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势汹汹地来到草原小镇。从开阔的乡间猛刮进来的风，把夏天里隔开一家家庭院的树叶的屏幕剥光，使房子和房子好像挨近了。从苍绿的树梢望过去那么远的对面的屋顶，如今面对面盯着你望，比起屋角上因长着藤蔓和灌木而显得柔和时难看多了。
早晨，当我顶着风挣扎着向学校前进时，除了我前面的道路外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到了日暮回家时，我感到小镇荒凉而冷落。那淡泊、寒冷的冬天的落日余辉，没有使小镇增添美色—— 就像真理本身的光辉一样。如烟的云低垂在西边天空，红日从它们后面沉落下去，在积雪的屋顶和蓝莹莹的雪堆上留下一抹粉红色的霞光，于是风骤起，唱着凄怆的歌儿，仿佛在说：“这就是真实，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一切夏季的轻薄事儿——光和影，在各种东西上面颤动着的绿色的活面具，它们都是谎话，而这才是下面的东西。这才是真实。”就好像因为我们爱好夏天而正在处罚我们。
假如放学以后我在操场上闲逛，或者到邮局去取邮件，并在雪茄烟摊旁听人们聊天耽误了一些时光，回家的时候天便已经黑下来了。太阳已经沉落；冻了冰的街道在我面前蓝莹莹的伸展得很远很远；街边厨房的窗户里发出暗淡的光，我走过的时候可以闻到做晚餐的炊烟味儿。很少有人外出，而少数在外面的人都急急忙忙地朝火边走去。屋子里火光熊熊的炉子像磁石似的吸引着人们。当你打一个老人身边走过时，你在他的脸上除了一个通红的鼻子戳出在结了霜的胡子和长长的长毛绒帽子之间外，什么也看不到。年轻人把双手插在衣袋里蹦蹦跳跳走着，有时候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试着溜一下冰。孩子们戴着色彩鲜艳的风兜帽和羊毛围巾，从来不是在走，从离开大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是在奔跑，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拍打身体的两侧。我回家走到卫理会教堂时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路。我还记得偶尔碰到教堂里有灯光，我是多么高兴，我们在冰冻的街道上走过时，安装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向我们闪闪发光。在冬天的落漠荒凉中，人们渴望色彩，就像拉普兰人[3]渴望脂肪和糖似的。不知为什么，每当为了唱诗班练唱或祈祷会把灯火早早地点亮时，我们总是在教堂外面的人行道上留连忘返，发着抖，聊着天，直到我们的脚冻得像块冰。彩色玻璃天然的红色、绿色、蓝色把我们吸引在那里了。
冬天的夜晚，哈林家窗户里的灯光也像彩色玻璃似的吸引着我。那温暖、宽敞的房子里也是色彩缤纷的。晚饭以后，我总是抓起帽子戴上，把手插在衣袋里，飞快地钻过柳树篱，仿佛有巫婆在后面追来似的。当然，如果哈林先生在家里，西屋的窗帘上显出了他的影子，我就不走进去，只是转身从街上绕远路回家，心里想着，当我在两位老人身边坐下时，我该看什么书好。
这种失望仅使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玩得更加兴致勃勃，我们猜字谜，或是在后厅里举行化装舞会，萨莉总是装扮得像一个男孩子。那年冬天，弗朗西丝教我们跳舞，她从教第一课开始就说，安东妮亚会是我们当中跳得最好的。礼拜六晚上，哈林太太总是给我们演奏老歌剧——《玛尔塔》、《诺玛》、《里哥莱托》里的音乐——一面弹，一面把情节讲给我们听。每个礼拜六晚上都像开晚会。客厅、后厅、吃饭间都是暖洋洋的，灯光通明雪亮，摆着舒适的椅子和沙发，墙上挂着充满欢乐的画儿。人在那里总是感到很舒坦。安东妮亚拿着针线活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她已经开始为自己做漂亮衣服了。在大草原上与安布罗希板着脸的沉默和她母亲的抱怨一起度过了那些冬日的长夜后，如今哈林的家里，正如她自己所说，对她是“赛过天堂”。她永远不会疲倦得不愿给我们做太妃糖或巧克力家常小甜饼。只要萨莉在她耳边讲句悄悄话，或是查理对她眨那么三下眼睛，东妮就会冲进厨房，在她已经做了三餐饭的炉灶中生起火来。
在我们坐在厨房里等待小甜饼烤熟或太妃糖冷却时，尼娜总是讲好话要求安东妮亚讲故事给她听——关于摔断腿的小牛或是于尔卡如何在发大水的时候把她的小火鸡救出来没有淹死，或是关于波希米亚古老的圣诞节和婚礼风俗。尼娜用幻想来解释那些关于基督诞生画的故事，尽管我们嘲笑她，她还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在雪默尔达家离开波希米亚前不久，在那里诞生的。我们都喜欢听东妮的故事。她的嗓音有一种特殊迷人的素质，深沉而略带点嘶哑，总可以在后面听到气息的颤动。她所说的一切仿佛都是直接出自她的心底。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剔出胡桃肉来做胡桃太妃糖，东妮给我们讲了一个新的故事。
“哈林太太，你听说过去年夏天我在挪威移民区打场时那里出的一桩事吗？我们是在伊弗森家，我赶一架运谷物的大车。”哈林太太走了出来，坐在我们中间。“你自己能把麦子铲进谷箱里去吗，东妮？”她知道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
“是呀，太太，我能行。我能铲得像赶另一架大车的胖小子安登一样快。有一天，天气热得要命。我们吃过午饭回到田里去干活时，就懒懒散散的了。男人们把马套上，开动了打麦机，奧尔·伊弗森站在打麦机上，割开一捆捆的麦子。我背靠一堆麦秸坐着，想有点遮荫。我的大车不是走在最前头，不知怎么，我感到天气热得古怪。太阳是那么烫人，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烧焦似的。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人穿过收割了的麦田走过来，等到走近来时，我看出原来是个游民。他的脚趾头戳出在鞋子外面，已经很久没有刮胡子了，他的眼睛红得吓人，而且眼光狂乱，好像害着病。他直走过来，开始同我讲话，好像他早就认识我了。他说：‘这地方的池塘那么浅，人要跳进去淹都淹不死。’
“我对他说，谁也不想去淹死自己，不过如果久晴不雨，我们得用水泵抽水给牛吃。‘嗨嗨，牛，’他说，‘你们全都只关心你们的牛！你们这里有没有啤酒？’我对他说，他得到波希米亚人那里才搞得到啤酒；挪威人打场的时候可没有。‘啊呀天哪！’他说，‘原来是挪威人，不是吗？我还以为这是米国呢。’
“于是他就走到打麦机那里，对奥尔·伊弗森大喊大叫：‘喂喂，老伙计，让我上来吧，我会割麦捆的，我流浪得够了。我不想再往前走啦。’
“我想给奧尔做手势，因为我以为那人是疯子，会弄得打麦机停下来的。可是奥尔只想躲开太阳和麦皮碎屑——这东西在这样热的天气落到你颈子上，黏住你非常不舒服。所以奥尔跳了下来，爬到一架大车底下去躲太阳，那个游民爬了上去。他割了一阵麦捆，割得不错，可是后来，哈林太太，他对我挥挥手，竟头朝下，跟着麦子跳进打麦机里去了。
“我惊叫起来，男人们跑过去勒住马，可是皮带已经把他卷了下去，等到人们把机器停住时，他已经给捣得遍体鳞伤、支离破碎了。他卷进机器里卷得那么紧，要把他拉出来可费劲呢，那架打麦机从此以后就不好使了。”“他确实死了吗？”我嚷道。
“他死了没有？嗨，我想是这么的！看吧，尼娜吓成这个样子啦。我们不谈这个了。不要哭，尼娜，有东妮在，老游民不敢来把你拐走的。”
哈林太太声色俱厉地说。“不要哭了，尼娜，要不然的话，安东妮亚给我们讲乡里的事情时，我就把你送到楼上去。他们一直没有弄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吗，安东妮亚？”
“一直没有，太太。人家在哪儿也没有见到过他，除了在一个叫做康威的小镇上。他想在那里买啤酒喝，可那里没有酒馆。可能他是搭货车来的，可是火车上的制动员没有看到过他。他们在他身上没有找到信件，什么东西也没找到；在他袋子里只有一把旧单开小刀和鸡胸前的如愿骨，包在一张纸里，还有一些诗。”
“还有诗？”我们喊道。
“我记起来了，”弗朗西丝说，“是《古老的栎木水桶》，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差不多已经揉烂了。奧尔·伊弗森带到营业所来给我看过。”
“那么，弗朗西丝小姐，你说古怪不古怪？”东妮沉思着问道。“怎么有人会在夏天想自杀？还是在打场的时候哩！那时候到处都好极了。”
“正是这样，安东妮亚，”哈林太太劲头十足地说。“明年夏天我也许会回家去，那就帮你去打场。太妃糖可以吃了吗？我早就闻到它的香气了。”
安东妮亚和她的女主人基本上很融洽。她们俩都是秉性坚强而有主见。她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是一个劲儿地模仿别人。她们热爱儿童，热爱动物和音乐、热闹的游戏和挖掘土地。她们喜欢准备味道很浓的丰盛的食品，并看着人们吃这些东西；喜欢铺好柔软洁白的床铺，并看着年轻人和小孩在上面睡觉。她们嘲笑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乐于帮助不幸的人。在她们的心灵深处，都有着一种由衷的欢乐，一种生活的兴味，虽然不是过分精美，却是非常有益的。我从没想到要给它下个什么定义，只是在心里清楚地感觉到。我不能想象，在黑鹰镇，安东妮亚如果不是在哈林家而是在别的地方，能生活到一个礼拜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