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弗雷迪酒馆里面；这个又高又瘦的律师进来说：“胡安在哪儿？”
“他还没有回来，”有人说。
“我知道他回来了；我得见他。”
“那还用说，你把他的消息透露给他们，使他受到控告，现在你可要为他辩护了，”哈里说。“你别上这儿来问他在哪儿吧。他也许已经完全听凭你摆布了。”
“你胡扯些什么呀，”那个律师说。“我给他找了个活儿。”
“那好，到别处去找他，”哈里说，“他不在这儿。”
“我给他找了个活儿，确实是这样，”那个律师说。
“你给谁都找不到活儿。你这人头顶生疮，脚底化脓，叫人恶心。”
就在这时候，那个长长的灰头发披在衣领后面的老人进来了，他是卖避孕用具的；他来买四分之一品脱朗姆酒；弗雷迪倒给了他；他塞上瓶塞，带着瓶子急匆匆地走回到街对面去。
“你的胳膊怎么了？”那个律师问哈里。哈里把一个衣袖别在肩膀上。
“我不喜欢它的模样，所以我把它斫掉了，”哈里跟他说。
“你，还有哪一个一起把它斫掉了？”
“我跟一个医生一起斫掉了它，”哈里说。他一直在喝酒，也一直在挖苦那人的话。“我一动也不动；他把它斫掉了。要是人们因为有人把手伸进别人的衣袋而斫掉它们的话，那么你早已既没有手，也没有脚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们非把它斫掉不可呢？”那个律师问他。
“别钉着问，”哈里跟他说。
“不行，我是在问你。出了什么事儿，你到哪儿去过？”
“去跟别人胡搅蛮缠吧，”哈里跟他说。“你知道我到哪儿去过；你也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闭上你的嘴；别跟我胡搅蛮缠。”
“我要跟你说话，”那个律师跟他说。
“那就跟我说吧。”
“不，到后面去。”
“我不要跟你说话。你从来不会有什么好事情的。你叫人恶心。”
“我有事情找你。是件好事儿。”
“好吧。我就听你一回，”哈里跟他说。“是什么事儿？胡安的？”
“不是。不是胡安的。”
他们走到酒吧柜弯曲处的后面，那儿有一个个小房间；他们去了好一阵子。他们走开的时候，大露西的女儿跟那个从她老是在那儿转悠的馆子来的姑娘一起走进来；她们坐在酒吧柜前，喝可口可乐。
“人们告诉我，他们将不让姑娘们在夜晚六点钟以后到街上去，也不让姑娘们进哪一家酒馆，”弗雷迪跟大露西的女儿说。
“他们是这么说的。”
“城里会变得糟糕透顶，”弗雷迪说。
“城里变得糟糕透顶，这话说得对。你只是出去买一份三明治和一瓶可口可乐；他们就逮住你，罚你十五块。”
“这就是说，他们眼下要找所有的人的岔子，”大露西的女儿说。“不管哪一种卖笑的女人。不管哪一个有哪种愉快前景的女人。”
“要是这个城里不是很快地出一点儿事情，情况就会变糟了。”
就在这时候，哈里和那个律师回到外面来了；接着那个律师说：“那么，你会到那儿去喽？”
“干吗不带他们上这儿来？”
“不行。他们不想上这儿来。到那儿去。”
“好吧，”哈里说，接着走到吧台前；那个律师继续向外走。
“你要什么酒，阿尔[阿尔（Al）：艾伯特的昵称。]？”他问我。
“巴卡迪[巴卡迪（Bacardi）：一种古巴朗姆酒的牌子。]。”
“给我们来两杯巴卡迪，弗雷迪。”接着，他向我转过身子，说：“你眼下在干什么，阿尔？”
“干救济活儿。”
“干什么？”
“挖下水道。把旧有轨电车铁轨拆掉。”
“你挣多少？”
“七块半[上文威利说六块半一礼拜，此处艾伯特说七块半一礼拜。译文按原作直译。]。”
“一礼拜？”
“你还想怎样？”
“你怎么还上这儿来喝酒？”
“在你请我以前，我可没有喝过。”他稍微向我身旁挨近一点儿。“你想出门一次吗？”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
“咱们再谈。”
“好吧。”
“出来，上车，”他说。“再见，弗雷迪。”他喝得有点酒意以后，透起气来总是比平时稍微快一点儿；我沿着那条路面已经挖开、我们整天在那儿干活儿的街道走过去，直走到他停着汽车的拐角上。“上车，”他说。
“咱们上哪儿去？”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说。“我会弄明白的。”
我们的车在怀特海德街上开着；他一句话不说；到了这条街的头上，他把车向左拐；我们把汽车穿过城市的顶端；来到怀德街，在这条街上一直开到海滩。在这段时间里，哈里始终一句话不说；我们拐到沙路上；在沙路上一直开到林荫大道。在林荫大道上，他把车开到人行道边上，停住车。
“有几个外国人要租我的船出门去一次，”他说。
“海关把你的船扣起来了。”
“那些外国人不知道。”
“出门干什么？”
“他们说他们要把一个非去古巴不可的人送过去干件事儿，那个人既不能坐飞机，也不能乘船入境。蜜蜂嘴告诉我的。”
“他们是干这事儿的吗？”
“没错儿。自从革命以来，一直是这样。听起来没有一点儿问题。许多人是那样走的。”
“船的事情怎么办？”
“咱们不得不去偷那艘船。你知道他们没有把船修好，所以我不能开动它。”
“你怎么把它从附属基地上弄出来呢？”
“我会把它弄出来的。”
“咱们怎么回来？”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你要是不想去的话，尽管说。”
“要是干这事儿有钱的话，我马上就去。”
“听着，”他说，“你眼下一礼拜挣七块半。你有三个孩子在上学，中午得饿肚子。你的一家子人肚子都饿得发痛，而我给你一个机会，挣点儿小钱。”
“你没有说多少钱。你得有钱挣才冒风险呗。”
“眼下，不管什么风险，都挣不了多少钱，阿尔，”他说。“瞧着我。我过去在这个季节里送人出海钓鱼，往往每天要挣三十五块。唉，为了运一批倒霉的烈酒，那批酒最多值我的船的价钱，我挨了枪子儿，还丢掉了一条胳膊，还有我的船。可是，我肯定地跟你说，我的孩子们不会饿得肚子发痛，我也不会拿一份没法养活孩子们的工钱，去给政府挖下水道。不管怎样，眼下我不能去挖。我不知道，是谁制订了法律，可是我知道没有规定你得挨饿的法律。”
“我参加了反对工资这么低的罢工，”我跟他说。
“可你又回去干活儿了，”他说。“他们说你参加罢工，反对救济。你一直在干活儿，对不对？你从来没有要求过哪一个人救济。”
“什么活儿都没有，”我说。“不管在哪儿，都没有什么活儿能挣到能养活人的工资。”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说。“可是我的一家子也要靠吃饭活下去，活的日子也要跟任何人一样长。他们尝试的办法是让你们这些本地佬挨饿，饿得你们从这儿离开，那他们就能烧掉窝棚，盖起有套间的公寓，把这儿变成一个旅游城市。这是我听说的。我听说他们买下了一块块土地；然后，等穷人们饿得离开此地，上别处去，然而却饿得更厉害，在这以后，他们就会来了，把这儿建成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
“你说话像激进分子，”我说。
“我才不是激进分子呐，”他说。“我窝着一肚子火。好久以来，我窝着一肚子火。”
“你丢掉了一条胳膊，这不可能使你好受些的。”
“让我的胳膊见鬼去吧。你丢掉一条胳膊只是你去掉一条胳膊罢了。还有比丢掉一条胳膊更坏的事情哪。你有两条胳膊和两样别的东西。可是只有一条胳膊和一样别的要紧东西，人还是个人，”他说。“让这事儿见鬼去吧，”他说。“我不想谈这事儿。”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还有另外两样要紧东西哪。”接着，他开动汽车，说：“走吧，咱们去见见那些家伙。”
我们在林荫大道上开过去，和风吹着，几辆汽车开过，还飘来水泥地上的死海藻的气味；那是在涨潮的时候，波浪冲过了防波堤，把那些海藻留在那儿的，哈里用左胳膊在开车。我确实一向喜欢哈里；过去，有许多回，我跟他一起在船上干活儿，可是他眼下变了，这发生在他丢掉胳膊以后，那个从华盛顿来旅游的家伙递交了一份宣誓陈述书，说他那时看到那艘船在卸烈酒，海关就扣了船。他只要在船上，他就感到很好；丢掉了船，他就感到糟透了。我想，他很高兴有个借口去偷船。他知道他没法保住那艘船，可是他也许可以利用船在他手里的时候，挣一笔钱。我需要钱，要得没命，可是我不想卷进任何麻烦。我跟他说：“你知道，我不想卷进任何真正的麻烦，哈里。”
“你还会卷进什么比你现在更糟的麻烦呢？”他说。“你到底还有什么比挨饿更糟的麻烦呢？”
“我没有在挨饿，”我说。“你到底干吗老是谈挨饿？”
“也许你没有，可是你的孩子们在挨饿。”
“别说了，”我说。“我会给你干活儿的，不过，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
“行，”他说。“不过，你一定要打定主意干这活儿，别三心二意。我在城里能找到很多人。”
“我想干，”我说。“我跟你说过，我想干。”
“那么，开心点。”
“你开心点，”我说。“你是唯一说话像激进分子的人。”
“呃，开心点，”他说。“你们本地佬没有一个是有胆子的。”
“从什么时候起，你不是本地佬了？”
“自从我吃了第一餐好饭以来。”
他这会儿说话挺冲人，没错儿；从他还是小孩子那会儿起，他对谁都从来没有同情心。不过，他对自己也从来没有同情心。
“好吧，”我跟他说。
“别激动，”他说。我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那所房子的灯光。
“咱们要在这儿跟他们见面，”哈里说。“把你的嘴牢牢地闭住。”
“你见鬼去吧。”
“呃，别发火，”哈里说，这时候我们拐进车道，开到那所房子的后面。他是个霸道的人，而且说起话来冲人，可是我确实一直喜欢他。
我们把汽车停在房子后面，走进厨房；那个男人的妻子在炉灶前煮东西。“你好，弗雷达，”哈里跟她说。“蜜蜂嘴在哪儿？”
“他在里面那儿，哈里。你好，艾伯特。”
“你好，理查兹小姐，”我说。自从她常在那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出现以来，我就认识她了，可是城里少数干活最卖力气的已婚女人从前往往是干卖笑这个行当的女人，而她可是个干力气活的女人，我说的话千真万确。“你家里的人都好吗？”她问我。
“他们都挺好。”
我们穿过厨房，走进后间。蜜蜂嘴，那个律师，还有四个古巴人跟他在一起，都坐在桌子旁。
“坐吧，”他们当中有个人用英语说。他是个长相凶狠的家伙，身材粗壮，大脸膛，嗓音深沉；你看得出他喝了很多酒。“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哈里说。
“得了，”这个古巴人说。“随你的便，不说也罢。船在哪儿？”
“船在停游艇的内港里，”哈里说。
“这人是谁？”那个古巴人问他，望着我。
“我的伙计，”哈里说。那个古巴人仔细打量着我；另外的古巴人打量着我们两人。“他看来像在挨饿，”那个古巴人说，接着笑起来。其他人没有笑。“你喝一杯吗？”
“好吧，”哈里说。
“喝什么？巴卡迪？”
“你们喝什么，就喝什么，”哈里跟他说。
“你的伙计喝酒吗？”
“我也来一杯，”我说。
“还没有人问你哩，”那个大个子古巴人说。“我只是问你是不是喝酒。”
“啊，别说了，罗伯托，”另一个古巴人说，一个年轻人，比孩子大不了多少。“你干什么事儿，难道不能不恶狠狠吗？”
“你说恶狠狠，是什么意思？我不过是问问他是不是喝酒罢了。你要是雇个人，难道你不问他是不是喝酒？”
“给他一杯酒，”另外一个古巴人说。“咱们来谈正事儿。”
“你的船要什么代价，大老板？”那个嗓音深沉的、叫罗伯托的古巴人问哈里。
“那得看你们拿它派什么用处，”哈里说。
“把我们四个人送到古巴。”
“古巴哪儿？”
“卡巴尼亚斯。卡瓦尼亚斯附近。就在里埃尔海岸那儿。你知道它在哪儿吧？”
“当然喽，”哈里说。“就把你们送到那儿？”
“就是这样。把我们送到那儿，送我们上岸。”
“三百块。”
“这太贵了。要是我们按天数租你呢，保证租你两个礼拜，怎么样？”
“四十块一天；你预付一千五百块，作为船万一出什么事情的赔偿。我得报关吗？”
“不用。”
“你付汽油费，”哈里跟他们说。
“我们给你两百块，你把我们送到那儿，送上海岸。”
“不行。”
“你要多少？”
“我告诉过你们了。”
“这太贵了。”
“不，这不贵，”哈里跟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你们干的是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谁会向你们开枪。我得在冬天里横渡海湾两回。不管怎样，我在拿我的船冒风险。我同意收两百块送你们去，可你们得付一千块作押金，以防我的船万一出事儿。”
“这合情合理，”蜜蜂嘴跟他们说。“这完全合情合理。”
那些古巴人开始用西班牙语说话。我听不懂他们的话，可是我知道哈里懂。
“好吧，”那个大个子罗伯托说：“你什么时候能出发？”
“明夜什么时候都行。”
“也许我们要到天黑以后才走，”他们当中一个人说。
“这对我没有问题，”哈里说。“不过，要及时告诉我。”
“你的船的状况好吗？”
“那还用说，”哈里说。
“那是一艘模样漂亮的船，”他们当中那个年轻人说。
“你在哪儿看到的？”
“西蒙斯先生，这儿的律师，指给我看的。”
“啊，”哈里说。
“来一杯，”另一个古巴人说。“你去过古巴许多回吗？”
“去过几回。”
“会说西班牙语吗？”
“我从来没有学过，”哈里说。
我看到那个律师蜜蜂嘴望着他，可是他生来极不老实，要是别人不说真话，他总是更高兴。就像他到酒店来找哈里谈这事儿的时候，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他得假装要见胡安·罗德里格斯，那是个坏到骨子里的穷加利西亚人，他会偷他亲妈的东西，蜜蜂嘴又使他受到了控告；那样，他就能为他辩护了。
“西蒙斯先生的西班牙语讲得很棒，”那个西班牙人说。
“他受过教育。”
“你会航行吗？”
“我会去，也会来。”
“你是个捕鱼人吗？”
“是，先生，”哈里说。
“你用一条胳膊怎么捕鱼？”那个大脸膛的人问。
“捕起鱼来动作可以快两倍，”哈里跟他说。“你还要了解我别的什么事情吗？”
“不。”
他们都一起说西班牙语了。“那我走了，”哈里说。
“我会通知你关于船的事儿的，”蜜蜂嘴跟哈里说。
“得先付一点儿钱，”哈里说。
“这事儿我们明天会办的。”
“行，再见，”哈里跟他们说。
“再见，”那个说话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说。那个大脸膛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另外两个脸相长得像印第安人，在这段时间里，除了用西班牙语跟那个大脸膛的人谈话以外，始终一言不发。
“待会儿我会来看你的，”蜜蜂嘴说。
“在哪儿？”
“在弗雷迪酒馆。”
我们走出去，又穿过厨房；弗雷达说：“玛丽好吗，哈里？”
“她眼下挺好，”哈里跟她说。“她这会儿心情好了，”接着我们走出门去。我们坐进汽车；他把车开回到林荫大道，一句话也不说。他在想什么事情，没错儿。
“我把你送到家，好不？”
“好吧。”
“你现在住在县公路旁？”
“对。这回出门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出门。明天见。”
他把我送到我的家门前；我向里面走去；我还没有打开门，我妻子就大骂我在外面闲逛，喝酒，这么晚才回家吃饭。我问她，我没有钱，怎么能喝酒；她说，我一定赊了账。我问她，我在干救济活儿，她认为谁会让我赊账；她说，离远点，别让酒气熏她，在桌子旁坐下。我就坐下。孩子们都去看垒球比赛了；我坐在那儿桌子旁；她端来饭菜，不理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