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说若确，则今本《诗经》，实为孔子所手选，如徐孝穆之选《玉台新咏》，王介甫之选《唐百家诗》。然汉、唐学者多不信此说。孔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信也。”谨案：《论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又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此皆孔子之言，而述诗篇数，辄举三百，可见孔子素所诵习即止此数，而非其所自删明矣。《左传》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风，无出今十五国外者，益可为三百篇非定自孔子之明证。且孔子如删诗也，则以何为标准耶？如后人所谓“贞淫”耶？郑、卫言情之作具在，未尝删也。且如逸诗之见于传记者，如《论语》之“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如《左传》之“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凡此之类，何字何句悖于“礼义”，而孔子乃删之哉!是故以吾侪所信，则孔子决无删诗之事。今三百篇，是否曾经一度有意识的编纂，不可深考。藉曰有之，则编纂者或史官太师之属，不能确指为谁。要之，春秋时士大夫所同讽诵者即此三百余篇。纵有佚亡，亦不过百之一二。此则按诸故实而略可断言者也。
然则孔子之于《诗经》未尝有所致力耶？曰：有之。《论语》述孔子言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世家》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庄子》曰：“孔子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窃意前此之诗不皆能入乐，或入乐而沦紊其谱；孔子最嗜音乐，最通音乐，故反鲁之后，以乐理诏鲁太师，又取三百篇之谱阙者补之，舛者订之，故云乐正而《雅》《颂》得所，故云弦歌以求合韶、武。是故《雅》《颂》之文犹昔也。失所得所，则弦之歌之舞之而始见；孔子正乐即正《诗》也。故乐无经，以《诗》为经。“雅言诗书执礼”而无乐，乐在《诗》中，不可分也。诗乐合体，其或自孔子始也。(看魏源《诗古微》上编之三《夫子正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