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要写替代役的每周心得，只好选点象样的生活体验来写。
前两个礼拜我跟小内家人去垦丁玩，他们从台北搭高铁出发，我从台中乌日高铁站出发，相约高铁左营站会合，出发地不一样，但搭的都是同一班高铁。
我在第一车厢，他们在第十车厢。
到了台中站我上车后，小内的爸爸才打电话说要我走去十车跟他交换座位，好让我跟小内坐，没搭过高铁的他正好可以逛逛高铁内部。
但当我从一车走到五车时，突然被高铁的客服挡住，问我要干嘛。
这时我看仔细清楚，拦住我的并不是高铁客服，而是穿着黑色西装的人，几个高铁客服站在他旁边，五车则是商务舱。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十车。」我以为他们误以为我要白搭商务舱。
「不好意思，现在这节车厢有重要的贵宾，无法让你通过。」
「十车有我的家人。」
「不好意思，我们」
「喔，那算了。」
我打断他的废话，很干脆地转身，倒是吓了他们一跳。
但我懒得回到遥远的一车，在五车随便找个座位就坐。
另一个黑衣人则亦步亦趋跟我到座位，看着我将大包小包行李塞在脚下，打开刚买的壹周刊，他小声问我：「很抱歉，这班直达左营，你可能无法」
「喔，啊我就不去了啊。」我继续看杂志，不想理他。
是啦，我知道这般列车直达左营，所以我也没机会在所谓的下一站换车厢，从车外绕跑到十车。然而不让我过就不让我过，没什么了不起，但继续废话就浪费我的时间跟精神了。
然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小内，告诉她情况，但小内的爸爸执念很深，立刻说他要来五车找我换位置。我是有点纳闷，因为车内座位很多，其实不见得要跟我换。
反正重点是，小内爸爸倒真的用执念突破了五车的封锁，走到我身边，要我马上到十车跟他女儿坐在一起。那还怎么说，当然只好立刻整理东西。
「可是他们不让我过。」我忍不住说。
「没关系，我已经叫他们让你过了，他们会跟着你过去。」
「」
只见有个黑衣人（他一路跟着小内爸爸）看着我背着背包、提着单眼相机袋、拿着两本杂志跟水站起来，准备去十车，他用很为难的表情说：「这么多东西」
此时我心情已不是很好：「然后呢？」
「过车厢前恐怕需要检查。」他皱眉。
「究竟是什么贵宾可以有权力检查我的东西？」我瞪他。
「」他苦笑，没接话。
我们走到第五车厢入口前，另两个黑衣人看着我一堆东西，脸色有点为难。
靠，我又不欠你钱。
「我要去十车找我家人。」我皱眉。
「这么多东西我们可能要请你」
「到底是什么贵宾可以检查我的东西？」
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火大到生出一股念头。
如果这些人胆敢打开我的背包检查我的东西侵犯我的隐私，我就投书到报纸写社论，公干这个大人物，让大家看看是何等人物搞这种排场。
毕竟检查旅客的行李什么的，根本就没有道理。何况如果我本来就是十车的乘客，这么做更是完全站不住脚，我买了票，就该让我过去。什么贵宾的，我根本不信这一套。
就在我启动小宇宙模式后，他们就摸摸让开了路，让我前进。
我在五车里左瞪右看，看看到底是哪个大人物可以叫得动这种宣称要检查旅客行李的黑衣人。
就在车厢中间，我找到了答案。只见阿扁总统正在跟旁边的人聊天。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一切变得可以理解。
就在我离开第五车厢时，一个黑衣人用有点抱歉又有点高兴的比情说：「现在你知道是谁了吧？」
这种表情，让我觉得他以他的工作为傲——这令我笑了出来。
我喜欢那个表情。
「谢谢。」我笑笑，有点腼腆。
在高铁上突然近距离看到总统，是有一点意外的高兴。
但回到座位时我想了很多，大概可分为两点。
第一，虽然由于总统的安检，需要在某些时刻检查路人这种行为很能令人理解，很合理，但老实说如果我真的被检查到，靠，我还是会很生气。这种生气的情绪完全不因这事情的合理性而消失——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我承认总统安全属于公众利益）相抵抗时，虽然精神上认同小我必须牺牲，但他妈的懒趴还是一把熊熊烈火。
话说，如果我是周杰伦，我就不相信经过第五车厢有那么多废话。
小人物被检查东检查西，不爽就是不爽。
第二，而我在盛怒之下，竟然会有「你动我，我就动你」的念头。
这点尤其让我反省。
很多人觉得我是公众人物，但我经常没有公众人物的自觉，我照常干我想干的，做我想做的，写什么也管你去死，非常个人主义。但也因为没有公众人物的自觉，通常我也不会想到我拥有什么样的公众人物的力量——比起那种前呼后拥的主公（魅力型，可召唤千万人并肩共战）。我想的，都是另一种一骑当千的力量（强者型，一刀一马破入敌军取贼首）。
但没想到当我被激怒时，还真的会突然意识到我大概拥有投书到任何平面媒体都会被采用的机率近百的「另类公权力」。而且，我还真的会想使用它——这就是自大。
是的，我原本就很臭屁，但臭屁跟自大不一样的地方是，臭屁是谁也不依赖的独强，可说是一种骄傲的冷眼。我深以此人格特质为傲。
但自大呢，则是认为自己一站出来，就会有许多人都会站在自己这里，几乎不问理由地支持自己。我隐隐约约知道很多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信赖我，而这份信赖转化成支持行动并不困难。但正由于这是一份信赖，我就格外不想使用。我只希望我说的话一直被相信——这跟我一直聚众引导集体行动，截然是两码子事。
回到事件本身。
我脾气很好，更由于我疏懒的个性，导致我很容易原谅别人跟体谅别人的错误（我知道我自己很容易忘东忘西、莫名其妙地着急、爱拖时间等），但大怒之下，就会从臭屁往外跨线，变成其实我不怎么欣赏的自大。
我不敢说经过反省之后，我以后就不会使用这样的「力量」，但反省毕竟有收到一些效果，终究会有一些想法沈淀下来。
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拥有这样的力量。
那些整天在电视上不断开炮的媒体人、名嘴、政客，很多都拥有公器的使用权，但随着他们每天不断使用那些力量，他们的影响力已逐渐边际效用递减——这种递减的效应，好像跟他们说的话是不是正确的没太大关系，而是他们一直一直在用，用的结果就是痲痹。
他们变成不是对与错、正义与邪恶的代言人，而是一种立场的容器。
比如李涛跟李艳秋，现在他们骂民进党一百句话，绝对没有十年前他们骂民进党一句话有力量。
比如郑弘仪，现在他骂国民党一百句话，绝对没有他专心主持新闻呱呱挖时期电国民党一句话来得有力量。
更显著的例子，体现在李远哲身上。
他八年前那惊天一语的力道，就是因为他几乎没有立场，也不曾动用过那股积蓄已久的超级力量。但这种力量一旦用了，几乎就只有递减的命运。今日李远哲使用公器的力量已大大不比当年。
好长的感想。
总之，我期许自己冷然克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拥有内在的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