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世界的邪恶滋生于何处？平凡人是不是因为环境对人的本性有选择性诱惑，而做出恶劣的行为？接下来我将用几个一般性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重新将焦点重回斯坦福监狱实验，探讨令正常人堕落的心理过程。人的记忆力使我们能够从既往的错误中学习，然后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然而记忆也为人带来负面的影响，让人类学会妒忌、报复、习得的无助感，以及反复舔舐伤痕后所滋生的沮丧与消沉。同样地，我们运用语言和符号的卓越能力，让人们能跨越的空，以个人的或抽象的方式彼此沟通。语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计划及社会控制的依据。然而随着语言而来的是耳语、谎言、夸大不实的宣传、刻板印象以及强制的规定。人类杰出的创造天赋让我们创造了伟大的文学、戏剧、音乐、科学，以及例如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发明。可是同样的创造力也可以反过来用于发明刑求室及各种酷刑、偏执的意识形态以及效率无比的纳粹大屠杀系统。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特质都包含了负面对立面的存在可能，正如爱一恨、荣誉一傲慢，自我尊敬一自我厌弃等二元对立。
人类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来自于与他人建立联结、共同合作及接受群体规范的欲望。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归属感的需求可能反过来变成过度顺服，并造成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敌意。此外，人类对于自主性、控制的需求，以及朝自我导向和计划性行动的种种核心力量，也可能导致滥用权力支配他人，或陷入习得的无助感无法自拔。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另外三种可能导致正反效果的需求：首先是对于一致性及合理性的需求。这项需求给予我们生活的指引睿智且意义深长，但是承诺的不协调也可能迫使我们美化及合理化错误的决定，例如囚犯们原本应该选择离开监狱，结果却待了下来，以及正当化虐行的狱卒．其次是，我们需要认识、了解我们的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这项需求孕育了人类的好奇心、科学发现、哲学、人文学科和艺术。可是当环境反复无常、专制武断因而让人无法理解时，也可能让这些基本需求反过来让人产生挫折感并造成自我孤立(正如我们在囚犯身上所见到的)。最后，对于刺激的需求触发人从事探索及冒险，但是当我们被迫置身于稳定的环境中时，这项需求也可能使人对无聊难以招架，无聊接下来改变激发行动的强力动因，正如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看见的，值夜的狱卒开始拿囚犯当作取乐的“玩物”。
尽管如此，我们得澄清一个重点：了解“事情为什么发生”，不表示可以拿来当作“发生什么事情”的借口。心理学分析并不是一门找理由的学问。当犯下不义和不法行为时，个体和群体对他们的共谋以及犯罪事实仍然负有责任及法律上的义务。然而在决定刑罚的严厉程度时，还是必须把造成他们行为的情境和系统性因素纳入考虑。
由于针对情境力量在形塑人类思考及行为的影响力，已有大量心理学研究进一步完善主张及延伸论点，我们即将在接下来两章中回顾探讨．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头处理一些斯坦福监狱实验提出的最后关键议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受苦是值得的吗？人们毫无疑问在实验中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使人受苦的人也必须去处理认知的问题，因为他们长时间造成他人痛苦与羞辱，行为的严重度早已超过角色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本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中的伦理议题。正如但丁在作品《地狱》中表明，美德不只是对恶行的消极抑制，而是要积极行动。我在本章将探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行动瘫痪是如何发生的，而在下一章中思考利天下而不为的行为，亦即当消极旁观者在有人需要帮助时未能伸出援手的作为所具有的广泛意涵。
除了处理疏忽的伦理过失以及绝对伦理的议题外，还必须深入聚焦于相对伦理的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在相对伦理的等式中，中间的平衡来自于得失的权衡．研究产生的科学和社会贡献是否能够抵偿实验参与者承受的痛苦？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是正当化实验的手段？尽管从研究中可以导出许多正面结果，但关于当出是否应从事这实验的问题，答案只能由读者自己决定。
一个研究会启发—些想法，而孕育出其他的研究以及延伸研究，正如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反省完它的伦理议题后，我们将简短回顾本研究的复制及应用，以便从更广的背景来评价它的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