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对安东妮亚说我会回来的，可是由于生活上的种种事情阻挡着，二十年以后我才实践了我的诺言。我时时听到一些她的消息：在我最后见到她以后不久，她嫁了一个波希米亚青年，安东·杰林纳克的表兄弟；他们很穷困，子女又多。我在国外时，有一次曾跑到波希米亚去，从布拉格给安东妮亚寄了几张她故乡的照片。几个月以后，她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她那许多孩子的名字和年龄，很少提到别的什么；署名“你的老朋友安东妮亚· 库扎克”。我在盐湖城碰到蒂妮·索特鲍尔时，她告诉我安东妮亚“日子过得不怎么好”；说她的男人不是个很有魄力的人，她的生活很艰难。也许是懦弱使我很长时间没有去。每年我都要为了业务上的事到西部去几次，我的心里老惦记着有一天要在内布拉斯加停留一下，去看看安东妮亚。可是我总是拖延着，推到下一次旅行再说。我不愿意发现她已经老了，身体衰弱了；我真的害怕是这样。在这多事的二十年的进程中，人们有多少幻想破灭了。我不希望失去早年的那些幻想。有些往事的回忆是逼真的，比重新碰到一次更好。
这要归功于莉娜·林加德，我终于去看望了安东妮亚。两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旧金山，莉娜和蒂妮两个都在城里。蒂妮住在她自己的一栋房子里，莉娜的服装店就开设在转弯角上一所公寓里。过了那么多年，能见到这两个女子在一起，我感到很有趣。蒂妮偶尔审查一下莉娜的账目，并给她投资；而莉娜显然在注意着蒂妮，不让她变得太吝啬。“假如世上有什么我受不了的东西，”她当着蒂妮的面对我说，“那就是寒酸相的有钱女人。”蒂妮冷酷地笑笑，向我保证说，莉娜既不会寒酸相也不会发财。“我就是不想，”另外那个得意地赞同说。
莉娜兴致勃勃地把安东妮亚的情况描述了一番，并劝我去看望她。
“你实在应该去，吉姆。那会使她感到非常高兴。不要把蒂妮讲的话放在心上。库扎克没有什么。你会喜欢他的。他不是一个活跃的、有手腕的人，可是一个粗俗的人怎么也不会中东妮的意的。东妮有讨人喜欢的孩子们——这时候，我想，恐怕有十个或十一个了。我自己可不想要这么大的一个家庭，不过对东妮来说好像正合适。她会高兴把那些孩子给你看哩。”
在回东部的旅途中，我在内布拉斯加的哈斯丁斯下了车，然后乘一辆相当好的出租马拉的敞篷轻便马车出发去寻找库扎克的农场。中午刚过一会儿，我知道我一定快到目的地了。在我右边顺着一块隆起的土地，我看见一座宽敞的农舍，红色的牲口棚和白蜡树丛，以及通向公路的斜坡前面的养牛场。我拉住马，正在想弄清我是不是该从这里赶车进去，这时，我听见了低低的说话声音。在我前头，路旁的李树丛里，我看见了两个男孩弯腰向着一条死狗。小的那一个，年纪不会超过四岁或五岁，跪在地上，两手交叠着，他那头发剪得很短、没戴帽子的脑袋因为懊恼而向前低垂着。另外那一个站在他身旁，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正在用一种我已很久没听见的语言安慰他。当我把马停在他们对面时，年纪较大的那个男孩儿牵着他弟弟的手朝我走过来。他神情也很沉重。显然这是一个令他们伤心的下午。
“你们是库扎克太太的孩子吗？”我问。小的那个没有抬起头来看，他正沉浸在自己的感伤中，可是他哥哥，用一双聪明的灰色眼睛迎着我。“是的，先生。”
“她就住在坡上吗？我是来看望她的。进来，坐车同我一起去。”
他望了他那个满肚子不高兴的小弟弟一眼。“我想我们还是走路去好。可我们会给你把大门打开的。”
我驱车沿侧边的路走去，他们慢悠悠地在后面跟着。当我把马车停在风车前面时，另一个赤脚、卷发的男孩从牲口棚里跑出来给我拴马。他是个漂亮孩子，这个小家伙，雪白的皮肤，长着几点雀斑，红扑扑的脸蛋，一头红发卷得像羊毛，一簇簇地一直长到颈梗上。他双手挥动两下子就把我的几匹马拴好了，我问他妈妈是不是在家，他点点头。当他朝我望上一眼时，他的脸上因一阵突如其来的高兴而露出酒窝来，他轻快地健步如飞向风车塔楼上跑去，这种轻快使我感到有点瞧不起人似的。我知道，在我向住屋走去时，他一直在上面盯着我望。
鸭和鹅嘎嘎地叫着一路在我的脚前穿来穿去。白猫在走廊台阶上的黄南瓜中间晒太阳。我透过纱门望进一间大而敞亮，地板擦洗得发白的厨房，我看见一张长桌，成排的木头椅子靠墙放着，一个角落里有一只闪光发亮的炉灶。两个女孩儿在洗涤槽里洗碟子，笑着，叽叽呱呱地谈着话，还有一个小女孩，戴着短围兜，坐在矮凳上玩布娃娃。我问起她们的母亲时，一个女孩丢下洗碟子的毛巾，不出声的光脚丫子掠过地板，不见了。那个穿着鞋袜、年纪较大的女孩走到门口来请我进去。她是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健美的姑娘，态度镇静沉着。“请进来好吗？妈妈马上就来。”
我还没来得及在她端给我坐的椅子上坐下来，奇迹发生了；那是一个平静的时刻，然而却揪心而且比生活中那些热闹兴奋的时候更需要鼓起勇气。安东妮亚走进来，站在我的面前；一个高大强壮、皮肤晒得黑黑的女人，胸部扁平，褐色的卷发带点花白了。自然，这是使人震惊的事。与人们久别重逢，特别是如果他们也像这女人那样历尽人世的沧桑和艰辛，总是会使人感到震惊的。我们站在那里相对而视。那热切地凝望着我的眼睛的的确确是——安东妮亚的眼睛。自从我最后一次深切地探望这双眼睛后，虽然我曾经看过千万张人的面孔，我还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眼睛。当我勇敢地面对着她的时候，我觉得变化似乎没有刚才那么明显了，她还是原来的她。正是她，还是那样浑身是劲，她的这种性格受了摧残却丝毫没有减退，她瞧着我，用我记得那么清楚的嘶哑而伴着喘息的声音对我说话。“我男人不在家，先生。有何贵干？”“你不认识我了吗，安东妮亚？难道我的样子变了那么多？”她在夕阳下皱起眉头，那夕照使她一头褐色的头发看起来更带红色。突然之间，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整个面孔都变宽变大了。她屏住气息，伸出干重活而变粗糙的双手。
“啊呀哈，原来是吉姆！安娜、于尔卡，是吉姆·伯丹！”她刚抓起我的手来，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出了什么事儿？是不是有人去世了？”
我拍拍她的臂膀。
“不，这一次我不是来奔丧的。我在哈斯丁斯下了火车，特地赶车来看看你和你的家人。”
她放下我的手，开始满屋子乱转。“安东、于尔卡、尼娜，你们都在哪儿？快，安娜，跑去把男娃们找来。他们出去到什么地方寻找那只狗了。再喊一声利奥。这个利奥，上哪儿去了！”她把他们从角落弯里拖出来，像母猫带小猫似的把他们带到我跟前来。“你不会就走吧，吉姆？我的大儿子不在家。他同他阿爸一起到威柏去赶场了。我不会让你走的！你得留下来见见鲁道夫和孩子的阿爸。”她用恳求的眼光瞧着我，兴奋得直喘气。
我对她说还有充分的时间，让她放心，说话之间，外面几个光脚丫的男孩儿溜进厨房，围到她身边来。
“现在，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多大了。”她挨个地讲出他们的名字和年纪，有几次把年龄说错了，他们哈哈大笑。当她说到我那个健步如飞登上风车的朋友时，她说，“这是利奥，按年龄来说该比现在要懂事得多。”
他跑过去，用长着卷发的头顽皮地碰撞她，像一只小公羊，可是他说话的声音有点发急了。“你忘记了！你总是忘记我的年纪。讨厌！请告诉他吧，阿妈！”他气得捏紧拳头，急躁地仰望着她。
她用食指盘绕他的黄头发，然后抽出来，注视着他。“那么，你多大啦？”
“我十二啦，”他气喘吁吁地说，不望着我而望着她；“我十二岁，复活节那天生的！”
她向我点点头。“当真的。他是个复活节娃娃。”孩子们全都望着我，仿佛预料我听了这话会表示惊异或喜欢。显然他们为彼此感到骄傲，也为他们人数之多而得意。把他们都介绍完毕后，在门口迎接我的那个大女儿安娜，文文静静地把他们赶开，拿来一条白围裙，系在她母亲腰上。
“好啦，阿妈，坐下来同伯丹先生谈谈天。我们轻轻儿地把碟子洗完，不打扰你们。”
安东妮亚环顾四周，心里很乱的样子。“好的，孩子，可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到客厅里去坐，我们现在有了一间接待客人的很好的客厅了。”
女儿纵声大笑，从我头上取下我的帽子。“你们就在这儿谈吧，阿妈，你们要是在这儿谈天，我和于尔卡都可以听听。你等一下再让他参观客厅吧。”她朝我笑笑，又回去同她妹妹一起洗碟子。那个玩布娃娃的小姑娘在有隔板挡着的后楼梯最下面一级找了个地方，蜷着脚趾坐下来，期待地朝外面望着我们。
“她是尼娜，照着尼娜·哈林取的名字，”安东妮亚解释道。“她那双眼睛像不像尼娜的？我说实在的，吉姆，我爱你们这些孩子差不多像爱我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些孩子对你、查利和萨莉的事全都知道，就好像同你们一道长大的。我都想不起我要说的话了，你使得我那么激动。再加上我的英语也忘记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很少说英语。我告诉孩子们，我过去说得可好呢。”她说他们在家总是说波希米亚话。小的几个一点英语也不会说——一直要到上了学才学英语。
“我简直不能相信是你，坐在这里，坐在我自己的厨房里。你大概认不出我了，是吗，吉姆？你自己可还是那么年轻。不过男人家是要容易做到一些。我看不出安东比我们结婚的时候老多少。他的一口牙齿还是好好的，我的却掉得剩下不多了。不过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年轻，还能够干那么多活。唉，我如今不需要那么拼命干活了！他们的阿爸和我有了很多帮手。你有几个了，吉姆？”
当我告诉她我还没有孩子时，她似乎有点尴尬。“哎，那真糟糕！你也许可以从我的几个坏娃娃中领一个去，怎么样？那个利奧；他是最坏的一个。”她微笑着向我探出身子。“可是我最爱他，”她在我耳边悄悄说。
“阿妈！”两个洗碟子的姑娘带着责备的口气抱怨道。安东妮亚抬起头来大声笑着。“我实在没办法。你们都知道。也许因为他是复活节生的，我也搞不清。他简直没有一分钟不调皮捣蛋！”
我一面望着她，一面心里在想，那有多大关系——比方说，她的牙齿。我知道很多妇女保留了她所失去的一切，可是她们内心的光彩消逝了。安东妮亚则不管失去多少什么，她生命之火没有失去。她的皮肤，晒得那么黑，那么粗糙，却没有那种仿佛下面的汁已被悄悄吸干了的松垮垮的样子。
我们在谈天时，他们喊做简的小男孩走进来，在楼梯遮檐下面尼娜身边台阶上坐下。他系了一条滑稽相的柳条布长袍裙，像罩衫似的罩在裤子上，他的头发剃得那么短，简直剃成了头皮发白的光头。他用他那双大而悲哀的灰眼睛向我们凝望着。
“他想对你说说那条狗的情况，阿妈。他们发现狗死了，”安娜走到碗柜那边去，走过我们身边时说。
安东妮亚招手要那个男孩过来。他站在她椅子旁边，把手肘靠在她的膝头上，小小的手指头扭弄着她的围裙带子，一面轻轻地用波希米亚话向她诉说事情的经过，泪水溢出眼眶，沾湿了他的长睫毛。他母亲倾听着，说些安慰他的话，并在耳边悄悄地向他允诺着什么，这使他马上向她破涕一笑。他溜走了，去紧挨着尼娜坐下，用手挡着，悄悄地把他的秘密告诉了尼娜。
安娜做完了事，洗了手，走过来站在她母亲椅子后面。“为什么不带伯丹先生去看看我们藏水果的新地窖呢？”她问道。
我们出发穿过院子，孩子们在后面跟着。男孩们正站在风车旁边，谈着那条狗；有几个见我们来，跑到前面去打开地窖的门。我们走下地窖时，他们全都跟了下去，似乎也像女孩们一样为这个地窖感到得意。
那个在李树丛里给我指路，带着沉思神情的男孩安布罗希要我注意结实的砖墙和水泥地板。“不错，离屋子有一大截路，”他承认道。“不过，你看，冬天我们总有几个轮流跑出去拿东西的。”
安娜和于尔卡指给我看三只小桶；一只装满莳萝腌的泡菜，一只装满切细的酸菜，一只是一满桶腌西瓜皮。
“你真不会相信，吉姆，要多少东西来给所有这些小家伙吃！”他们的妈妈大声说道。“你应该来看看我们礼拜三和礼拜六烤的面包！难怪他们可怜的阿爸富不起来，他得买多少糖来给我们做蜜饯和果酱。我们用自己的麦子磨面粉——可这样卖出去的就少得多了。”
尼娜、简和一个名叫露西的小女孩，不断羞怯地把放广口玻璃瓶的架子指给我看。她们不说什么，只是朝我看一眼，用指甲在玻璃瓶子上描着里面装的樱桃、草莓和酸苹果的轮廓，试着用一种乐滋滋的表情让我知道这些东西好吃极了。
“把加香料的李子给他看，阿妈。美国人没有这种东西，”大男孩中的一个说。“阿妈用这东西做‘可拉契司’[1]，”他又说。利奥低声用波希米亚话拋出几句瞧不起人的话。我转身对着他。“啊哈，你以为我不知道‘可拉契司’是什么吧，你搞错了，小伙子。我在你出生的那个复活节前很久就吃到过你阿妈做的‘可拉契司’了。”
“利奧，你老是太冒失了，”安布罗希耸耸肩膀批评道。利奥躲到他妈妈背后，朝我咧着嘴笑。我们转身离开地窖；安东妮亚和我先走上阶梯，孩子们等待着。我们站在外面谈话，这时，他们才一窝蜂跑上台阶，大的小的，亚麻色头发、金黄色头发、棕色头发的小脑袋，闪闪发亮的光脚杆子；从那黑暗的地窖里向着阳光的一次真正的生命大爆炸。一时之间使我眼花缭乱。
男孩们簇拥着我们到我尚未见到的房屋正面去；在农舍里，不知怎么的，生活上进进出出都是走的后门。屋顶很陡，屋檐比那一大片高高的蜀葵高出不了多少，这些蜀葵如今已经枯黄，结了籽。安东妮亚说，整个七月，房子都给蜀葵遮掩着，我记起波希米亚人向来爱栽蜀葵。前院外面围着一道刺槐树篱，大门前长着两棵银色、树叶像飞蛾样的含羞草属的树。从这里可以俯瞰养牛场和两个长长的饮牛池，还可以看到一大片收割过的土地，他们告诉我说，夏天那儿是裸麦田。
住屋后面稍远，有一片白蜡树林和两个果园：一个是樱桃园，树行之间种着醋栗和红醋栗，还有一个是苹果园，用一道高高的树篱挡开热风。我们走到树篱跟前时，大一点的孩子转回头，可是简、尼娜和露西从一个只有他们知道的洞子里爬了过去，藏在枝桠低矮的桑树丛下面。
我们穿过在高高的牧草中间长起来的苹果园时，安东妮亚不断地停下来向我们讲述这一棵或那一棵苹果树的事迹。“我爱它们，就好比它们是人一样，”她用手摩擦着树皮。“我们刚来的时候，这儿一棵树也没有。一棵一棵全都是我们种的，我们在田里干了一整天活儿以后，还经常提水来浇。安东是个城里人，他老是容易泄气。可是在干旱的时节，我再累也得为这些树操心。它们在我心里就像孩子一样。多少个夜晚，等他睡熟以后，我起身走出去，提水来浇灌这些可怜的家伙。现在，你看，我们可得到好处了。我男人以前在佛罗里达州的桔子园里干过活，会嫁接果树。我们这一带没有哪一家的果园果子结得有我们这样好。”
在果园的中间，我们遇到一座葡萄架凉亭，四边安着座位，还有一张晒翘了的木板桌子。三个孩子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们不好意思地抬头朝我望望，向他们的妈妈提出什么要求。
“他们要我告诉你，老师们如何每年都在这里举行学校的野餐。这几个没上学，所以他们以为那就是野餐。”
等我把这个凉亭赞美够了，小家伙们跑到一块乱七八糟地长着法国石竹丛的空地，蹲下来，在地上爬来爬去，用一根绳子量着。
“简想要把他的狗埋在这里，”安东妮亚解释道。“我不得不答应他。他有点像尼娜·哈林；你还记得她总是在小事情上耿耿于怀吧？他有些滑稽的想法，像她一样。”
我们坐下来，注视着他们。安东妮亚把手肘靠在桌子上。果园里宁静之极。四周围着三重围墙：铁丝网围栏，然后是刺槐树篱，然后是桑树树篱，这道树篱夏天挡住热风，冬天可以积住起保护作用的雪。树篱是那么髙，我们除了上面的青天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既看不见牲口棚的屋顶，也看不见风车。午后的太阳透过干枯了的葡萄叶子倾泻到我们身上。果园仿佛注满了阳光，像一只杯子，我们可以闻到树上成熟了的苹果的香味。酸苹果挂在枝头稠密得像一串串念珠，紫红紫红的，外面有一层银色的光彩。一些鸡鸭钻进树篱来，啄食着落在地上的苹果。公鸭是漂亮的家伙，灰里带红的身体，头上和颈子上覆盖着带彩虹闪光的绿色羽毛，这种羽毛慢慢长得稠密丰满起来，就变成蓝色，像孔雀颈子一般。安东妮亚说，这些公鸭总是使她想起兵士——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在家乡看见过这种制服。
“现在还有鹌鹑吗？”我问。我使她回忆起我们搬到镇上以前最后一个夏天，她经常同我一起去打鹌鹑。“你的枪法不错，东妮。你还记不记得，你老是想同查利和我偷偷地跑出去打鸭子？”
“我知道，可我如今怕看见枪了。”她捉起一只公鸭，用手指头弄乱它绿色长外套似的羽毛。“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就不想杀死任何东西。要是我去扭断一只老鹅的颈子，我怕会晕倒呢。你看怪不怪，吉姆？”
“我也搞不清。意大利那位年轻的女王曾经对我的一个朋友说过同样的事情。她过去曾是一个了不起的女猎手，可现在她同你感觉到的一样，只是用枪打那些泥巴做的鸽子。”
“那么我可以肯定她是一位好妈妈，”安东妮亚热情地说。她告诉我，她同她丈夫是在田地便宜、可以低价买进时，到这个生疏的乡村来的。第一个十年是艰苦奋斗的十年。她丈夫对于农事知道得很少，经常打退堂鼓。“如果我不是那么身强力壮的话，我们是肯定捱不过去的。感谢上帝，我一直身体很健康，我总是能帮他在田里干活，直到婴儿临产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互相照应得很好。玛莎，她还是个娃娃的时候你看见过的那个，是我的一个大帮手，她把安娜训练得像她一样。我的玛莎现在已经出嫁，自己也有了一个娃娃了。想想看，吉姆！
“不，我从来没泄过气。安东是个好人，而且我爱我的孩子们，相信他们会有出息。我原本是农村的人。在这里，我绝不会像在城里那样感到寂寞。你记得我过去在镇上时，常常有心里不舒坦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干点活倒无所谓，只要我不必老是闷在心里发愁。”她用手托着下巴，朝果园望去，那里阳光越来越呈现金黄色了。
“你本不该到镇上去的，东妮，”我疑疑惑惑望着她，说。她热切地向我转过身来。
“哎，我才高兴我去了呢！要不然我对做饭、管家一窍不通。我在哈林家学到了一些好的习惯，使我能把孩子们抚养好。你觉得他们作为乡下孩子来看，是不是要算有规矩有礼貌的了？要是没有哈林太太对我的教育，我想我会把他们抚养成像野兔子一样。不，我很高兴我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不过，谢天谢地，我的女儿们没有一个是不得不出外帮工的。吉姆，我的苦恼是，我总不能相信我所爱的人会有恶意。”
我们谈话之间，安东妮亚要我放心，她可以留我在那里过夜。“我们的空房子很多。两个男娃睡在干草棚里，一直要睡到天气转冷，其实也没有必要。利奥总是请求要睡到那里去，安布罗希也陪着睡过去照料他。”
我对她说我喜欢同男孩们睡在干草棚里。“你喜欢怎么就怎么吧。箱子里装满干干净净的毛毯，准备冬天用的。现在我得走了，要不然我的姑娘们要把所有的活都干起来了，我想亲手给你做晚饭呢。”
我们向住屋走去时，碰到安布罗希和安东，提着牛奶桶出发去找奶牛。我参加了他们一伙，利奥隔着一段距离伴随着我们，跑在前头，在一丛紫苑中窜出来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口里喊着，“我是一只长耳朵大野兔”或“我是一条大蟒蛇”。
我走在两个大一点的男孩中间——他们是腰板笔挺、身材匀称、头脸漂亮、眼睛明亮的小家伙。他们谈论着他们的学校和新来的教师，告诉我庄稼和收成，他们冬季将喂养多少头菜牛。他们对我态度大方、充满信任，好像我是他们家庭的一位老朋友——而且年纪并不太老。我跟他们作伴感到自己也像个男孩子，各种各样的兴趣又复活了。在夕阳下沿着一道有倒刺的铁丝网围栏，向泛红色的池塘走去，看见被牲口啃得短短的牧草地上自己的影子在右边移动，这一切总好像是很自然的事。
“阿妈有没有把你从我们老家寄给她的照片拿给你看？”安布罗希问道。“我们把这些照片装在镜框里，挂在客厅里了。她收到这些照片高兴得要命。我还从来没看到她对什么东西那么喜欢过。”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朴素的感激的调子，使我感到我要是能多给她一些髙兴的机会多好。
我把手按在他肩膀上。“你们知道吧，我们大家都非常爱你的阿妈。她先前是个美丽的姑娘。”
“哎，我们知道！”他们两人一起说；似乎有点感到意外，我竟认为有必要提起这个。“人人都喜欢她，不是吗？哈林一家，你奶奶，还有所有那些镇上的人。”
“有时候，”我冒昧地说，“男孩子不会想到他们的母亲曾经是年轻而漂亮的。”
“哎，我们知道！”他们又热情地说。“她现在并不很老，”安布罗希补充了一句。“比你老不了多少。”
“好啦，要是你们对她不好，我想我会拿根棍子，把你们统统狠打一顿。要是你们男娃儿不体贴，或是把她看做只是一个照料你们的人，我可不答应。你们要知道，我曾一度深深地爱上了你们的母亲，我知道世上再找不到像她这样的人。”男孩们笑起来，好像很高兴又很尴尬。“她可从来没对我们讲起这个，”安东说。“不过她老是谈到你，谈得很多，谈起你们过去的快活日子。她有你的一张照片，是有一次她从芝加哥报纸上剪下来的，利奥说，当你把马车赶到风车那里时，他就认出你来了。虽然利奥这个人，大家也说不清是怎么的；有时候他就是喜欢显显聪明。”
我们把奶牛牵回到最靠近牲口棚的一只角上，夜将来临时，男娃们挤牛奶。一切如常：夜露中向日葵和紫苑浓郁的味儿、清澈碧蓝的和金黄的天空、太白星、牛奶挤进桶里时扑嗞扑嗞的声音，猪抢食晚餐发出的呼噜呼噜声和尖叫声。我开始感到黄昏时分农家少年的寂寞感：家务杂事永远是一个样子，没有一点变化，人间世界又离得那么遥远。
吃晚饭的时候好大一桌子人：灯光下两排动个不停的脑袋，那么多眼睛兴奋地盯着安东妮亚，她坐在桌子的首位，把菜装在盘子里，开始分给大家。孩子们的座位是按照一定的体制排列的一个小的挨着一个大的，大的那个注意着小的那个吃饭的习惯，并注意他是否拿到了吃的东西。安娜和于尔卡时不时离开座位去装“可拉契司”和牛奶。
晚饭后我们走进客厅，听于尔卡和利奧给我演奏。安东妮亚拿着灯走在前头。椅子不够坐，小一点的孩子便席地而坐。小露西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们就会有一块客厅用的地毯了，假如他们的小麦卖到九角的话。利奥瞎忙了一阵才把他的小提琴拿出来。那是雪默尔达老先生的乐器，安东妮亚一直保存着，利奥使用起来还嫌太大。但作为一个自学的少年来说，他拉得很不错了。可怜的于尔卡的努力却没有这样成功。他们演奏的时候，小尼娜从她的角落里走出来，走到地板当中，开始赤着脚跳起一种漂亮的小舞蹈来，谁也没有去注意她，跳完以后她又溜回去，坐在她的哥哥身边。
安东妮亚用波希米亚话同利奧说话。他皱着眉头，使得脸上都起了皱纹。他好像想撅嘴，可是他的努力只是使他脸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显出酒窝来。他旋着弦钮调了音以后，拉了几只波希米亚曲子，没有风琴伴奏，拉得反而更好些。这个男孩是那样动个不停，以致我以前没有机会好好看一看他的面孔。我最初的印象是不错的；他确实长得像古代罗马传说中半人半羊的农牧之神。他耳朵背后的后脑勺很小；黄褐色羊毛样的头发厚厚地一直长到后颈上。他的眼睛不像其他几个男孩的眼睛那样坦率，两只眼睛分得很开，而且深深地陷下去，金绿色的，仿佛对光特别敏感。他母亲说他受伤比所有其他孩子加起来的受伤次数还多。他老是在小马驹还没养驯服时就想去骑，戏弄公火鸡，想弄明白公牛对于红色能忍受到什么程度，或试试新斧头刀口有多锋利。
演奏会结束后，安东妮亚拿出一大盒照片来：她和安东穿着结婚礼服，手牵着手；她哥哥安布罗希和他的胖老婆，这位胖老婆自己有一个农场，驾驭着她的丈夫，听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还有三个波希米亚的玛丽，和她们的一大群子女。
“你简直不会相信这些姑娘们如今多么沉稳坚定，”安东妮亚议论说。“玛丽·斯伏波达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制奶油的师傅，而且很会经营。她的孩子们将来大有希望。”
安东妮亚翻着照片时，小库扎克们站在她椅子背后，兴趣盎然地越过她的肩膀去看照片。尼娜和简，在比他们高的哥哥姐姐们身边钻来钻去，还是看不见，便轻轻地端了把椅子来，爬上去，紧紧靠在一起站着看。一看见熟悉的面孔，那个小男孩就不再怕陌生，高兴得咧开嘴笑。在围绕着安东妮亚的这一群中，我意识到一种肉体的融洽。他们这样那样靠着扶着，不怕互相碰着。他们端详着这些相片，高兴地认出谁是谁来；有些照片他们用钦佩的眼光望着，仿佛他们母亲做姑娘时候的这些人物都曾是出众的人。几个不会说英语的幼小孩子，用他们丰富的本国语言低声互相品评着。
安东妮亚拿出一张莉娜的照片来，那是去年圣诞节从旧金山寄来的。“她看上去是不是还是那个样子？她已经六年没回家来了。”我对她说，是呀，莉娜正是这个样子；一个标标致致的女人，稍微太丰满了一点，戴着一顶太大了一点的帽子，但还是以前那双懒洋洋的眼睛，嘴角上依然可以看出以前那种天真的笑靥。
有一张弗朗西丝·哈林的照片，穿着带盘花钮扣的骑装，这套服装我记得很清楚。“她真出色！”女孩子们咕哝着。大家都同意。可以看出弗朗西丝在他们的家庭传说中是一位女英雄。只有利奥无动于衷。
“这是哈林先生，穿着他那件贵重的皮大衣。他有钱得很，是吗，阿妈？
“他又不是洛克菲勒[2]，”利奧少爷插嘴说，音调很低，使我想起有一次雪默尔达太太说我祖父“又不是耶稣”的调子。他这种习惯的怀疑态度好像是直接从那位老太太遗传来的。
“不要说这些俏皮话，”安布罗希一本正经地说。
利奥向他伸舌头，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对着一张铁版相片格格地傻笑，照片上两个人很不自在地坐着，中间站着一个穿着布袋般宽大的衣服的傻乎乎的男孩：杰克、奥托和我！我记得，那是我到内布拉斯加来的第一个“七月四日”[3]，我们到黑鹰镇时照的。我很高兴又看到了杰克咧着嘴笑，看到奥托那凶相的小胡子。库扎克家的小鬼们对他俩的事全都知道。
“是他给外公做的棺材，是吗？”安东问道。
“他们是多么好的人啊，吉姆？”安东妮亚眼泪盈眶了。“到如今我还感到惭愧，因为我同杰克吵了那样一大架。我对他莽里莽撞，太不礼貌了，利奥，就像你有时候对待别人那样，那时要是曾经有人教我懂得规矩多好。”
“我们跟你还没完呢，”他们警告我。他们拿出一张我临去大学之前照的照片来给我看：一个高高个子的年轻人，穿着条纹裤子，戴一顶草帽，做出潇洒自在的样子。
“讲给我们听听，伯丹先生，”利奥说，“讲讲你在土拨鼠窝打死的那条响尾蛇。那响尾蛇有多长？有时候阿妈说六尺长，有时候又说是五尺。”
这些孩子同安东妮亚的关系极像很多年前哈林家的孩子们同她的关系。他们似乎同样感到了她内心足以夸耀的东西，盼望她讲故事或给他们想出娱乐的办法，像我们过去那样。
一直到十一点钟，我才终于拿起我的旅行袋和几床毯子，同着男孩们出发到牲口棚那里去。他们的母亲陪我们一起走到门口，我们停留了一会儿，观望着在月光下沉睡着的牛栏和那两口池塘的发白的斜坡，以及在星光闪烁的夜空下连绵起伏的牧场。
男孩们要我在干草棚里自己找个地方，我就在一扇大窗户下面躺下，天气温暖时那窗户敞开着，望出去可以看到星星。安布罗希和利奥蜷缩着身子躺在后面屋檐下的干草床上，格格地笑，讲着悄悄话。他们彼此呵着痒痒，在干草里面翻筋斗；后来，他们好像被射中了似的，突然之间静止不动了。在格格的笑和酣睡之间连一分钟的间隔都没有。
我躺在那里久久没有入睡，直到那慢吞吞地爬上天空的月亮经过我的窗口。我在想着安东妮亚和她的孩子们；想着安娜对她的关切、安布罗希庄严的感情、利奥带着妒忌心的动物般的小小的爱心。当他们从地窖里跌跌绊绊走到光亮中来的时刻，那是任何人都会老远地跑来一看的奇观。安东妮亚向来是这样一个人，她在人们心上留下的形象是不会消逝的——只有随着时日的推移而愈加鲜明。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一系列这样的画面，固定在那里，就像人们启蒙的识字课本上那种古老的木刻画：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响尾蛇胜利归来时，光腿踢着我的小马肚子的安东妮亚；暴风雪中，披着黑披肩，戴着毛皮帽子，站在她父亲坟前的安东妮亚；赶着耕畜沿着黄昏的天际线走过来的安东妮亚。她身体力行太古时代人类的处世态度，这种态度我们由本能认识到是人类共有而且是真实的。我没有想错。她如今已是一个苍老憔悴的女人，不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姑娘了；可是她仍然具有一种能点燃想象力的东西，仍然能以一个眼色或手势使人惊得停止呼吸片刻，这种眼色或手势，把普通事物的意义泄露无遗。她只要站在果园里，手扶着一棵小小的酸苹果树，仰望着那些苹果，就会使你感觉到种植、培育和终于得到收获的好处。她心里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来自她那曾经那么不知疲倦地提供丰富感情的身体。
难怪她的儿子们站在那里高高大大，腰杆笔挺。她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的矿藏，就如那太古民族的奠基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