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零；又是一番秋信。天冷了。阶前的草花有焦萎的，有风刮糊的，有虫咬的；剩下三两茎还开着的也都是低着头，木迟迟的没一丝光彩。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旧日的荣华已呈衰象，新的生机，即使有，也还在西风的背后。这不是悲观，这是写实。前天正写到刘君梦苇与杨君子惠最可伤的夭死，我们的《诗刊》看来也绝少复活的希冀，在本副刊上，或是别的地方。闻一多与饶孟侃此时正困处在锋镝丛中，不知下落。孙子潜已经出国。我自己虽则还在北京，但与诗久已绝缘，这整四月来竟是一行无著，在醒时或在梦中。《诗刊》是完了的。
《剧刊》的地位本是由《诗刊》借得，原意暑假后交还，但如今不但《诗刊》无有影踪，就《剧刊》自身也到了无可维持的地步。这终期多少不免凄恻的尾声，不幸又轮着我来演唱。《剧刊》同人本来就少，但人少不碍，只要精神在，事情就有着落。《剧刊》起初的成功全仗张君嘉铸的热心，他是我们朋友中间永远潜动着的“螺轮”，要不是他，笔懒入骨的太侔，比方说，就不会写下这许多篇的论文。上沅的功劳是不容淹没的，这十几期《剧刊》的编辑苦工，几乎是他单独抗着的，他自己也做了最多的文章，我们不能不感谢他。但他也要走了。太侔早已在一月前离京。这次上沅与叔存又为长安的生活难，不得已相偕南下，另寻饭啖去了。所以又是一个“星散”，留着的虽还有嘉铸，与新来的佛西，但我们想来与其勉强，不如暂行休息。我自己也忝算《剧刊》同人的一个，但是说来惶恐，我的无状是不望宽恕的。在《剧刊》期内有一个多月我淹没在南方，一半也为是自顾阙然，不敢信口胡诌；一半当然是躲懒，他们在预定的计划上派给我做的文章，A了最初闹场与此次收场而外，我简直一字也不曾交！还有我们初期妄想要到几位真学问家真在行家的文章（例如丁西林先生，王静庵先生，以及红豆馆主先生），来光彩我们的篇幅，但我们只是太妄想了！
这篇中秋结账的文章本应上沅写的，因为始终其事的掌柜，是他不是我，但他一定要推给我写，一半是罚的意思。决不容我躲，既然如此，我只得来勉为其难。
我已说了《剧刊》不能不告终止的理由是为我们四散，但这十五期多少也算是一点工作，我们在关门的时候，也应得回头看看，究竟我们做了点什么事，超过或是不及我们开门时的期望，留下了什么影响，如其有，在一般的读者感想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的感想又怎么样。
先谈我们做了点什么事。在《剧刊》上发表的论文共有十篇：赵太侔论《国剧》，夕夕（即一多）论《戏剧的歧路》，西滢论《新剧与观众》，邓以蛰论《戏剧与道德的进化》，杨振声论《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梁实秋的《戏剧艺术辨正》，邓以蛰论《戏剧与雕刻》，熊佛西的《论剧》，余上沅论《戏剧批评》，以及冯友兰译的狄更生的《论希腊的悲剧》。批评文字有八篇：张嘉铸评艺专演习，叶崇智评辛额（J.M.Synge），余上沅论中国旧戏，张嘉铸评英国三个写剧家，萧伯纳，高斯倭绥，与贝莱勋爵，以及杨声初君的《兵变之后》与俞宗杰君的《旧戏之图画的鉴赏》。论旧剧二篇：顾颉刚君的《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与恒诗峰君的《明清以来戏剧的变迁说略》。论剧场技术的有七篇：余上沅的《演剧的困难》，戈登克雷的《剧院艺术》，该岱士的《剧场的将来》，太侔的《光影》与《布景》；舲客（即上沅）的《论表演艺术》，马楷的《小剧院之勃兴》。此外另有十几篇不易归类的杂著及附录。
（原载：民国十五年九月三日《晨报副刊·剧刊》十五期）
附：《剧刊》终期（二）
余上沅
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时候，志摩已经找着了一条生路，碰上这天上地下都团圆的清夜，不免痛饮到了陶醉。剩下的未尽之意，只好由我来勉强续完了。
上面统计的二三十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趋向。这些作者，不但批评戏剧，而且对于艺术全体，都有相当的发挥。譬如《国剧》中之论“程式化”，《戏剧的歧途》中之论“德形”，《戏剧与道德的进化》中之论“除邪及涅槃”，《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中之论“介体”，《病入膏肓的萧伯纳》中之论“普遍的情感”，《货真价实的高斯倭绥》中之论“艺术良心与道德良心的平衡”，《顶天立地的贝莱勋爵》中之论“反实与求实”，《戏剧与雕刻》中之论“抑制的情感”，《论戏剧批评》中之论“艺术的规律”，——这些都是一般艺术的基本观念，不限于戏剧一项。本来，艺术的元素，总是息息相关的，要谈论戏剧，自然不得不涉及其他艺术；要研究戏剧，也是一样的不能不兼及一般艺术，如果有人以为只读读书本上的戏剧便算研究了戏剧，那是对戏剧有了误解，老实说，那简直是躲懒。
《剧刊》同人是不拘成见的，不论我们对各项艺术有无多少研究，但是我们总相信故步自封是一件要不得的事。《剧刊》不曾在比较重要些，急切些的东西之外，更讨论哑剧，傀儡戏，提线戏，影子戏，甚至于马戏，等等，那是限于时间，并不是预先有过什么成见。因此，我们不避讳，不迟疑的讨论“旧戏”。听说有人误解了太侔的《国剧》和我的《旧戏评价》，那是不幸的事。旧戏当然有它独具的价值，那是不可否认的，我的意思，就是要认A它的价值，而予以相当的注意。“要是”它在外形与内容两方面都达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程度，自然可以跻入最高的艺术。太侔的意思，也与我大致相似。他主张用西方的长处，来使我们的戏剧丰富。他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武断的话，这种态度，原是我们研究戏剧的人所应有的。实秋虽似乎偏重文学，而他也一再声明赞成戏剧在舞台上排演。要有不拘成见的精神，一切才能日新月异。这种态度，我相信《剧刊》同人是会永远保持的。
混乱和争斗的原因，不外乎或是偏重情感，或是偏重理知。最健全的人生，是理智与情感最调和最平衡的人生。我推重旧戏的外形，同时也责备它的内容。太侔也说使旧戏变成纯艺术固然好，可是一方面它又缺乏情绪的触动。叔存也说过与这个原理相仿佛的话。禹九更不待言，在他的“三部曲”之中，直把这个意思发挥得有条有理了。疏忽的读者，也许不能领会这三篇文章的含义。其实，这三篇东西是分不开的，其间有一个一贯的线索，萧伯纳偏重理智，贝莱偏重情感，高斯倭绥似乎有点得着了二者间之平衡的趋向。我们终究是人，不是妖怪，也不是神仙。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对于艺术的良心与道德的良心两方面，当然不得不求它们的平均发展，共同生活。这个健全是理想，要做到这个理想，才演出光怪陆离的人生之各方面。理想达不到原不要紧，要紧的是必须有一个理想，必须去求得达到。在这条曲折的线纹上，我们一般蚕虫不住的盘旋，直到咬破茧壳，振翼飞在天空。
这些文章，未免迂阔而不近于世情，我们自己知道，可又忍耐不住，不能不说，哪怕说得还不十分痛快。我们要计划小剧院，却又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也是不成。我们只好自己分头去调查，计算，接洽，直到它实现为止。我们也试过一次画报，结果也不太佳。因为少了“留法外史”，卖报人也摇头说不好，不好。高明的批评是说注脚不够。那也难怪，听说看电影的还有要求加多“字幕”的呢。依他们的要求，将来美术展览会里，图画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还得贴满讲演它的内容，它的“意思”的文章，否则多数人还是不见得肯承受的。还说什么……
《剧刊》是终期了，《剧刊》要做的工作永远没有终期。中国戏剧社不是没有希望的，它会继续这些工作。说句不祥的话，万一戏剧社也无形消灭了，依然不愁继起无人，如果中华民族还是一个民族。
（原载：民国十五年九月三日《晨报副刊·剧刊》十五期）
新月的态度
And God said，Let there belight：and there was light-The Genesis If Winter comes，can Spirng be far behind？—Shelley
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
要寻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我们这少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我们自分还是有我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我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广义的，现代刊物的内容的一个简称。）比作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引诱，我们把它们列举起来看看——
一 感伤派
二 颓废派
三 唯美派
四 功利派
五 训世派
六 攻击派
七 偏激派
八 纤巧派
九 淫秽派
十 热狂派
十一 稗贩派
十二 标语派
十三 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类的买卖直接违反健康与尊严两个原则。同时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一样在现代的大都会里公然的进行——鸦片、毒药、淫业，哪一宗不是利市三倍的好买卖？但我们却不能因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不是不正当而默许它们存在的特权。在这类的买卖上我们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我们正应得觉到切肤的羞恶，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在我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我们也看到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举的许多门类。我不说这些全是些“不正当”的行业，但我们不能不说这里面有很多是A我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我们敢说这象是新来的，因为连着别的东西，思想自由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我们敢说，或是暂时的。先前我们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的沉默；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思想的花式加多本来不是件坏事，在一个活力磅礴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偎傍着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恣蔓的藤萝。那本不关事，但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恣蔓的尽有，这里那里都是的，却不见了那刚直的与普盖的。这就比是一个商业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据着整个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即如我们上面随笔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纤巧”，“淫秽”诸宗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了自由（放纵）的发展，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运来的投机事业。我们不说这时代就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我们指摘的是这些买卖本身的可疑。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我们往往忘却思想是一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我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的效用有时可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商。
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属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我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A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我们不愿意套上着色眼镜来武宇宙的光景。我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我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我们不信任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替代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坂上我们要留住我们倾颠的脚步。我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我们不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我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臃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时代都得独立去发现它的需要，维护它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末了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践足的蹊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间，哪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我们的眼是迷眩了的，我们的耳是震聋了的，我们的头脑是闹翻了的，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我们不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尽有耐人寻味的去处，尽有诱惑的迷宫。因此我们更不能不审慎，我们更不能不磨砺我们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我们的感觉，那辨别真伪和虚实的本能，放胆到这嘈杂的市场上去做一番审查和整理的工作。我们当然不敢预约我们的成绩，同时我们不踌躇预告我们的愿望。
这混杂的现象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文化的前途还留有一线的希望。这现象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如其我们这民族的活力还不会消竭到完全无望的地步。因为我们认定了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病就有治。绝望不是治法。我们不能绝望。我们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
严重是这时代的变态。除了盘错的，恣蔓的寄生，那是遍地都看得见，几于这思想的田园内更不见生命的消息。梦人们妄想着花草的鲜明与林木的葱笼。
但他们有什么根据除了飘渺的记忆与想象？但记忆与想象！这就是一个灿烂的将来的根芽！悲惨是那个民族，它回头望不见一个庄严的以往。那个民族不是我们。该得灭亡是那个民族，它的眼前没有一个异象的展开。那个民族也不应得是我们。
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A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现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我们要把人生看作一个整的。支离的，偏激的看法，不论怎样的巧妙，怎样的生动，不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要走大路，我们要走正路，我们要从根本上做工夫。我们只求平庸，不出奇。
我们相信一部纯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个需要。纯正的思想是活泼的新鲜的血球，它的力量可以抵抗，可以克胜，可以消灭一切致病的霉菌。纯正的思想，是我们自身活力得到解放以后自然的产物，不是租借来的零星的工具，也不是稗贩来的琐碎的技术。我们先求解放我们的活力。
我们说解放因为我们不怀疑活力的来源。淤塞是有的，但还不是枯竭。这些浮荇，这些绿腻，这些潦泥，这些腐生的蝇蚋——可怜的清泉，它即使有奔放的雄心，也不易透出这些寄生的重围。但它是在着，没有死。你只须拨开一些污潦就可以发现它还是在那里汩汩的溢出，在可爱的泉眼里，一颗颗珍珠似的急溜着。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机会。爬梳这壅塞，粪除这秽浊、浚理这瘀积，消灭这腐化，开深这潴水的池潭，解放这江湖的来源。信心，忍耐。谁说这“一举手一投足”的勤劳不是一件伟大事业的开端，谁说这涓涓的细流不是一个壮丽的大河流域的先声？
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功利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计较稻穗的饱满是在哪一天。无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途，临到“闭幕”的那俄顷，更不分凡夫与英雄，痴愚与圣贤，谁都得撒手，谁都得走，但在那最后的黑暗还不曾覆盖一切以前，我们还不一样的得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分？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望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A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此虽则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吧，那天边白隐隐的一线，还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吧，我们想象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
（原载：民国十七年三月十日《新月》第一卷第一期）
汤麦士哈代
汤麦士哈代，英国的小说家、诗人，已于上月死了，享年八十七岁。他的遗嘱上写着他死后埋在道骞司德地方一个村庄里，他的老家。但他死后英国政府坚持要把他葬在威士明斯德大教寺里，商量的结果是一种空前的异样的葬法。他们，也不知谁出的主意，把他的心从他的胸膛里剜了出来，这样把他分成了两个遗体，他的心，从他的遗言，给埋在他的故乡，他的身，为国家表示对天才的敬意，还得和英国历代帝王、卿相、贵族以及不少桂冠诗人们合伙做邻居去。两个葬礼是在一天上同时举行的。在伦敦城里，千百个光景慕死者人们占满了威士明斯德的大寺，送殡的名人中最显著的有萧伯讷、约翰高斯倭绥、贝莱爵士、爱德门高士、吉波林、哈代太太、现国务总理包尔温、前国务总理麦克唐诺尔德一行人。这殡礼据说是诗人谭尼孙以来未有的盛典。同时在道骞斯德的一个小乡村里哈代的老乡亲们，穿戴着不时式的衣冠，捧着田园里掇拾来不加剪裁的花草，唱着古旧的土音的丧歌，也在举行他的殡礼，这里入土的是诗人的一颗心，哈代死后如其有知感，不知甘愿享受哪一边的尊敬？按他诗文里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一定猜想它倾向他的乡土的恩情，单这典礼的色香的古茂就应得勾留住一个诗人的心。但也有人说哈代曾经接待过威尔士王子，和他照过相，也并不曾谢绝牛津大学的博士衔与政府的“功勋状”（The Order of Merit），因此推想这位老诗人有时也不是完全不肯与虚荣的尘世相周旋的。最使我们奇怪的是英国的政府，也不知是谁作的主，满不尊敬死者的遗言，定要把诗人的遗骨麕厕在无聊的金紫丛中！诗人终究是诗人，我们不能疑惑他的心愿是永久依附着卫撤克斯古旧的赭色的草原与卫撤克斯多变幻的风云，他也不A完全能割舍人情的温暖，谁说他从此就不再留恋他的同类
“There at least smiles abound，
There discourse trills around，
There，now and then，are found
Life-loyalties”
我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见到哈代（参看附录的《谒哈代记》）时，我的感想是：
“哈代是老了。哈代是倦了。在他近作的古怪的音调里（这是说至少这三四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出一个厌倦的灵魂的低声的叫喊：“得，够了，够了，我看够了，我劳够了，放我走吧！让我去吧？”光阴，人生：他解、他剖、他问、他嘲、他笑、他骂、他悲、他诅，临了他来——求放他早一天走。但无情的铁胳膊的生的势力仿佛一把拧住这不满五尺四高的小老儿，半嘲讽半得意的冷笑着对他说：“看吧，迟早有那么一天；可是你一天喘着气你还得做点儿给我看看！”可怜这条倦极了通体透明的老蚕，在暗屋子内茧山上麦柴的空缝里，昂着他的皱襞的脑袋前仰后翻的想睡偏不得睡，同时一肚子的纯丝不自主的尽往外吐——得知它到那时候才吐得完！……运命真恶作剧，哈代他且不死哪！我看他至少还有二十年活。”
我真以为他可以活满一百岁，谁知才过了两年他就去了！在这四年内我们先后失去了这时代的两个大哲人，法国的法郎士与英国的哈代。这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因为他俩，各自管领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辉，分明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思想界的孪立的重镇，他们的生死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我说“人类”因为在思想与精神的境界里我们分不出民族与国度。正如朋琼生说莎士比亚“He belonges to all ages”，这些伟大的灵魂不仅是永远临盖在人类全体的上面，它们是超出时间与空间的制限的。我们想念到他们，正如想念到创化一切的主宰，只觉得语言所能表现的赞美是多余的。我们只要在庄敬的沉默中体念他们无涯涘的恩情。他们是永恒的、天上的星。
他们的伟大不是偶然的。思想是最高的职业，因为它负责的对象不是人间或人为的什么，而是一切事理的永恒。在他们各自见到的异象的探检中，A们是不知道疲乏与懈怠的。“我在思想，所以我是活着的。”他们是双层的生命。在物质生活的背后另有一种活动，随你叫它“精神生活”或是“心灵生命”或是别的什么，它的存在是不容疑惑的。不是我们平常人就没有这无形的生命，但我们即使有，我们的是间断的，不完全的，飘忽的，刹那的。但在负有“使命”的少数人，这种生命是有根脚、有来源、有意识、有姿态与风趣，有完全的表现。正如一个山岭在它投影的湖心里描画着它的清奇或雄浑的形态，一个诗人或哲人也在他所默察的宇宙里投射着他更深一义的生命的体魄。有幸福是那个人，他能在简短的有尽期的生存里实现这永久的无穷尽的生命，但苦恼也是他的因为思想是一个奇重的十字架，要抗起它还得抗了它走完人生的险恶的道途不至在中途颠仆，决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尝试的事。
哈代是一个强者，不但抗起了他的重负，并且走到了他旅程的尽头。这整整七十年（哈代虽则先印行他的小说，但他在早年就热心写诗）的创作生活给我们一些最主要的什么印象？再没有人在思想上比他更阴沉更严肃，更认真。不论他写的是小说，是诗，是剧，他的目的永远是单纯而且一致的。他的理智是他独有的分光镜，他只是，用亚诺德的名言，“运用思想到人生上去”，经过了它的棱晶，人生的总复的现象顿然剖析成色素的本真。本来诗人与艺术家按定义就是宇宙的创造者。雪莱有雪莱的宇宙，贝德花芬有贝德花芬的宇宙，兰勃郎德有兰勃郎德的宇宙。想象的活动是宇宙的创造的起点。但只有少数有“完全想象”或“绝对想象”的才能创造完全的宇宙；例如莎士比亚与歌德与丹德。哈代的宇宙也是一个整的。如其有人说在他的宇宙里气候的变化太感单调，常是这阴凄的秋冬模样，从不见热烈的阳光欣快的从云雾中跳出，他的答话是他所代表的时代不幸不是衣理查白一类，而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自我意识最充分发展的时代，这是人类史上一个肃杀的季候——
Itnever looks like summer now whatever weather’s there…
The land’s sharp features seemed to be
The century’s cor pse outleant
The ancient germ and birth
Was shrunken hard and dry，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 less as I.
真纯的人生哲学，不是空枵的概念所能构成，也不是冥想所能附会，它的秘密是在于“用谦卑的态度，因缘机会与变动，纪录观察与感觉所得的各殊的现象”。哈代的诗，按他自己说，只是些“不经整理的印象”，但这只是诗人谦抑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些“不经整理的印象”放在一起看时，他的成绩简直是，按他独有的节奏，特另创设了一个宇宙，一部人生。再没有人除了哈代能把他这时代的脉搏按得这样的切实，在他的手指下最微细的跳动都得吐露它内涵的消息。哈代的刻画是不可错误的。如其人类的历史，如黑智尔说的，只是“在自由的意识中的一个进展”（“Human history is a progress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Freedom”），哈代是有功的：因为他推着我们在这意识的进展中向前了不可少的路。
哈代的死应分结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时期的起点是卢骚的思想与他的人格，在他的言行里现代“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实现了它们正式的诞生。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道施滔奄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同时在灰烬的底里孕育着“现代意识”，病态的、自剖的、怀疑的、厌倦的、上浮的，炽焰愈消沉，底里的死灰愈扩大，直到一种幻灭的感觉软化了一切生动的努力，压死了情感，麻痹了理智，人类忽然发见他们的脚步已经误走到绝望的边沿，再不留步时前途只是死与沉默。哈代初起写小说时，正当维多利亚最昌盛的日子，进化论的暗示与放任主义的成效激起了乐观的高潮，在短时间内盖没了一切的不平与蹊跷。哈代停止写小说时世纪末尾的悲哀代替了早年虚幻的希冀。哈代初起印行诗集时，一世纪来摧残的势力已经积聚成旦夕可以溃发的潜流。哈代印行他后期的诗集时，这潜流溃发成欧战与俄国革命。这不是说在哈代的思想里我们可以发见这桩或那桩世界事变的阴影，不，除了他应用拿破仑的事迹写他最伟大的诗剧（The Dynasts）以及几首有名的战歌以外，什么世界重A的变迁哈代只当作没有看见，在他的作品里，不论诗与散文，寻不丝毫的痕迹。哈代在这六七十年间最关心的还不只是一茎花草的开落，月的盈昃，星的明灭，村姑们的叹息，乡间的古迹与传说，街道上或远村里泛落的灯光，邻居们的生老病死，夜蛾的飞舞与枯树上的鸟声？再没有这老儿这样的鄙塞，再没有他这样的倔强。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他再不要什么伴侣。除了他本乡的天地他再不问什么世界。
但如其我们能透深一层看，把历史的事实认作水面上的云彩，思想的活动才是水底的潜流，在无形中确定人生的方向，我们的诗人的重要正在这些观察所得的各殊的现象的纪录中。在一八七○年的左右他写——
“…Mankindshallcease-so let it be，”Isaid to love.
在一八九五年他写
I fway to the beteer there be，it exacts a full look at the worst…
在一九○○年他写
That I could think there trembles through his happy good-night air Some blessed Hope，where of he knew I was unaware.
在一九二二年他写
… the greatest of things is charity…
哈代不是一个武断的悲观论者，虽然他有时在表现上不能制止他的愤慨与抑郁。上面的几节征引可以证见就在他最烦闷最黑暗的时刻他也不放弃他为他的思想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为人类前途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他的写实，他的所谓悲观，正是他在思想上的忠实与勇敢。他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一篇诗序说到他作诗的旨趣，有极重要的一段话——
…That comments on where the world stands is very much the reverse orneedless in these disordered years of a prematurely afflicted century：that amendment and not madness lies that way…that whether the human and kin，dred animal races survive till the exhaustion or dastruction of the globe， of whether races perish and are succeeded by others be fore that conclusion comes，pain to all upon it， tongued or dumb，shall be kept down to a minimum by Loving-kindness，operating through scientiifc knowledge，and actuated by the modicum of free will conjecterally possessed by organic life when the mighty necessitating fores uncnscious or other，that have the “balancings of the cloud”happen to be in equilibrium.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often.
简单的意译过来，诗人的意思是如此。第一他不承认在他著作的后背有一个悲观的厌世的动机。他只是做他诗人与思想家应做的事——“应用思想到人生上去”。第二他以为如其人生是有路可走的，这路的起点免不了首先认清这世界与人生倒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个人的忠实的观察不幸引起一般人的误解与反感。同时也有少数明白人同情他的看法，以为非得把人类可能的丑态与软弱彻底给揭露出来，人们才有前进与改善的希望。人们第一得劈去浮嚣的情感，解除各式的偏见与谬解，认明了人生的本来面目再来说话。理性的地位是一定得回复的。但单凭理智，我们的路还是走不远。我们要知道人类以及其他的生物在地面上的生存是有期限的。宇宙间有的是随时可以消灭这小小喘气世界的势力，我们得知哪一天走？其次即使这台戏还有得一时演，我们在台上一切的动作是受一个无形的导演在指挥的。他说的那些强大的逼迫的势力就是这无形的导演。我们能不感到同类的同情吗？我们一定得纵容我们的恶性使得我们的邻居们活不安稳，同时我们自己也在烦恼中过度这简短的时日吗？即使人生是不能完全脱离苦恼，但如果我们能彼此发动一点仁爱心，一点同情心，我们未始不可以减少一些哭泣，增加一些喜笑，免除一些痛苦，散布一些安慰？但我们有意志的自由吗？多半是没有。即使有，这些机会是不多的，难得的。我们非得有积极的准备，那才有希望利用偶有的机缘来为我们自己谋一些施展的余地。科学不是人类的一种胜利吗？但也得我们做人的动机是仁爱不是残暴，是互助不是互杀，那我们才可以安心享受这伟大的理智的成功，引导我们的生活往A光明更美更真的道上走。这是我们的诗人的“危言”与“庸言”。他的是忠实的，是深长的，虽则不新鲜，不奇特，他的只是几句老话，几乎是老婆子话。这一点是耐寻味的，我们想想托尔斯泰的话，罗曼罗兰的话，泰戈尔的话，罗素的话，不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怎样的悬殊，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相呼应的，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柔和的声音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要它们醒起来，凭着爱的无边的力量，来扫除种种障碍，我们相爱的势力，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狂疯，来消灭种种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这些宏大的音声正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它们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给我们新鲜的生机，给我们健康的颜色，但正因为它们的大与普遍性，它们的来是不喧哗不嚣张的。它们是在你的屋檐上，在那边山坡上，在流水的涟漪里，在情人们的眉目间。它们就在你的肘边伺候着你，先生，只要你摆脱你的迷蛊，移转你的视线，改变你的趣向，你就知道这分别有多大。有福与美艳是永远向阳的葵花，人们为什么不？
（原载：民国十七年三月十日《新月》第一卷第一期）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一
“如其你早几年，也许就是现在，到道骞司德的乡下，你或许碰得到《裘德》的作者，一个和善可亲的老者，穿着短裤便服，精神飒爽的，短短的脸面，短短的下颏，在街道上闲暇的走着，照呼着，答话着，你如其过去问他卫撒克士小说里的名胜，他就欣欣的从详指点讲解；回头他一扬手，已经跳上了他的自行车，按着车铃，向人丛里去了。我们读过他著作的，更可以想象这位貌不惊人的圣人，在卫撒克士广大的，起伏的草原上，在月光下，或在晨曦里，深思地徘徊着。天上的云点，草里的虫吟，远处隐约的人声都在他灵敏的神经里印下不磨的痕迹；或在残败的古堡里拂拭乱石上的苔青与网结；或在古罗马的旧道上，冥想数千年前铜盔铁甲的骑兵曾经在这日光下驻踪；或在黄昏的苍茫里，独倚在枯老的大树下，听前面乡村里的青年男女，在笛声琴韵里，歌舞他们节会的欢欣；或在济茨或雪莱或史文庞的遗迹，悄悄的追怀他们艺术的神奇……在他的眼里，像在高蒂闲（Theophile Gautier）的眼里，这看得见的世界是活着的；在他的“心眼”（The Inward Eye）里，像在他最服膺的华茨华士的心眼里，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景象是相联合的；在他的想象里，像在所有大艺术家的想象里，不仅伟大的史绩，就是眼前最琐小的最暂忽的事实与印象，都有深奥的意义，平常人所忽略或竟不能窥测的。从他那六十年不断的心灵生活——观察、考量、揣度、会晤、印证——从他那六十年不懈不弛的真纯经验里，哈代，像春蚕吐丝制茧似的，抽绎他最微妙最桀傲的音调，纺织他最缜密最经久的诗歌——这是他献给我们可珍的礼物。”
二
上文是我三年前慕而未见时半自想象半自他人传述写来的哈代。去年七月在英国时，承狄更生先生的介绍，我居然见到了这位老英雄，虽则会面不及一小时，在余小子已算是莫大的荣幸，不能不记下一些踪迹。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但接近大人物正如爬高山，往往是一件费劲的事。你不仅得有热心，你还得有耐心。半道上力乏是意中事，草间的刺也许拉破你的皮肤，但是你想一想登临极峰时的愉快！真怪，山是有高的，人是有不凡的！我见曼殊斐尔，比方说，只不过二十分钟模样的谈话，但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生的震荡？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果然，要不是那一次巧合的相见，我这一辈子就永远见不着她——会面后不到六个月她就死了。自此我益发坚持我英雄崇拜的势利，在我有力量能爬的时候，总不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我去年到欧洲完全是一次“感情作用的旅行”，我去是为泰尔谷、顺便我想去多瞻仰几个英雄。我想见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雪乌，英国的哈代。但我只见着了哈代。
在伦敦时对狄更生先生说起我的愿望，他说那容易，我给你写信介绍，老头精神真好，你小心他带了你到道骞斯德林子里去走路，他仿佛是没有力乏的时候似的！那天我从伦敦下去到道骞斯德，天气好极了，下午三点过到的。下了站我不坐车，问了Max Gate的方向，我就欣欣的走去。他家的外园门正对一片青碧的平壤，绿到天边，绿到门前，左侧远处有一带绵邈的平林。进园径转过去就是哈代自建的住宅，小方方的壁上满爬着藤萝。有一个工人在园的一边剪草，我问他哈代先生在家不，他点一点头，用手指门。我拉了门铃，屋子里突然发一阵狗叫声，在这宁静中听得怪尖锐的，接着一个白纱抹头的年轻下女开门出来。
“哈代先生在家，”她答我的问，“但是你知道哈代先生是‘永远’不见客的。”
我想糟了。“慢着，”我说，“这里有一封信，请你给递了进去。”“那么A候一，”她拿了信进去，又关上了门。
她再出来的时候脸上堆着最俊俏的笑容。“哈代先生愿意见你，先生，请进来。”多俊俏的口音！“你不怕狗吗？先生，”她又笑了。“我怕，”我说。“不要紧，我们的梅雪就叫，她可不咬，这儿生客来得少。”
我就怕狗的袭来！战战兢兢的进了门，进了客厅，下女关门出去，狗还不曾出现，我才放心。壁上挂着沙琴德（Jonh Sargeant）的哈代画像，一边是一张雪莱的像，书架上记得有雪莱的大本集子，此外陈设是朴素的，屋子也低，暗沉沉的。
我正想着老头怎么会这样喜欢雪莱，两人的脾胃相差够多远，外面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狗铃声下来，哈代推门进来了。我不知他身材实际多高，但我那时站着平望过去，最初几乎没有见他，我的印像是他是一个矮极了的小老头儿。我正要表示我一腔崇拜的热心，他一把拉了我坐下，口里连着说“坐坐”，也不容我说话，仿佛我的“开篇”辞他早就有数，连着问我，他那急促的一顿顿的语调与干涩的苍老的口音，“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好？”“你译我的诗？””你怎么翻的？”“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前面那几句问话是用不着答的（狄更生信上说起我翻他的诗），所以他也不等我答话，直到末一句他才收住了。他坐着也是奇矮，也不知怎的，我自己只显得高，私下不由的跼蹐，似乎在这天神面前我们凡人就在身材上也不应分占先似的！（啊，你没见过萧伯纳——这比下来你是个蚂蚁！）这时候他斜着坐，一只手搁在台上头微微低着，眼往下看，头顶全秃了，两边脑角上还各有一鬃也不全花的头发；他的脸盘粗看像是一个尖角往下的等边三角形，两颧像是特别宽，从宽浓的眉尖直扫下来束住在一个短促的下巴尖；他的眼不大，但是深窈的，往下看的时候多，最易看出颜色与表情。最特别的，最“哈代的”，是他那口连着两旁松松往下堕的夹腮皮。如其他的眉眼只是忧郁的深沉，他的口脑的表情分明是厌倦与消极。不，他的脸是怪，我从不曾见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脸。他那上半部，秃的宽广的前额，着发的头角，你看了觉着好玩，正如一个孩子的头，使你感觉一种天真的趣味，但愈往下愈不好看，愈使你觉着难受，他那皱纹龟驳的脸皮正使你想起一块苍老的岩石，雷电的猛烈，风霜的侵陵，雨溜的剥蚀，苔藓的沾染，虫鸟的斑斓，什么时间与空间的变幻都在这上面遗留着痕迹！你知A他是不抵抗的，忍受的，但看他那下颊，谁说这不泄露他的怨毒，他厌倦，他的报复性的沉默！他不露一点笑容，你不易相信他与我们一样也有喜笑的本能，正如他的脊背是倾向伛偻，他面上的表情也只是一种不胜压迫的伛偻。喔哈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