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方面，我曾提过，我几乎把一部禅宗史从头改写。
一般说来，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佛教”一直是被国人认为是三教之一(另外两教是“儒教”与“道教”)。可是无疑的道教已被今天的一般学术界贬低为一团迷信了。道教中的[一套“三洞、七辅”的]所谓圣书的《道藏》，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三洞”]的“经”——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至于佛教，它至今还是日本、韩国、越南、缅甸、泰国和锡兰的“最主要的”宗教“甚或是国教”。许多人也认为中国虽然不完全是个佛教国，但也可说是部分的佛教国。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可说是破坏性的居多。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的“吠陀经”]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
当然打翻了牛奶，哭也无用!(唐德刚按：这是一句美谚。孩子们打翻了牛奶，总是要哭的。)做了就是做了；木已成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Indianization)。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基本立场。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
就拿神会和尚来说罢。神会自己就是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禅宗里的大部经典著作，连那五套《传灯录》——从第一套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沙门道原所撰的[《景德传灯录》]到13世纪相延不断的续录——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
这便是我的立场。我这个立场，在中国、日本，乃至那些由于禅语晦涩难解，反而为人所喜爱的英语国家里，都不为[研究佛学的]人所接受。[因为]天下就有专门喜欢把谰言、骗语当成宝贝的人啊![唐德刚按：这里适之先生气得胡子乱飘的情况，是他老人家太“科学”了。研究宗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却很少是研究“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侧重于生命的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禅”这个东西，在这些方面是确有其魅力的！]
我个人对那种自动的把谰言、谎语等荒唐的东西，当成宝贝，就是没有胃口!所以我坚持“中国的印度化时期”，是中国国民生活上一个大大的不幸!
关于这种不幸，可证明的方式实在太多了，这里我不想深入讨论。我只是坦白地招认，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这种“耙粪工作”(muckraking)[把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罢了。我是有我的破坏的工作好做的。大体上说来，我对我所持的对禅宗佛教严厉批评的态度——甚至有些或多或少的横蛮理论，认为禅宗文献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伪作——这一点，我是义无反顾的。在很多[公开讨论]的场合里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来充当个反面角色，做个破坏的批判家不可!
口唐德刚注：
夏威夷大学的哲学教授老朋友张钟元先生有一次告诉笔者，他在纽约华埠某次宗教集会内。遇见了一位来自台湾来的相当有名望的佛教法师。他二人盘道之余，这位法师竟然不知道《景德传灯录》是个什么东西。这把张教授可吓得面色发青。其实这位法师修行起来可能就比那些熟读《传灯录》的所谓“学问僧”，要早成正果!笔者在前文就曾提过，宗教与学术原是两回事，做和尚就做和尚(尤其是禅宗里的和尚)，进涅槃就进涅槃。做和尚、进涅槃又不是读博士、考科举，要参加“口试”，对付“岁考”管他什么《传灯录》、“点灯录”呢?胡适博士要明乎此，他在这篇回忆录里，就不会对我们的大和尚、老法师们，那样恶言恶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