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复璁
余与志摩，生同里闬，长复同游，其没也距今已三十余年，迄无一言以为之记，闲居独处，常戚戚于怀。近以胡适之先生逝世，追思旧游，怆怀往事，于是新月社文酒之欢，与志摩之音容笑貌，旧梦如昨，宛在目前。余不文，不足以传志摩，然大惧其孤标特操，将愈久而愈湮也；乃略述其志行，以谂世之不能深知志摩者。
志摩讳章垿，字又申，志摩其号也。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月日生于浙江海宁之硖石镇。硖石处上海与杭州之间，浙西之巨镇也。皖米销浙，以此为交易之所；江宁织绸，以此为采购之地；故商业繁盛，人民富庶，志摩之尊人申如先生善贸迁，执一乡之牛耳，著称于江南。志摩为先生独子，席丰履厚，不以娇贵多财而损其志。未弱冠，肄业于硖石之开智小学，每试辄冠其曹，有神童之目，其尊人常出示其文而引以为乐也。
清末升学杭州府中学堂，时余肄业于钱塘小学，同居杭城，始与相识。民国三年，考入北京大学预料，不一载，即南归与宝山张幼仪女士结婚；并以张氏之介，乃及新会梁任公先生之门。四年转入上海沪江大学，五年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时先仲兄悬壶津门，余亦就学于天津之德华中学，与志摩常相过从。乃知其读书不异常人，而成绩优异，斐然杰出者，盖天赋智慧，有A他人所可企及也。民国六年，余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志摩亦重入大，进法科政治学门，虽属同学，然以所习各异，又人多散处，故相见尚有不如在津时之频焉。
民国七年秋，志摩赴美留学，进克拉克大学，习经济，一年即得学士。八年改入哥伦比亚大学，习社会学，亦一年而得硕士。九年由美赴英，进剑桥大学，乃开始其文学之研究。时其夫人张女士亦出国赴欧，会于巴黎，同栖于剑桥。志摩生长于膏粱文绣之中，当纨绮之盛年，擅屈宋之才华，神仙眷属，琴瑟静好，识与不识，莫不艳羡；而事乃有大不然者，岂超然者别有怀抱耶？方志摩之舍经济社会而事文学，既违堂上之意，讵于民国十一年，又冒不韪而向夫人提出离婚之要求，更出其尊人意度之外，家庭龃龉，肇于此矣。是年冬志摩回国，由京返乡，寓硖山之三不朽祠。硖有东西两山，为邑名胜；值余与先叔百里先生皆回家度岁，时相与作两山之游。东山之阴有名万石窝者，风景尤美，明末查伊璜先生读书处也。志摩每游，辄流连不忍去；余于志摩没后，告其家人，葬志摩于此，从其好也。
民国十二年，余因先叔之命，务服于北平松坡图书馆，志摩亦往同寓，日夕相聚，达三年之久。志摩因适之先生之邀，任北大英文学系教授，又以陈博生先生之邀，任《晨报》副刊编辑；作育人才，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今日艺林，犹有不少健者，为志摩当年所陶铸者也。志摩之作品，亦以此期为最富，余皆得目睹之。其问世之第一书曰《志摩的诗》，即浼余代编者也。志摩之语体诗文，自为一代宗匠，而于旧文学造诣亦深，于文好龙门与蒙庄，尤工骈文，为新会先生所赞许，而推于康南海也。于诗则好青莲与玉溪，故其自作皆以浩气与真情胜，随意写来，皆成佳什，人或病其堆砌，然不能易之也。志摩于西洋文学之研究，余无能道其深，惟知其重情感与理想，若哥德、拜仑与哈代，皆其平日所乐道者也。印度诗哲太戈尔于民国十三年来华讲演，志摩为任翻译；或谓其文学与思想，受影响颇大。良以志摩之诗，于清新中有其神秘，流利中其有苍凉，内蕴宗教之意识，为志摩所独得者也。
志摩之为人也，略无城府，人无贤愚，一视同仁，若不知人间有险恶与可憎可惧者。既有泛爱之德，故所有知交亦无一不爱志摩者，隐然为一时交游中心，于是始为酒食谈之集会，继乃有新月社之创设；新月社者，当时A平文人之俱乐部也。时余亦厕其列，偶为志摩助理杂务，盖此非其长，亦非其所乐为也。志摩重情感，往往不问是非，不计利害，惟以一念真诚，追求神圣之理想世界，因是遂以偶然之误会，致演王陆之婚变；又因其秉性忠厚，抱伯仁由我之歉情，乃于民国十五年与陆小曼女士结婚于北平，失双亲之欢，却师友之劝，其一意孤行，有若其离婚时也。呜呼！志摩之直情径行无稍顾藉者，惟适之先生知之最深，亦论之最平，故余尝谓适之先生为志摩唯一知己者，以此也。当志摩与张女士仳离时，新会先生曾致函相劝，其复函有云：“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实，求灵魂之救度。”更曰：“夫岂得已而然哉。”余于志摩之再婚，意亦云然，盖欲求理想之实现，亦非得已也。
志摩既视再婚为庄严盛典，故特请新会先生证婚；婚后，由余陪同往谢，并自矢此后当努力著述；小曼亦愿裙布荆钗，以尽妇职。新会先生容甚庄，颔首答之而已。未几，志摩夫妇离平返里，意将承欢膝下，以绍箕裘，而其尊人先期出游，避之北平，不得已乃挈小曼抵上海，教授于光华、复旦及中国公学诸校，自此遂急于家计，而独立生活矣。十七年冬，闻新会先生病亟，奔赴北平探视，与余谈及家事，凄然曰：“小曼实有志上进，而吾家不之许，卒成现在之局。”余亦为之怃然也。由此言之，志摩之用情一往不复者，其志可原，而其遇尤足悲也。
志摩遇余特厚，民国十三年，余就清华教席，志摩为之介也；十九年余将赴德留学，以经费不裕而迟迟其行，志摩曾为筹画而不果，乃力促余行，曰：“出国者多矣，岂必腰缠皆富，然从无流落海外而不归者，何惧为。”其后余得浙江省府之津助，乃克成行，虽不出志摩，然心感之也。志摩为余谋固如此其至也，其为他人谋亦无不忠也，与朋友交亦无不信也，凡识志摩者类能言之。余既赴德，函志摩索其著述全部，转赠柏林普鲁士邦立图书馆。旋为寄去，并附长函，告余以生活煎迫，故又至北平，任教于北大，借教书与译述以给家计。余复函谓：“君固神仙中人，乃不作神仙而作凡人，汲汲于生活，吃苦固应尔也。然君虽困窘，而文章愈见洒脱，知胸中并无半点俗尘以相干扰，生活虽迫，其如君何。”大意如此，其详也已不复记忆矣。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一月，志摩自北平乘便机南归，为探小曼女士A病也，又乘便机北上，为听友人之讲演也。讵知竟遭不幸，以机撞山而罹难。哀哉！享年三十六岁，子二，一早殇；一子名积锴在美经商，能世其家。余在柏林，越一月，始闻其噩耗，天外轰雷，悼痛累日，追念良友，邑邑难忘；今老矣，可不为之传耶？
（原载：民国五十一年六月《传记文学》创刊号，民国五十七年十二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