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很喜欢安东妮亚，但也很讨厌她对我说话时那种高人一等的腔调。她比我大四岁，不错，见过的世面也比我多；可我是个男孩儿，她是个姑娘家，我对她这种保护人的态度愤愤不平。秋天还没过完，她就开始对我有点平等相处了，除了功课外，其他的事也听从我了。这个变化是由于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险遇而来的。
有一天我骑马到雪默尔达家去时，看到安东妮亚正步行到俄国佬彼得家去，去借一把安布罗希需要的铲子。我请她坐到小马上来，她上了马坐在我背后。前一天夜里又是一个重霜天，现在空气清新，像酒一样醉人。一个礼拜之内，鲜花盛开的道路全都遭到了侵袭，百里路长的黄灿灿的向日葵变成了卡嚓卡嚓作响的长满疙瘩的棕色梗子。
我们发现俄国佬彼得在挖马铃薯。我们很高兴走进屋去在他厨房的炉灶边暖暖身子，看看他们堆在储藏室里准备过冬的西葫芦和圣诞节西瓜。当我们拿到了铲子，骑上马回去时，安东妮亚建议我们在土拨鼠窝那里停一下，挖开一个洞子看看。我们就可以弄清楚这些洞子究竟是垂直的还是像鼹鼠洞一样横着的；洞与洞之间在地下有没有联系；地枭在下面有没有铺着羽毛的窝。我们还可能弄到一些小土拨鼠崽子、地枭蛋或蛇皮。
土拨鼠窝分布在也许有十英亩宽的地面。上面的红草已经啃短、啃平了，所以这块地方不像周围那样蓬乱带红色，而是灰色，像天鹅绒一般。洞与洞之间相隔几码远，分布得相当规则，好像排列成一条条街道和林荫路似的。人们总觉得那里过着一种井井有条而且非常友好融洽的生活。我把“花花公子”拴在下面一条干河沟里，我们就到处转悠，寻找一个容易挖开的洞子。土拨鼠们像往常一样在洞子外面，好几十只，在洞门口蹲着。我们走近时，它们狂吠起来，对我们摇着尾巴，急急忙忙窜到地底下去了。洞门口是一堆堆沙子和砾石，我们设想是从地表下面很远的地方扒上来的。这里那里，我们偶尔发现一些大沙砾堆，离开洞子有几码远。假如土拨鼠是在打洞的时候用爪子把这些沙子扒出来的，它们又怎么能搬得这么远呢？就是在一块这样的沙砾堆上，我碰到了一场惊险的事。
我们正在仔细观察一个有两个入口的大洞子。地洞以和缓的角度斜着往下伸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两条过道汇合的地方，地面由于经常使用而灰尘扑扑，就像一条车马往来频繁的小小的公路。我正蹲着往后退时，听得安东妮亚一声惊叫。她站在我对面，指着我的背后用波希米亚话大声叫嚷着什么。我急转身，只见在一个这样的干沙砾堆上有一条我见到过的最大的蛇。那蛇冻了一夜，此刻正在晒太阳。安东妮亚惊叫的时候，它一定是睡着了。我转身时，它松垮垮地躺在那里成一长条波浪形，像一个“W”字母似的。它扭动身子，慢吞吞地盘了起来。那不仅仅是一条大蛇，我认为——简直是马戏团的畸形怪物。它那一身可恶的发达的肌肉，它那讨厌的、滑溜溜的蠕动，不知怎么使我看了作呕。那蛇有我的大腿那么粗，看样子连磨石都不能把他碾死。它抬起吓人的小脑袋，尾巴轧轧地响着。我没有逃跑，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要逃跑——就是我背后是一堵墙，我也不会感到比这更走投无路的。我看见它把身子盘紧了——我想它马上就要蹿起来了，蹿得整个身子直竖起来。我跑上去用我的铲子对着它脑袋劈下去，正好横着砍中了它的脖子，它立即成了波浪形的一圈东西瘫在我脚下。我现在为了泄恨而拼命地砍。安东妮亚虽然赤着双脚，也跑上前来站在我背后。甚至在我把蛇那丑恶的脑袋砸扁了，它的身子还在扭曲盘绕，盘起来又松开瘫倒。我走开去，背转身。我感到像晕船似的作呕。
安东妮亚跟在我后面喊道，“哎呀哈，吉米，它没咬你？真的？我说话时你为什么不跑？”
“谁知道你叽叽呱呱讲些什么？你应当告诉我说我背后有条蛇才是！”我使着性子说。
“我知道我真糟糕，吉姆，我吓坏了。”她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手帕来想给我擦脸，可是我从她手里一把抢过来。我当时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我想我的样子一定也一样的难看。
“我还不晓得你有那样勇敢，吉姆，”她安慰我似的继续说道。“你已经像大男子汉了。你等着它抬起头来，然后上去给它这么一下。难道你一点儿也不害怕吗？我们现在把这一条蛇拿回家去给每一个人看。在这个地方还没有人看见过像你打死的这条这样大的蛇哩。”
她用这种调调儿继续说下去，直到我开始觉得我曾经渴望过有这样一个机会，而且为此欢呼过。我俩小心翼翼地回到那条蛇跟前，它还在用尾巴探索着，把它那丑相的肚皮朝上翻着。
从它身上发出一股恶臭，有一线绿色的液体从它那捣碎了的脑袋上渗出来。
“看呀，东妮，这就是它的毒液，”我说。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长绳子，她用铲子把蛇头抬起来，我就套上个活结把它缚牢。我们把它拽直，用我的皮马鞭量了量，大约有五英尺半长。它有十二个响环，可是尾巴没有成尖子就断了，所以我坚决认为它以前一定曾有过二十四个。我向安东妮亚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它已经二十四岁，一定是在白人最初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还是野牛和印第安人时代遗留下来的。
当我把它翻转来时，由于对它的年龄和体形的巨大产生一种敬意，便对它感到自豪起来。它简直像是古代最老的恶魔。它的同类确实给所有的热血动物留下了不自觉的恐怖的回忆。我们把它拖到干河沟里时，“花花公子”一见便跳开去，把它拴的绳子都绷紧了，而且浑身发抖——不让我们走近它。
我们决定安东妮亚骑马回家，我走路。她骑在马上慢吞吞地走着，两条光腿在小马肚子两侧晃来晃去，她不断地转身向我大叫大嚷，说所有的人都会大吃一惊。我把铲子扛在肩上，拽着那条蛇，跟在后面走。她的欢欣有传染性。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天地像现在这样巨大无边，这样自由。即使红草里尽是响尾蛇，我也完全能够对付得了。然而，我还是不时地朝身后偷偷地溜上一眼，看看是不是有比我这个猎获物更老更大的同伙来报仇雪耻，从后面追上来。
我们到达我家菜园，走下干河沟向家里走去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第一个碰到的是奥托·富克斯。他坐在饮牛池边安心惬意地在抽吃饭前的一袋烟。安东妮亚喊他快些来看。他有一分钟之久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搔着脑袋，用靴子把蛇翻过来。
“你在哪里碰到这个美人儿的，吉姆？”
“就在土拨鼠窝那边，”我简短地答道。
“是你自己打死的？你怎么会带上家伙的？”
“我们曾到俄国佬彼得那里去，给安布罗希借了把铲子。”
奥托把烟袋里的烟灰磕掉，蹲下来数响环。“算你们运气好，手里有把家伙，”他小心谨慎地说。“哎呀哈！我可不想同这个把戏打交道，除非我手里带根围栅柱子。你奶奶的打蛇棍只够给它搔痒痒，它会笔直站起来，同你谈天，它真会哩。它斗得厉害吗？”
安东妮亚插嘴说：“可斗得吓人哩！已经盘到吉米的靴子上去了。我髙声大叫要他快跑，可他发疯似地只管一记一记地打那条蛇。”
奥托朝我眨眨眼。安东妮亚骑马继续往前走后，他说：“头一下先叫它脑袋开花，是不是？最好是这样。”
我们把蛇挂在风车上，当我下到厨房里去时，发现安东妮亚站在屋子中央，绘声绘色地在讲这段经历。
后来对付响尾蛇的经验告诉我，我这同响尾蛇的第一次遭遇战是很侥幸的。我碰到的这条大响尾蛇年纪大了，生活太安逸：不需要为生活作很多的挣扎。它大概在那里已经生活了许多年，什么时候高兴要一只肥土拨鼠当早餐就可以挑一只，有一个现成的藏身的家，甚至也许还有地枭羽毛铺的床，它已经忘记了人世间并没有让响尾蛇们舒舒服服活下去的义务。像它这样大的一条蛇，若处于备战状态，就远不是一个男孩所能对付得了的。所以这实际上是一次虚张声势的险遇；由于机缘凑巧，我这场角斗完全是稳操胜券的，大概很多斩恶龙的英雄也是如此。我当时正好从俄国佬彼得那里拿到了恰当的武器，那条毒蛇又老又懒；我还有安东妮亚站在我身边来欣赏和赞美。
那条毒蛇在我们家畜栏里挂了几天；有几位邻居跑来看，都说这是这个地区打死的响尾蛇中最大的一条。这就够使安东妮亚高兴的了。从那时起她更加喜欢我，对待我再也没有那种目中无人的神气了。我打死了一条大毒蛇——我现在是个大好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