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古书，什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题；二、为《史记》记事最终年限问题。
《史记》是否已成书耶？按《自序》则百三十篇粲然具备，似悉出史公手定，故此问题，二千年从未发生。然据《汉书·司马迁传》已云：“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亦云：“十篇缺焉。”注家谓“迁没之后亡”，则认为书本完成后乃亡佚云尔。吾细考史公年历，则不能无疑。《报任安书》自述下狱时事云：“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则其时书尚未成可知，时天汉三年也。自此以后，去太史令职而为中书令，“金匮石室之藏”，不复能如昔时之恣其 读。又近侍尊宠，每有巡幸，无役不从。依《汉书·武帝记》所载：“太始二年，正月，行幸回中，登陇首。三年，正月，行幸甘泉。五月，行幸东海至琅邪成山，登之罘。冬乃归。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四月，幸不其。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此皆史公官中书时事，计数年间能安居京师从事著述者殆无几日，《报任安书》所谓“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盖实情也。《报任安书》已经考定为太始四年冬间作，玩其语气，史确未成。《书》云：“仆诚已著此书，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下又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则书未成而前辱未偿明甚。越二年而巫蛊难作，史公存亡已不可考矣。然则书竟不成而赍志以没，未可知也。信如是也，则《史记》之有缺篇，非亡佚而原缺也。而今本乃百三十篇，一无所欠，其果为迁书之旧耶？否耶？
《史记》所记事，以何年为最终年限耶？据《自序》曰：“故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汉书·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后汉书·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上据迁所自言及扬雄、班固言，(《扬雄传》，雄所自作，班书全采之。《班彪传》，班固作，范书全采之。)则“麟止”一语，殆为铁案。案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西纪前一二二)。孔子作《春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史记》窃比《春秋》，时亦适有获麟之事，故所记以此为终限。然则《武帝本纪》当叙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传称是。凡此年以后之记事，皆非原文，此标准宜为最可信据者。
虽然，本书所载元狩元年以后之事甚多，而年限亦有异说。其年限之异说，则：
一，讫太初说。《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汉书叙传》云：“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太初凡四年，若讫太初四年(西纪前一○一)，则逾麟止之限二十二年。
二，讫天汉说。《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史记》之《集解》《索隐》《正义》皆主是说。天汉接太初后，凡四年，若讫天汉四年(西纪前九七)，则逾麟止之限二十六年。
三，讫武帝末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附：“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武帝之末。”武帝最末一年为后元二年(西纪前八七)，若讫于此，则逾麟止之限三十六年。
上第二第三两种异说出自后人之口，且暂置不理。惟第一异说之讫太初，则与讫麟止语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迷惑。查“讫麟止”语，在《自序》大序之正文中，“讫太初”语，乃在小序之后另附一行，文体突兀不肖。又《汉书》本传全录《自序》而不载此一行，似班固所见《自序》原本，并无此语。衡以史公窃比《春秋》之本意，固宜以“麟止”为断也。但太初、天汉事，尚为史公所及见耳。今本《史记》，不独太初、天汉事盈篇累幅也，乃至记武帝后事者，且不一而足。如：
一，《酷吏传》载：“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子。”事在昭帝元凤间(西纪前八○至七五)，距武帝崩六年至十二年。
二，《楚元王世家》云：“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宣帝地节二年(西纪前六八)，距武帝崩十九年。
三，《齐悼惠王世家》载：“建始三年，城阳王景卒。同年，莆川王横卒。”成帝建始三年(西纪前三○)，距武帝崩五十七年。
四，《将相名臣表》，武帝后续以昭、宣、元、成四帝，直至鸿嘉元年止。成帝鸿嘉元年(西纪前二○)，距武帝崩六十七年。
上不过举数条为例，书中所记昭、宣、元、成间事，盖更仆难数。无论如何曲解，断不能谓太史公及见建始、鸿嘉时事。然而此诸条者，固明明在今本正文中，稍粗心读去，绝不能辨矣。吾侪据此等铁证，可以断言今本《史记》决非史公之旧，其中有一部分乃后人羼乱。
然则《史记》何故容后人羼乱耶？某部分属于后人羼乱耶？其来由及种类约有三：
第一类，原本缺亡而后人补作者。《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颜注引张晏曰：“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案：今本《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两传皆有褚先生补文，附于赞语之后，而史公原文，似亦未尝缺。若《武帝纪》则并褚补字样而无之，而其文乃割裂《封禅书》，赞语亦全与《封禅书》同，非原文明矣。其余张晏所举诸篇，今本皆现存，其不足信益明。又《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等篇，皆各有“褚先生曰”一段补文附于赞语后，则褚补原不仅四篇也。如《张丞相列传》于赞语后有一大段补文，但并无“褚先生曰”字样，知补者又不独一褚先生也。补文别附赞后者，吾辈能识别之。若如《武帝纪》之类，竟以补文作正文，或所补并非褚先生之旧者，则后人从何辨耶？
第二类，后人续撰者。《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记》本名《太史公书》)之后，接列“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云：“《史记》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后汉书·班彪传》注亦列举续《史记》者尚有阳城衡、史孝山二人。孝山当即岑。)据此，则西汉、东汉之交，续《史记》者将二十家，而皆仍其旧名。即班彪续作数十篇，亦仅名为《后传》(见彪传)。盖自冯商、刘向以迄班彪，其意皆欲各据所立时代以次递续，不别为书。其截采《史记》记汉初以来之一部分，续以昭、宣迄哀、平之部分，以成断代之史，则自班固始耳。(然《汉书·古今人表》所表皆汉以前人，则其体裁仍是补续《史记》也。)当时既未有印书，传钞皆用竹木简或缣帛，弆携两艰，用之弥啬。各家所续本，或即以涂附于原钞本中。即不然，而学者辗转诵习，竟将续本与原本合钞以图省便，亦意中事。故今本《史记》，有冯商、刘向、刘歆……诸人手笔杂入其中者，定不少也。
总之，书中关于汉事之记载，若严格的甄别，宜以元狩元年以前为断；即稍宽，亦只能截至太初末而止。其有溢出此年限外者，决非史公之旧也。然此犹较易辨别，其最难者，则有：
第三类，后人故意窜乱者。西汉末学界一大公案起焉，曰今古文之争。事缘刘歆典校中秘书，自称发见各种古文经传，其主要者则《春秋左氏传》《周礼》《古文尚书》，其余群经亦皆有古本，而其学说什九与汉初以来诸师所传者相背戾。又有各种纬书，亦皆起自哀、平间，其言荒诞不可究诘。东汉以后，多数学者皆信此等书为先秦古籍，而今文家则谓是皆歆及其徒党所伪造以媚王莽而助其篡。内中与《史记》问题关系最密切者，尤在《尚书》《左传》两书。今文家谓《尚书》为备(意谓汉初诸师所传二十八篇之《尚书》已完备无缺，无所谓百篇及《书序》也)，谓《左氏》不传《春秋》(意谓《左氏春秋》即《国语》，纯属别行之史，并非为《春秋》传也)。然则史公所述三代前及春秋间事，宜以《尚书》二十八篇及原本《左氏春秋》——即《国语》为限，而今《史记》乃多有助“古文家言”张目者。严鞫此谳，乃不能不归狱于歆等之有意窜乱。
然则歆等窜乱，果有可能性耶？曰：有。其一，据《汉书·王莽传》：“元始四年，征天下有逸礼、古书(即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前后至者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古文学说之掩袭天下，自此役始。盖此千数人者，皆承莽、歆意旨以改窜古书为职者也；而“史篇”亦在其中，则迁书之遭蹂躏，实意中事。时歆方典中秘书，则彼之所改，自称定本，谁复能与抗辩？其二，续《史记》者十六人，而歆与居一。歆所续今虽不传，然其人学博名高，其书必有可观，故班固《汉书》多采之。(黄省曾《西京杂记序》谓：“班固《汉书》全取刘歆。”虽言之或太过，然歆书为固书最重要之原料殆不可疑。)今本《史记》以后人补续之语羼入正文者，既所在多有(见前文)，且尤有后世妄人取《汉书》窜补者(见下文)，则其中有一部分为歆手笔，并无足怪。
上所举第一第二类，清代乾嘉诸儒考证颇详。其第三类，则吾师康南海先生(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初发此疑，近人崔觯甫(适)著《史记探原》大发其覆，虽其中有过当之处，而大致盖可取。今略综诸家之说推考各篇真伪如下：
第一，全篇原缺后人续补者。《汉书》本传明言：“十篇缺，有录无书。”班固所不及见者，后人何由得见？故下列十篇，应认为全伪：
《孝景本纪》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班书补之。”
《孝武本纪》 张晏云：“《武纪》亡，褚先生补作也。”司马贞云：“褚先生集合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今案：此纪即《封禅书》之下半，疑并不出褚先生手。或褚补亦亡，后人再割裂他篇充数耶？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张晏云：“亡。”裴骃云：“太史以后，后人所续。”案：当从张说，全篇为后人补续。
《礼书》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荀卿《礼论》。”
《乐书》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礼记·乐记》。”
《律书》 张晏云：“《兵书》亡。”颜师古云：“序目无《兵书》。”司马贞云：“《兵书》，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
《三王世家》 张晏云：“亡，褚先生补。”案：今本于太史公赞后附录褚补文，而赞前则录三封荣，实则前后皆褚补也。
《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张晏云：“亡，褚先生补。”案：此两篇文甚芜鄙，是否即褚补原本，尚未敢信。
《傅靳蒯成列传》 张晏云：“亡。”案：今本盖后人从《汉书》录补。
第二，明著续之文及补续痕迹易见者：
《三代世表》 篇末自“张夫子问褚先生曰”以下。
《张丞相传》 篇末自“孝武时丞相多”以下。
《田叔列传》 篇末自“褚先生曰”以下。
《平津侯主父列传》 篇末自“太皇太后诏”以下。又自“班固称曰”以下。
《滑稽列传》 篇末“褚先生曰”以下。
以上各条，今武英殿版本皆改为低一格以示识别。
第三，全篇可疑者。班固称有录无书者虽仅十篇，然吾侪因此已得知《史记》确为未成之书，或虽成而已有亡佚。原书未成之推定，说已详前；即已成之部分，亦有亡佚之可能性。以卷帙浩瀚之书，在传写极艰之时代，散亡甚易，略可想见。《汉书》本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据此似是一部分陆续传布。《后汉书·窦融传》云：“光武赐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则摘篇别写单行，固有明例矣。则各家钞本有一部分亡缺，亦事理之常。要之，原缺续补者既有十篇，则所缺所示补亦可至十篇以外。《淮南子》所谓“凿一孔而百隙随”也，今本《史记》中多有与《汉书》略同，而玩其文义，乃似《史记》割裂《汉书》，非《汉书》删取《史记》者。崔适指出各篇如下：
《孝武本纪》 妄人录《汉书·郊祀志》
《律书》《历书》 妄人录《汉书·律历志》
《天官书》妄人录《汉书·天文志》
《封禅书》妄人录《汉书·郊祀志》
《河渠书》妄人录《汉书·沟洫志》
《平准书》妄人录《汉书·食货志》
《张丞相列传》妄人录《汉书》
《南越尉佗列传》 妄人录《汉书》
《循吏列传》 妄人所补
《汲郑列传》 妄人录《汉书》
《酷吏列传》 妄人录《汉书》
《大宛列传》 妄人录《汉书·张骞李广列传》
崔氏疑古太勇，其言虽未可据为典要，然既对于此诸篇提出问题，且颇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则吾辈固宜一为推勘矣。
第四，元狩或太初以后之汉事为后人续补、窜入各篇正文者。此类在年表、世家、列传中甚多，不复枚举。
第五，各篇正文中为刘歆故意窜乱者。此项辨别甚难，举要点数端如下：
一，凡言“终始五德”者。《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孟子荀卿列传》《张苍传》等篇。
二，凡言“十二分野”者。《十二诸侯年表》《齐、宋、郑世家》《张苍传》等篇。
三，凡言《古文尚书》及所述《书序》。《夏、殷、周本纪》《齐、鲁、卫、宋世家》等篇。
四，凡记汉初古文传授者。《儒林列传》《张苍传》等篇。
以上所论关于《史记》真本之种种考证，多来自近人著作而略断以己意，其言颇繁重，或为读者所厌。吾所以不惮烦为此者，欲学者知今本《史记》非尽原文而已。着手读《史记》以前，必须认定此事实，否则必至处处捍格难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