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踏着坦克履痕去加沙北部比特·哈农镇。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80岁了，还戴着出嫁时的“第纳尔”头饰，但不记得几时出嫁的了。
她紧紧攥住我的手腕去她家拍照。为了表示尊重，我任由她牵着。老太太连声夸我“勇敢”，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她话音未落，我惊叫出声，一步跳开——地上一只老鼠窜过。
离开时，孩子们不断拍打我的车窗。正不胜其烦，其中一个递给我当地产的橘子，其他孩子不甘示弱，停止拍车，纷纷摘橘子递进来。
（二）
进到一家店铺，蓝灰色眼珠的老太太戴着蓝灰色头巾。她收集了所有巴勒斯坦城市的妇女服饰。不同的巴勒斯坦城市，妇女传统服饰的图案、颜色各不相同。比如加沙是黑底红花，越往北颜色越浅，拉姆安拉是白底红花。过去，只要看一眼妇女穿的是什么，就能知道她从哪里来。
“不为做生意，只为了证明这些城市是我们的，不是以色列的！”老太太说。
她用笔在纸上勾勒出一幅地图：“为什么犹太人要占领巴勒斯坦？为什么他们不在非洲建国？因为巴勒斯坦在世界地图的心脏位置……”韩国人也这么跟我说过，半岛在世界地图中心。地球是圆的。
她的店铺里有伊拉克国旗、萨达姆画像，还有浓浓的阿拉伯风情：矮的兽皮沙发，高的水烟壶。
（三）
看门人艾斯阿德闯进来说：“还笑呢，我真怕你一个人死掉！”不由分说，抡起锤子，砸开我的大理石地板，找出水管漏洞。“这是带电的！”原来我的水管漏水，从13层一直流到艾斯阿德的一楼，我自己却浑然不觉。
／身穿传统服饰的巴勒斯坦妇女
艾斯阿德的手被划破了两处，他扒开伤口用嘴吹。我给他止血胶布，他拒绝，理由是明天早上还清洗全楼住户的汽车，胶布会掉的。
艾斯阿德还用胖胖的大手帮我清理油腻的灶台，用小针仔细疏通一个个火眼。我送他一袋咖啡以示谢意，他高兴得两眼放光，但是做了个“嘘——”的动作：“不要告诉别人啊……”
（四）
从加沙一家出租车公司要了车，去北部的埃雷兹检查站。在加沙这个“闷罐子”里持续工作一个月后，我只想快快去以色列吸一口新鲜空气。
我们的吉普车挂巴勒斯坦牌照，不能直接开到以色列境内。所以，每次都开车去边境，在巴勒斯坦一侧的停车场泊车，然后徒步走进检查站，通过后打一辆以色列牌照的出租车继续上路。
停车场里总有肤色黝黑的穆罕默德，吉普一响，他就从看守小屋里跑出来，向我挥舞发票，“3个谢克尔！3个谢克尔！”他穿格子图案长袍，跑起来一颠一颠，有点滑稽。在失业率达到75％的加沙地带，停车费提成是穆罕默德唯一的生活来源。停车场趴满了也就100多辆车，一旦以色列加紧封锁，只有三五辆车光顾这里。
／加沙临地中海，渔民收获如潮水般冲上来的魔鬼鱼
但是这几天，听说穆罕默德不见了，停车场围墙，连同看守小屋全部被铲平。原来是以军防止有人利用围墙作掩护，袭击埃雷兹检查站，所以“荡平一切”。
没法儿把吉普停在无遮无拦的停车场，我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的名字很有意思——“阿拉法特”。我开玩笑地向他敬礼：“主席好！”他戴着墨镜，也没掩住开心笑容。阿拉法特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并非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专利。
太阳渐渐收敛了光线，阳光变得温柔。路上很少同向而行的车辆，却不时有光脚的巴勒斯坦儿童，拽着纸糊的风筝从车前跑过。
一路上，我们讨论“停火”“撤军”。阿拉法特对什么都不屑，他根本不相信现状会有所改变。“谈了这么多年和平，你见过和平吗？”他说。
阿拉法特说，以色列坦克把守着通往检查站那条又宽又直的柏油路，所以我必须在到达坦克前打一趟车，徒步走过坦克，证明自己不构成威胁，离开坦克几百米后，再打一辆出租车。
沿途我惊讶地发现，检查站附近巴勒斯坦人的果园、房子全部被铲平，树墩子裸露在地上，倒下的枝桠直指天空。居然还有人在这里放牧，又脏又瘦的羊挤作一团，啃食所剩无几的青草。远处，高高耸立的“万宝路”广告牌上，美国牛仔悠然点烟。
我只想快快离开这里，到以色列吸一口新鲜空气。
阿拉法特用手指了指右边说，你看，那就是检查站，现在以色列士兵正举着望远镜看咱们呢。果然，目光越过扫荡过后的土地，检查站一览无余。而这边的一举一动，那里同样尽收眼底。
／风筝是巴勒斯坦国旗
／两头牛倒毙路边，使人忍不住掩鼻
／加沙是农业社会
就在我下车前，阿拉法特摘下墨镜，问了一个问题：“你猜我多大？”他的皮肤粗糙，眼角有皱纹，胡子拉碴，头发颜色深浅不一，最明显的是一脸深深的疲惫。“35。”我说，心里想的是40。他苦笑一下，“你不会相信，我才29。”我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你的那个司机，阿什拉夫也只有28。”他补充。我见过阿什拉夫，他看起来至少有38。
“这就是加沙，封锁底下我们哪儿都去不了，除了上班、吃饭、就是睡觉，人老得快，太累。”阿拉法特说。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想快快离开。
坐上以色列牌照的汽车，加沙在身后迅速退去。通往以色列的高速公路又宽又直，两边稻香花艳，红顶白墙的小别墅鳞次栉比。天空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青色、红色和深蓝色的晚霞，鸡尾酒一样排列在地平线上。汽车收音机里传来欢快的英文歌曲，眼前宛如另一个世界。
我忍不住对着这样的美景流泪。阿拉法特告诉我他才29岁的那一刻，我尝到了绝望的滋味，它比鲜血和死亡更深地刺痛我心。
（五）
初学阿拉伯语的时候，没想过穿长袍戴头巾是很热的。
进加沙没几天，我就得出结论：必须置备一套特殊工作服——长袍加头巾。
头巾隐藏头发，听说女性的头发被视为引发邪念之物；长袍自然是为了遮盖身体线条。阿拉伯妇女非常爱美，不化妆她们是不会出门的。袍子、头巾、拎包和鞋子的颜色必须统一，袍子多为一色，头巾可以斑斓。
考虑到频频拍摄葬礼的需要，我的工作服不能花哨，索性全部黑色。黑衣飘飘走在加沙街头时，我偶尔会想起“阿拉伯的劳伦斯”。当劳伦斯一身白袍出现在英国军官面前时，同僚们笑他“做作”，然而不把自己的灵魂放进袍子里，你无法了解阿拉伯人。
住处面朝大海，但下水也需穿黑袍，两年之中我从未在加沙地中海畅游。终于有一天，我兴冲冲决定在清晨6点海边无人时下水。黑袍罩着泳衣，瞒过看楼的警卫，打算游到水深处再脱下袍子系在腰间。一切按计划顺利实施，直至我把袍子系在腰间，才发现阻力太大，根本游不动了，悻悻而归。
两个星期后，碰到住在隔壁一栋楼的巴勒斯坦记者。他认真地问：“你有什么烦恼吗？那天天刚亮我看见你一个人下海！”
更痛苦的是，40多摄氏度的天气下戴头巾，还要不断跑动拍摄。一次汗流成溪，冲走了我的一只隐形眼镜。睁一眼闭一眼开车回来时，同车的巴勒斯坦警察坚决不许我摘掉头巾，因为他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一个没戴头巾的女人坐在一起。
有次去拍葬礼游行，狭窄的街道上，已经有记者站在一间店铺顶上，架好镜头，等尸体从对面的市中心大清真寺抬出来。绕店铺一周，没有发现通向顶层的梯子，原来记者们都是攀电线杆爬上去的。见我犹豫，他们说，没选择，上来吧。一横心，我把相机往后甩，斜挎摄影包，提起袍子下摆，在腰间打了个结，喊一声“闪开了”，蹿上电线杆。
／巴勒斯坦妇女的海滩风情，入水也要穿长袍
／西岸巴勒斯坦孩子训练游泳
电线杆不是实心水泥的那种，而是有菱形镂空图案的铁柱子，不难爬。绝大部分巴勒斯坦妇女着装保守，不单独上街，不高声谈笑。现在，几千个巴勒斯坦男子看一个袍子下面露出牛仔裤、装模作样裹了条头巾的外国女人爬电线杆，这可比葬礼有意思多了。一个小孩带头，大家一齐鼓掌、喊号，给我加油。连电视记者都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
房顶上没有栏杆，我就站在屋檐伸出来的那个部分。真怕谁一不小心把房顶踩塌了。葬礼开始，哈马斯对空鸣枪，震耳欲聋。距离太近，我看见黄铜弹壳一梭梭蹦出来。怕掉下去，怕机枪偏离方向，就这样颤颤巍巍站在人群上方举起相机。
这个屋顶终于在一年多后另一个葬礼上被踩塌，有人受了轻伤。
／只为高处拍这一张葬礼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