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文华高中，完成了生涯第一百场正式演讲的战斗。
一直以来，对于“演讲”都有很多话想说，有的是感想，有的是想纪录特别的经验，按照我话说从头的铺陈性格，恐怕要写一系列好长的东西来谈谈演讲这件事。
我念国小时就很喜欢乱讲话、惹人注意，上课常常突然不举手就丢出一句话，弄得全班哈哈大笑（举手再讲的话，会丧失笑点爆发的时间差）。也因此每个礼拜我都会被老师写好几次联络簿。
往往我放学回家的途中，都会很懊悔我干嘛要冒着回家被揍的危险讲笑话给全班听呢？为什么老师明明也有笑，却要这样婊我呢？
到了五年级，功课表上突然出现了两堂“说话课”。
说话课当然不是给大家闹哄哄聊天用的，老师会叫同学上台讲一些每周读物（就是你得针对一本公开发下去、每个人都有的“课外读物”摘录佳辞美句、心得感想、大意等创意贫乏的东西）的感想，训练同学对着很多人讲话的勇气，增长经验值之类的。
如果说话课老师干脆逃课跑去跟其它老师打桌球……就会由班长来执行按照号码陆续上台演讲的工作，此时大家就会讲得很快，例如：“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看了这本书，我决定从今以后要好好努力用功。”就面红耳赤地冲下台。
若老师在教室后面改作业、压场监督的话，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地上台讲感想，但效果很差，台下的人绝对睡死一片，唯一醒着的，就是害怕被台上的同学“点到”的人——因为演讲读书心得完的人，可以指定底下的任何人上台演讲。
有的人专门点好朋友（被点到的人：唉呦！你干嘛啦！），有的人专门点仇人（被点到的人绝对会一路瞪着指名人，愤怒地踩上讲台）。
有一天，我被点到了。
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昏昏欲睡的同学，我有种不被重视的屈辱感——
那是一种强烈的不甘心。
虽然老师远远坐在教室后面，但我突然不想说读书的心得感想。
反正，那又没有人想听。
确定没有人听的东西，我不了解，为什么要摆个样子假惺惺地说出来？
于是我开始胡说八道。
我用班上同学的名字当作角色名，即兴说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搞笑故事。确切的内容当然忘了九成九，微薄的印象里那是个大家一起在宇宙间旅行的故事。
台下的大家不只是笑，而且是狂笑。不只是狂笑，而且是不断不断地狂笑。
用大家的名字当作故事角色，也让全班同学很有参与感，不可能有人睡觉，被我说到名字的同学不断在下面拍桌大叫：“放屁！我哪可能那样！”或为了反驳我干脆一直指着自己，说：“等一下换我上去说！换我！”
底下鼓噪不已，而老师似乎一时不晓得怎么处理（大概也觉得热闹点不是坏事吧），便放任我继续把故事说下去。
我说完了，故意点了一个被我说成搞笑小丑的好朋友上台，他恼火地接在我刚刚的故事尾巴讲，试图把自己的形象硬坳成比较正常的样子。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搞笑的故事，大家照样笑得前俯后仰。
从此之后，说话课就变成了搞笑的故事接龙，而我通常都是第一个上去起头的那个人，也尝到了什么叫做“被期待”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在台上把老师的名字也纳进去故事里面演出后（我很怕老师一直没有参与感、坐在教室后面觉得被大家排挤了），才被怒气冲天的老师轰下来。这段期间我都一直一直即兴地当众编故事，“畏惧人群”这四个字老实说我蛮不能理解的，因为人群不就是用来亲近的吗？
后来上了国中，班会时间大家最喜欢选我当主席，因为我会把握每个时间搞笑，大家也觉得很好玩。不过高中时我就收敛很多了，唉，因为我受骗、天杀的迷上了努力用功读书这一码事。
阴错阳差，高中毕业后我进了全校都是好学生的交通大学。
不管是上什么课，每次课堂报告，大家最期待轮到我登台。
我除了必要的“取得分数”外，肯定会加油添醋，鬼扯一堆有的没的，因为我完全无法忍受底下的大家各自在做自己的事，只有老师一个人假装认真打分数这种事。
记得有次我上系上的选修“商业概论”还是“商业谈判”时，准备要上台报告宏碁计算机的营销模式前，班上就有点骚动，有人在桌子底下打手机叫逃课的同学快点从寝室冲来教室，因为“今天九把刀要报告”。
十几分钟后，教室里的空位全部被填满。
老实说，按照惯例我除了“真正必须要让教授觉得我有念书的部份”，其余搞笑的部份一律都不准备，因为准备了就太刻意了，我不喜欢，临场发挥才是幽默的王道。
我不负众望，让大家从头爆笑到尾。
教授很吃惊，因为他从来没看过有那么多人聚精会神地听讲，笑完之后演讲结束，全班还会鼓掌长达半分钟以上。
教授走向我，难以置信地问：“柯景腾，大家都很喜欢听你报告。”
“唉，还好啦。”
“你可不可以每一堂课都报告五分钟，然后我给你学期成绩九十五？”
“不……不要。”
就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我不怕人群，我一直误以为我的临场反应就是一切。
我一直偏见地认为“准备充分”会带来“僵硬没有变化”的副作用。
我一直狭隘地假设底下没有笑声就是一场失败的演讲。
直到
ps:这篇眼讲的两张照片，是新竹竹东高中。三个年级一起挤在礼堂听，让我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