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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录音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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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会使用隐藏式麦克风来录音记录,录音内容包括由我们一位工作人员访谈囚犯及狱卒,以及囚犯们在囚室中的对话。我们以分类方式记录此种言语活动的一般性质,一共分为九个类别。同样地,录音带也由两位独立裁判进行分类,所得到的结果十分具有可信度。

九个分类当中,除了提问,提供信息、提出要求和下达命令之外,其他都是和评论有关的类别,包括正面/负面看法,正面/负面评价,个性化对待/去个性化对待,继续研究的意愿或者希望中断,以及希望在未来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行动。

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狱卒们几乎和大多数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负面看法及负面的自我评价。事实上,“好狱卒”乔夫·兰德里对自我的负面评价比任何囚犯都还多,负面情绪在所有人当中也最普遍,只有一位实验参与者的负面情绪比他更严重,就是道格8612。从我们与囚犯的访谈中,可以归纳出一个特色,即囚犯在情绪表达以及自我评价及行为意图(主要是意图表现侵略性,并且对自身处境的看法倾向负面悲观),都普遍有负面反应。

这些访谈显示,在留下来进行实验的囚犯及被提前释放的囚犯身上,实验对情绪影响出现了清楚的差异。对照留下来的和被释放的两群人(根据每个访谈中的表现),比较他们在负面看法的表达,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及意图表现侵略性的平均数。结果发现,被提早释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负面,并较常表现出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在意图表现侵略性次数方面,则多于坚持留下的牢友四倍。

当囚犯们暂时不必列队答数、无须卑躬屈膝听人差遣,或无须参与公众事物时,窃听囚室中的私人对话,可让我们了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谈内容。请记住,一开始时,分配在同一囚室的三个室友们彼此完全陌生。只有当他们回到隔离的囚室时,他们才开始互相认识,因为在公共活动时间时,任何“闲聊”都不被允许。由于囚犯们同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并且预期接下来将有两个礼拜的互动,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将会寻找共通点以联系彼此。我们预期听到他们聊彼此的大学生活、主修的课程、职业、女朋友、喜欢的球队、音乐偏好、嗜好、实验结束后打算在剩下的暑假中做些什么事,也可能会聊到要怎么花掉即将到手的报酬。

完全不是这样!所有这些预期几乎都落空了。在我们所录到的囚犯对话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监狱主题相关。只有一成的谈话焦点落在个人的或生平经历介绍。囚犯们最关心的事情是食物、狱卒的骚扰,他们希望能够开个会让大家发发牢骚,并构想脱逃计划,他们也关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们的行为表现。

当他们有机会暂时远离狱卒的骚扰以及无聊沉闷的照表操课,有机会借助社会互动而暂时超越及抛开囚犯角色、建立自己的人格认同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囚犯角色支配了个别人物的所有表达。监狱情境支配了他们的看法及所关心的事物,可说是迫使他们进入一种延伸现在的时间定位。无论自我是处于被监视或者暂时获得喘息的状态,都无关紧要。

囚犯们并不分享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对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观察当下行为表现为基础。我们知道的是,囚犯们在服刑期间以及从事其他差役时,眼中看到的通常只会是彼此的负面形象。但这个负面形象却是他们在同侪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时,唯一的凭借基础。由于他们只关注于当前情境,囚犯们也因此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因为一般而言,当人们面临恶劣处境时,会试图以时间观点将情境区隔化,于是他们可以借着缅怀过去来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未来。

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以下数据在统计上有重要意义:谈话焦点较着重于监狱议题而不是非监狱议题,偶然发生率只有1%;谈话焦点集中在牢友的负面特质与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质相对时,偶然发生率只有5%。这意味着,这类行为效应是“真实存在”,不该归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随机谈话。

囚犯们经由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用大脑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监狱里拥有自尊?最后这项未预期的发现,提醒我想起“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用这个词来描述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是如何内化他们的压迫者本身的权力(首次运用这个词的人为安娜·弗洛伊德)。贝特尔海姆观察到,某些囚犯的行为表现就像他们的纳粹狱卒,他们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丢弃的纳粹党卫军制服。这些受害者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骗术,要骗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习惯成自然,一路骗到底。

——威廉·黑兹利特《论迂腐》,载《圆桌对论》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