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本《小戴礼记》中之两篇。《礼记》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其著作年代，或在战国末或在西汉不等，其价值本远在《论》《孟》下。自宋程正叔抽出此二篇特别提倡，朱晦庵乃创为四子书之名，其次序：一、《大学》，二、《论语》，三、《孟子》，四、《中庸》。于是近七八百年来，此二篇之地位骤高，几驾群经而上之。斯大奇矣!
区区《大学》一篇，本不知谁氏作，而朱晦庵以意分为经、传两项。其言曰：“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然而皆属意度，羌无实证。晦庵又因其书有与自己理想不尽合者，乃指为有错简，以意颠倒其次序；又指为有脱漏，而自作《补格致传》一章。此甚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而明清两朝，非惟以《大学》侪诸经，且几将朱氏《补传》与孔子之言同视矣。中间王阳明主张“大学古本”，对于朱氏所改所补而倡异议，然重视《大学》之观念，迄未稍变。惟清初有陈乾初(确)者，著《大学辨》一篇，力言此书非孔子、曾子作，且谓其“专言知不言行，与孔门教法相戾”。此论甫出，攻击蜂起，共指为非圣无法，后亦无人过问。自此书列于《四书》之首，其篇中“致知格物”四字，惹起无数异说，辨难之作，可汗十牛，然以此为孔子教人入德之门，非求得其说不可。由吾侪观之，此篇不过秦、汉间一儒生之言，原不值如此之尊重而固守也。
《中庸》篇，朱晦庵谓“子思作之以授孟子”，其言亦无据。篇中有一章袭孟子语而略有改窜。据崔东壁所考证，则其书决出孟子后也。此篇论心论性，精语颇多，在哲学史上极有价值。
要而论之，《大学》《中庸》不失为儒门两篇名著，读之甚有益于修养，且既已人人诵习垂千年，形成国民常识一部分，故今之学者，亦不可以不一读。但不必尊仰太过，反失其相当之位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