接着是一阵嗡嗡的赞许声，蒙泰罗将军抬起那一双沉重的、下垂的眼睑，把他的那双既不安又迟钝的眼睛从一个人的脸上滚动到另一个人的脸上。这位党的军事精英，其实没有见过世面，突然见到眼前如此新奇且辉煌的景象，他心里暗自窃喜（他从来没有乘坐过轮船，只是远远地看过海）。尽管如此，他的直觉告诉他，一个凶猛的战士虽然态度粗鲁，但与面前这帮优雅的布兰科党贵族相比，有自己的优势。但眼前的这些人为什么不看自己呢？他越想越生气。他能清楚地说出报纸上的说法，报纸说他取得了“现代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我丈夫想要建造铁路，”古尔德夫人对约翰爵士泛泛地低声说，算是恢复刚才被打断的谈话。“那么这个国家就能更加接近我们期望的前途，我们等待这个时刻实在是太长时间了，这点上帝可以做证。有一天下午，我出去骑马，突然看到树林里钻出一个印第安男孩，他骑马举着铁路勘测的红旗，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感到了震惊。前途意味着改变——彻底的改变。不过，有些简单有特点的东西，人们希望加以保留。”
约翰爵士听后微笑了。但这次轮到他要求古尔德夫人保持安静。
“蒙泰罗将军要讲话了，”他低声说，接着又用滑稽的腔调惊恐补充了一句，“我的天啊！他要祝我身体健康了，我能看出来。”
蒙泰罗将军站了起来，钢制的剑鞘和胸前的金质胸章发出一阵叮当声；剑柄翘到桌缘上。他的军装很华丽，脖子粗得跟牛一样，他的鹰钩鼻子蹲坐在染成蓝黑色的胡须上显得平淡无奇，看上去他就像一个恶狠狠的牧童伪装成的将军。他说话的声音像雄蜂一样嗡嗡叫，让人感到烦躁，就好像是没有灵魂的钟鸣。他低声挣扎地说几句含糊的句子；然后突然抬起头和提高音调，严厉地大声说道——
“国家的荣誉掌握在军队手中。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忠实于军队。”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把眼睛停留在约翰爵士脸上，他用昏昏欲睡的眼神，恶狠狠地瞥了约翰爵士一眼；他猛然想起贷款谈判一事。他举起了酒杯。“让我们为给我们带来150万英镑的人干杯。”
他把酒杯中的香槟一饮而尽，然后沉重地坐下了，同时用一半恐惧一半威胁的眼神扫视着周围人。周围人可能是被他的祝词吓坏了，一片寂静。约翰爵士一动没动。
“他没叫我起来，”他低声对古尔德夫人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何塞·阿韦兰诺斯站起来救场了，他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演，特别地提及英格兰对科斯塔瓦那的善意——“这种善意，”他强调说，“自我被派往圣詹姆士的宫廷时就有了，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
这时约翰爵士想说点什么了。他用糟糕的法语优雅地说了一通，米切尔船长听了后大为赞赏，因为他能听懂几个法语词汇。这位铁路金融家在说完后，立即转向古尔德夫人说——
“你说你想管我要点什么，”他勇敢地提醒她，“你想要什么？你可要保证你要的对我也有利。”
她对他嫣然一笑。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我们去甲板吧，”她提议道，“我可以指给你看我想要的。”
在“朱诺”号的主桅杆上懒洋洋地飘着一面巨大的科斯塔瓦那国旗，上面有红黄的斜条，中间是两棵绿色的棕榈树。为了向总统表示敬意，在码头的水边放了几轮烟火，半个港口都沉浸在数千响的神秘噪音中。不时有看见踪影的礼炮，嗖嗖地飞上天，在客人头顶上的明亮天空中爆炸，留下阵阵浓烟。在城门和港口之间有许多五颜六色的旗帜，高高挂在旗杆上，旗帜下聚集着大量的民众。突然，隐约出现了军乐声，远远地还有人在叫喊。一群衣着褴褛的黑人，此时在码头上正不断向一门小铁炮里装弹放炮。灰色的烟尘静静地飘浮在空中，把太阳都给遮住了。
文森特·里比热先生在甲板上的太阳伞下走了几步，便倚靠在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手臂上；大家围着他成了一个圈，他和蔼可亲地转动着身体，好让各个方向上的人群都能看到他乌黑嘴唇上的忧郁微笑和眼镜片上令人目眩的闪光。在“朱诺”号的甲板上特意为总统安排了非正式的仪式，让他能与苏拉科的追随者进行亲密接触，这样活动也接近完成了。在另一边，蒙泰罗将军的秃脑壳上已经戴上了一顶羽毛帽，静静地坐在一个天窗的座位上，双手握着立在两腿中间的军刀手柄。帽子上的白羽毛，黄脸庞，鹰钩鼻子下的蓝黑的胡须，大量的肩章和胸章，闪亮的皮靴和大马刺，呼扇着的鼻子，目光愚蠢但有权威，这些让这位里约塞科镇的伟大胜利者携带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恶兆；他带着一幅残酷漫画的夸张，带着一场庄严化装舞会的愚昧，带着一个穿着欧洲装束但实际上来自某个阿芝台克人的军事偶像的凶恶的奇形怪状，正在等着崇拜者献上敬意。何塞先生踏着外交家的步伐走近这个奇怪的、令人费解的恶兆。古尔德夫人被惊呆了，但最后还是把目光移开了。
查尔斯来向约翰爵士道别，看到他俯身亲吻妻子的手时说，“肯定。当然，我亲爱的古尔德夫人，受你们的照顾我很荣幸！这事一点不难。肯定能做到。”
与古尔德夫妇乘坐同一艘船上岸，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很沉默。即使他俩坐上了马车，他也沉默了很长时间。骡子拉着马车缓缓地离开了码头，沿路两旁有许多伸手讨要的乞讨者，他们似乎一起放弃了去教堂大门口的乞讨机会。查尔斯·古尔德坐在后排座位上，扭头看着车窗外的平原。平原上到处能看到许多用绿树干、灯芯草、帆布捆绑的旧木板搭起来的窝棚，叫卖着甘蔗、甜酒、烟叶。在一小堆燃烧的木炭边，一些印第安妇女蹲坐毯子上，正在用几个黑土罐在做饭，并把开水放入旁边的葫芦里。她们用温柔的声音招呼乡亲们来吃饭。一个赛马场用木桩拦住，不许放牧者进入；左边，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巨大的临时建筑，样子很像木制马戏团帐篷，但屋顶是稻草铺成的圆锥形。从里面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拨竖琴的弦声、有打击吉他的砰砰声、有印第安人合唱班的尖叫声。
查尔斯·古尔德看着眼前的景象说——
“这片土地属于铁路公司了。今后就没有节日表演了。”
古尔德夫人对此感到遗憾。她趁着这个时候提及一件事，她请约翰爵士保证不去碰乔治奥·维奥拉家的房子。她说自己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工程师会想到要拆除那栋老建筑。这栋建筑一点都没有阻碍港口支线铁路的建设。
在那位老热那亚人的家门口，她让马车停下，立即安慰起光着头站在马车的踏板前的老人。她用意大利语同他交谈。当然，他感谢了她，他的态度既平静又有尊严。老人从心底里感谢她，因为她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一席之地。他已经老了，无法再去流浪。
“夫人，这能长久吗？”老人问道。
“只要你愿意，要多久就多久。”
“上帝保佑。这地方必须有个名字。原先不值得为它取名。”
他大笑起来，眼睛笑成一道缝。“我明天就写一块地名标志。”
“乔治奥，地名会是什么？”
“统一意大利客栈。”老乔治奥向远处望了一小会儿后说。
“主要是为了纪念那些死去的人，”他接着说，“但不是那些把自由从士兵们手中偷走的皮埃蒙特的国王和大臣。”
古尔德夫人微微一笑，身体略微向前倾斜，开始询问他妻子和孩子的情况。他那天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城里去了。妻子的身心状况好多了；非常感谢夫人的询问。
人们三五成群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孩子们在背后小跑跟着。一个骑着银灰色母马的人向马车上的人脱帽示意后，走到房子的阴凉处勒住马缰绳，马车上的人报以微笑和点头。老乔治奥还处在刚才那段新闻的兴奋中，他急忙把房子被善良的英国夫人保住的消息告诉那骑马人，而且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对方认真地听着，但没有说话。
马车启动了，骑马人再次脱帽示意，那是一顶灰色的墨西哥式宽边帽，帽子上有银质的纽带和帽缨。这位骑马人就是著名的搬运工监工，你看他的那副无人可比的打扮：一条华丽的墨西哥式长披肩缠在马鞍的尾部；皮夹克上衣镶嵌着巨大的银质纽扣；而裤子上则是一排小银质纽扣；雪白的亚麻衬衣，一条真丝腰带，腰带头部有刺绣；银质的马笼头和马鞍——他原本是个地中海的水手，如今大草原牧场上任何富裕的年轻人在最隆重节日里的穿戴都比不上他的华丽。
“这对我是件大事，”老乔治奥低声咕哝，仍然想着他的房子，如今他变得讨厌变化。“夫人仅对那个英国人说了一句话。”
“是那个有足够的钱买下铁路的老英国人吗？他一个小时后就要走了，”诺斯特罗莫淡漠地评论道，“一路走好。我曾守护着他那把老骨头从高山下到平原，最后进入苏拉科，就好像他是我爸爸一样。”
老乔治奥茫然地把头偏向一旁。诺斯特罗莫手指古尔德的马车，此时马车已经接近老城墙长满绿草的城门，那老城墙就如茂密的树林形成的墙一样。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库房拿着左轮枪守候着另一个英国人的银锭堆，就仿佛是在守护我自己的一样。”
乔治奥似乎有点心不在焉。“这对我是件大事。”他再次说，就好像是在对自己说。
“是，”高人一等的搬运工监工平静地表示同意。“听着，老头，你进屋给我拿根烟来，不用去我的屋里找，那里没有。”
老头走进咖啡厅，接着又走了出来，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递烟，在胡须下咕哝道：“孩子都长大了——如今变成大姑娘了！”老头叹了口气，沉默下来。
“怎么只有一根烟？”诺斯特罗莫说，边说边用幽默的眼光好奇地看着心不在焉的老人。“不要紧，”诺斯特罗莫接着满不在乎地说，“一根够了，等抽完这一根，再要下一根。”
他点着了那根香烟，让火柴在懒散的手指之间滑落。乔治奥·维奥拉看着这一切，突然说道——
“如果我儿子能活着，他会跟你一样是个好青年的。”
“什么？你儿子？是的，老头。如果他像我，他会是个男人的。”
他缓慢地掉转了马头，在卖货的窝棚之间行走，不时地勒住那匹母马躲避孩子和从草原深处来的人群，这些人满怀崇敬地跟在他后面盯着他看。公司的驳船船工老远就向他敬礼；这位极受人尊敬的搬运工监工朝着那个巨大的马戏团建筑物走去，周围的人群中不断发出赞同的低语和奉承的问候。人群越来越密集；吉他的弹奏声越来越响；周围的骑马人都停住了，坐在人头之上平静地吸烟；他走到了那个屋顶高高的建筑物的门前，这时人流变成漩涡，相互推搡起来，脚步混乱且沉重，舞曲震耳欲聋，人声鼎沸。大鼓发出的声音，气势宏大得野蛮，能让人群如醉如痴，即使欧洲人听到后也无法不产生奇怪的感情。诺斯特罗莫似乎被鼓声吸引，向声音的源头走去。就在这时，有一个穿着破旧披风的男人，挨着马镫走着，尽管左右的人不断推搡他，他仍然坚持不懈地恳请码头能给他一份“他崇拜的”的工作。他央求把他做监工的日薪酬分出一半给那些狂妄自大的搬运工兄弟；他强调自己只需要一半薪酬就够了。但米切尔船长的得力助手——“一个视工作如无价之宝的人，一个绝对正直的人”——冷眼看着面前这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摇摇头走开了。
那人消失在马后；诺斯特罗莫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后勒住马。从这座跳舞大厅的门口涌进来一群男男女女，他们摇摇晃晃，浑身冒汗，四肢抖动，身子歪歪斜斜靠着墙壁，喘着粗气，瞪着眼睛，大张着嘴，竖琴和吉他疯狂地演奏着，如同连续不断的雷鸣。数百只手在鼓掌；尖叫声响成一片，过后又低沉下来，开始唱和谐的爱情歌曲，最后平息下来。人群中有人用力投掷一朵红花，砸在光彩照人的监工的面颊上。
他急忙抓住下坠中的红花，动作极其优美，但没有立即转头看是谁扔的。过了一会儿，他高傲地转过身子，旁边的人群闪开一条通道，给一位美丽的混血女人让路，她的头发别着一把黄金小梳子。她像走入无人之境似的向他走来。
她穿着一件雪白的紧身胸衣，裸露出丰满的胳膊和脖子；蓝色的羊毛衫在前胸凸起，但短得盖不上屁股，紧紧地绷在背上，她走路的样子极富挑逗性。她径直走到那匹母马身旁，把手放在马脖子上，用怯懦但挑逗人的目光斜眼向上看。
“亲爱的，”她亲切地低声说，“我走过来，你为什么假装不看我？”
“因为我不爱你了。”诺斯特罗莫沉思了一小会儿后故意说道。
突然，那只扶在马脖子上的手颤抖起来。这时人群把慷慨的、可怕的、善变的搬运工监工和混血女人包围起来。她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下了头。
诺斯特罗莫低头看到女人留下了眼泪。
“你难道没有真心爱过我吗？”她低声说，“有没有？”
“不，”诺斯特罗莫神情淡漠地看着远方。“我刚才骗你。我像过去一样爱你。”
“真的？”她柔情地低声说，面带喜色，眼睛里仍然含着泪水。
“真的。”
“永远是真的。”
“永远是真的；但别让我对着屋里的圣母马利亚发誓。”面对众人的大笑，监工笑着说道。
“我不会那样要求你的。我能从你的眼睛中看到爱。”她把手放在他膝盖上。“你为什么颤抖得这样厉害？为了爱吗？”她继续说着，完全不顾及周围震耳欲聋的雷鸣。“不过，如果你真心爱她，你必须给她的圣母马利亚一串金项链。”
“不。”诺斯特罗莫看着她那仰望着的、渴求的双眼说道。听到这话，她的目光突然显露出惊骇的感情，并变得像石头一样呆滞。
“不？那大人你节日给我点什么？”她生气地问道，“别让我在这些人面前丢脸。”
“有一次没有从爱人那里得到礼物不丢脸。”
“当然丢脸！那是丢大人你的脸——丢我那可怜的爱人的脸。”她突然大怒起来，用话讽刺他。
听到她恼怒的反驳，周围的人都笑了。瞧瞧她的脾气有多大！发现有情况，人们赶紧叫别人快来看。那匹银灰色母马的包围圈慢慢地变小了。
那女孩倒退两步，面对人们发出好奇嘲笑的眼睛，她又返回到马镫，踮起脚尖，用燃烧着烈火的眼睛盯着诺斯特罗莫。他从马鞍上弯腰看着她。
“胡安，”她用嘶哑的声音说，“我可以用刀刺穿你的心脏。”
搬运工监工害怕了，以无与伦比的鲁莽方式公开了自己的恋情，伸手搂住她的脖子，吐沫星乱溅地吻她的嘴唇。四周不断有人咕哝。
“匕首！”他找机会说道，并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
人群中闪出20把明晃晃的匕首。一名穿节日服装的年轻人，跳了进来，给诺斯特罗莫手里塞入一把匕首，然后又跳回人群，脸上得意扬扬。诺斯特罗莫甚至连一眼都没有看他。
“站好。”他命令那个女孩，女孩突然变得温顺了，微微挺直了身躯。他等她站好，搂住她的腰，他俩此时就面对着面了。他把匕首塞入女孩的小手里。
“不，小混血女郎！你不应该羞辱我，”他说道，“你应该有礼物；今天就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的爱人，你可以用匕首从我衣服上割下所有的银纽扣。”
人群为这聪明的怪诞行为报以大笑和欢呼。那女孩伸出锋利的匕首，被动的骑手用手收集起越来越多的银纽扣。最后，他让她双手捧满了银纽扣，这让她彻底放心了。在耳语了一会儿之后，她脸上露出激动的情绪，然后目中无人地走开了，最后消失在人群中。
人群四散开了。诺斯特罗莫，这位气度非凡的搬运工监工，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既有经验又值得信赖，原本是地中海上的水手，后来偶然地来到陆地上，在科斯塔瓦那寻找发财的机会，这时骑着马缓缓地向港口走去。“朱诺”号已经猛地转过了船头；诺斯特罗莫勒住马，抬眼远望，看见港口入口处的古老城堡上竖起了一面临时的旗帜。从兵营里搬来半个连的大炮，用来为总统和战争部长放礼炮。邮船靠岸了，传来一个坏消息，文森特·里比热先生对苏拉科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到此结束了。对米切尔船长来说，另一次“历史机遇”结束了。当“诚实人的希望”再次来临的时候，时间大约是一年半之后，来的方式就很不正规了，他在打了败仗后，骑着瘸腿的骡子翻山越岭而来，如果没有诺斯特罗莫出手相救，他早就可耻地死在那帮匪徒手里了。前后两次来，差别太大了，米切尔船长经常说——
“先生，这是历史——真正的历史！我的朋友诺斯特罗莫正好遇见。先生，他绝对地创造了历史。”
这件事，诺斯特罗莫虽然立了大功，但此后又紧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事。这另一件事，按照米切尔船长的词汇，既不能说是“历史”，也不能说是“错误”。他用另一个词加以描述。
“先生，”他后来经常说，“那不是个错误。是灾祸，是不幸，是纯粹的不幸。我的朋友又正好遇见了——深陷其中！确实是一次不幸，因为他自那以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