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卷曲栗色头发的白人男性店员猛地抬起头，眼光锐利地穿过圆框眼镜的镜片，再穿过堆放在他面前柜台的二十多本书的缝隙，他眼球滚动打量了我一下，沉吟半晌，喉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脑筋可能正像硬碟一样迅速转动搜寻，突然间，彷彿追赶进度似的，他跳过打招呼寒暄客套，没头没脑地开口了：「你每个月都有按时收到书讯吗？」
这真是太神奇了，杰克，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上一次」来到这家书店买书的时候，就是由这位斯文白净的年轻男店员为我结的帐，也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收到他们书店的每月书讯，并亲自为我办了登记手续，我还一度担心他们不肯寄海外呢。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劈头就问我，是否按时都有收到书讯的缘故。问题是，那个「上一次」，是六年前的事！
什么样的一家书店，能让它的店员六年后还记得偶然交会、立刻就彗星一样消逝在夜空的一名远方顾客？
当然我自己大概也太抢眼了，长发披肩，东方面孔，戴着可笑的贝雷帽，还因为寒冬披披挂挂穿了大衣围巾之类。那时候挑的书太多了，我狼狈地抱着书顶到下巴，艰难地把两大落书满满堆在他面前，他笑了起来，我扑扑身上灰尘，对他眨眨眼说：「我可能还要挑一些。」
「慢慢来（Take your time）。」他吹了个口哨，好心情地说。
我又抓了不甘心遗漏的两本精装旧书，回到柜台结帐，当他振笔疾书，埋头记录那些书单时，我又插话说：「我需要一些帮忙，你们能帮我把这些书寄到台湾吗？」
彷彿是理所当然，也彷彿是专业训练的机器人，他也不问台湾是什么或在哪里，头也不抬地说：「我们收实际的邮费再加五?五元的手续费，我必须先拿到里面去秤一下重量。」
「费厄泼赖（fair play）。」我用了标准的推理小说迷的用语，当然，费厄泼赖是五四时代胡适们的翻译。
没有错，我所在的地方，正是纽约市西五十六街一百二十八号、推理小说读者心目中的圣地之一：「神祕书店」（The Mysterious Bookshop）。
这家书店由知名的推理小说理论家、评论家、藏书家、版本学家、出版人兼编辑人的奥图．潘哲乐（Otto Penzler, 1942-）所创办并经营，是美国历史最老、声誉最隆的推理小说专门书店，我几次去到书店都遇见潘哲乐本人，声如洪钟地君临天下，指挥店员团团转，他招牌式的矮胖身材和灰白头发很难错认，事实上，他本人仍然住在同一个住址。
建筑本身是一栋正面狭窄的砖造老房子（招牌隐而不显，走在外面不小心就错过了），墙外有生铁铸造的斜挂消防梯，层层叠叠蜿蜒上行（就像电影《西城故事》里的那种）。屋内一楼是新旧并陈的平装书区，二楼主要是整理得井然有序的精装旧书，书店中央则有一座通往二楼的黑色铁铸旋转楼梯，既醒目又超现实。推理小说迷当然知道这座楼梯除了怀旧美感之外，还是推理小说的精神标志，指涉的正是美国推理小说开山女祖宗玛丽．兰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 1876-1958）的经典名作，书名就是《旋转楼梯》（The Circular Staircase, 1908）。
为了寻找某些绝版推理小说，我多次来到这家书店，它的新书搜罗齐备，很多冷僻的小出版社的书都找得到。旧书则整理得干净整洁，选书高明，版本则大多书况良好，价钱也比其他旧书店里贵出许多。但店员知识丰富，几乎都是推理行家，顾客有问必答。在它每月发行的书讯里，每一位店员都有自己的推荐，也都能写一小段评论文字，读久了你就彷彿和某位丹（Dan）或莎莉（Sally）好像也是老朋友似的。
大概顾客里的东方面孔不多，每次我去也都会受到一点关心的寒暄，大部分是客套地问：「你从日本来吗？」（他们显然也不是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医师就说，你从阿富汗来？把华生吓了一大跳。）
我大致上也只淡淡回答：「不，我来自台湾。」也没多透露自己的来历。但这一次我铁了心要大搬家，把许多想读想搜的书，一次都抱过来买单，这位店员就注意到这位出手大方的奇怪大户了，结完帐后他问，有兴趣每月收到他们的免费书讯吗？我说我每次来都随手拿了当月的书讯，但我猜想你们是不能免邮资寄海外的吧？
「我们可以寄的。」栗色头发的店员露出诚恳的表情：「给我你的资料，我帮你登录。」
离开书店，回到远方的国门，我并没有期待什么。书店店员果然信守诺言，每个月准时寄来薄薄几十页的黑白书讯，精彩的内容常让我沉迷其中，它的讯息也让我与推理小说的封闭世界有着持续的连系，而店员们的名字每期出现，的确也带来一种熟稔的错觉。但世事倥偬，我的工作有了变化，纽约不再是工作的动线，而买书也大多改在网路上解决了。这一次来到「神祕书店」之后，我竟然整整六年未再涉足纽约。
后来心血来潮，我重游魂牵梦系的高谭旧地，其中一个重要的想念，就是这家藏身都会一角、有着旋转楼梯的昏暗书店。我进了书店，听到店员和若干客人叫着小名，热络打招呼，他们彷彿彼此都相识，都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只有我是一位来历不明的陌生人。但这也不会让我不自在，独自海外旅行，我早已习惯做为一个「外人」。
在书架东翻西找，阔别多年，书店收藏的内容还是令人心动，我忍不住又挑了一些书，想到已经过重的行李，手上节制了些，最后我抱了二十几本书，顶着下巴，慢慢走向柜台。柜台后坐着六年前同一位白种男性店员，卷曲的栗色头发，圆框的厚片眼镜，下巴蓄着一小撮胡子，唇上却剃得光鲜，他脸上好像没什么时间走过的痕迹，六年前就像昨天一样。
我把书落成两落放在他面前，他猛地抬起头，眼光锐利地穿过圆框眼镜的镜片，再穿过堆放在他面前柜台的书本缝隙，他瞇着眼一度显得徬徨，彷彿失落什么或搜寻什么，最后他想起来，他省略所有的寒暄招呼，也不能叫出我的名字，只能郑重地说：「每个月都有按时收到书讯吗？」
你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书店。
小镇上有两家书店，以人口规模来说算是多的，隔壁村子就连一家书店都没有呢。两家书店陈设布置十分相似，都是长长深进的店面。书架占去右边一面墙，另一边和中央则摆了货架和玻璃橱窗，卖的是一些文具和日用品。左前方有一个木制的结帐柜台，店面底部是薄木板隔间，老板一家人就住在隔间后面，吃饭时候你会听到木板后面传来碗盘轻碰的声音。木板隔间的墙壁上则挂着明星月历，三月份的葛兰正明眸皓齿地对着你微笑。
书架上的书本也大致相似，从第二棚架开始都是初中、高中的参考书，数学、英文最多，摆在最前面，然后是理化、生物，最后是一点国文参考书。再往下，你看到一整柜高考、普考、特考的考试用书，然后还有半小柜放着黄历、算命、六法全书和字典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只有第一架，最吸引我的目光，因为那是仅有的小说、世界文学名着，和其他文艺书籍。
大部分看起来美丽醒目的书籍都是皇冠出版的，红色的书背有着一个白色皇冠的标志。其他的书还有出自文坛、拾穗之类的出版社。
那是六十年代的台湾乡村，生活简单美好，不用大脑。到了午后，太阳炙晒整个镇上的街道，连柏油路都冒烟了，小贩躲在树下午睡，根本不理会盘旋在他的腌芭乐上的苍蝇。总有几个家庭在听歌仔戏的广播，哭腔的六字戏文像苍蝇一样盘旋在头顶上，挥之不去。
我绕着镇上走着，一切都太平常太无聊了，一个成长中有无数渴望的青少年，小镇对他真的是太小了，他多么想知道一点外面世界的事。然后走着走着，我又来到其中一家叫三省堂的书店，看着第一架花枝招展，和考试全然无关的书，咽着口水，想像它们的内容。
每个标题都充满着诱惑：《狂风沙》一套三册，司马中原着（连作者名字都不可思议地异国情调）；《铁浆》，朱亚甯着；《几度夕阳红》，琼瑶着......。你不能从书名拼凑出整个故事来，你甚至不能想像它的故事是什么时代、那种类型。
书名、作者名愈神祕难解，就对我更充满吸引力。
但那也是匮乏的年代，我们上学、吃饭都成问题，看闲书更是不可企及的奢侈。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出一些读物，我可以翻出大哥藏在柜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各种章回小说，但我和弟弟都看过好几遍了，熟到彼此可以用小说对白说话了。弟弟说：「买枝冰棒如何？口中都淡出鸟来。」
「好啊！」我不热中地应着。
「但洒家缺少盘缠。」
「喔，那咱们去劫个生辰纲来。」
兄弟两人带着几粒弹珠走出去，一个傍晚的厮杀，我把隔壁小孩的弹珠全赢了来，再用四毛钱卖还给他。冰棒一枝两毛，两支三毛，我们还有一毛钱剩余。
到台中去读书的姊姊则是另一个文化输入来源，大姊突然带回来一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厚厚一巨册，上下两栏，密密麻麻小字。我看的第一个故事是〈赤发盟〉（The Adventure of Red-Headed League），看到红发老板抄书的哑剧，觉得诡异莫名，再读到福尔摩斯潜入地下，前方暗处有人影晃动，只觉血脉贲张，对侦探小说一下子就入迷了，四十年不能自拔。
二姊通勤台中更久，又是出了名的好学生，三省堂书店找上她。原来小镇上的书店地处偏远，规模也太小，像皇冠那样的大出版社是不可能把书送到乡下的，它只送到台中的「中央书局」，小镇上的书店得自己跑到台中去取回来。来回一趟即使是摩托车也颇耗费油钱和精神，书店老板找上通学的好学生，拜托她下了课去大书店取回来。有什么酬劳？那带回来的书可以留在家中一晚，第二天清晨才拿到书店。
那是不得了的奢华了，过屠门而大嚼；二姊一本本书带回来，晚上我霸着书本不放，不肯熄灯，躲在榻榻米的一角读着，直到读完或不支睡去。
有一天带回来的是三大册的《微曦》，冯冯的作品，恐怕是五十万字的大河之作。我像秃鹰一样攫住书，抱着不肯放。那是一个苦儿奋斗记的故事，所有的不幸都恰巧发生在他身上，他一无所有，仍然在各种困难中争取一切的学习。我看着他如何饿着肚子，自己也觉得跟着饿了起来。已经是晚上过十二点了，兄姊都睡着了，但我才看完上册。
凄惨的故事持续进行着，页数还那么多，主角不可能死去，我继续努力读着，想知道主人翁究竟怎么样了，他会找到工作度过困难吗？他想成为作家的愿望会实现吗？他住的那个破房子终究能得到修补而不再漏水吗？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书本一页一页翻过去，我开始着急起来，我知道天快亮了，天亮了魔术就要消失了，书本就要离开我了。书本回到书店的书架上，就和司马中原的《狂风沙》一样，对我是可望不可及了。
主角把房子修好了，工作也顺利了，正当故事转向顺境的时候，一场突其而来的八七水灾，把他的心血全淹了，房子又毁了，他的稿子也泡汤了。一个晚上未睡的我，不知是眼睛疲累，还是心感同戚，眼泪一下子泛滥了出来。
天已经微亮，隔壁房的姊姊已经起身，她乒乒乓乓地准备着，很快她就要带着书本出门了。我还有下册的半本要看，主角也还有整个房子和写作生涯要重建，我流着泪，眼睛痠涩难耐，快速翻着书本，故事也快速进行，主角意志坚定地和环境奋斗，他当然重建了房子，帮助了弟妹，他的名山大作也完成了，出版社传来接受稿件的佳音，他抬头远望，天空透出一点亮光，点出书名：《微曦》。
微曦之中，二姊气鼓鼓地从我手中把书抢去：「我来不及了啦！」
那是我怀念的一家伴我度过青春岁月的书店，但它从来不知道有我这样不付钱的读者存在。
火车要到半夜十二点才出发，但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在此之前我们真的无处可去，只好来到同学黄某租屋的住处，小房间里摆有一张上下铺的双层床，加上两张书桌，椅子上挂着制服外套，桌上散乱地推满参考书籍，显得侷促拥挤不堪，却也透露出住宿者的身分是学生无疑。
无地容身的小房间里也是无事可做，我坐在桌前翻看黄的室友的书本，张则打起桌上那罐奶粉的主意。那还是飢饿的年代，还在发育的我们经常口渴，而且永远飢饿。打篮球的张身材鹤立鸡群，吃喝也异于常人，他拿了一个大玻璃杯，一口气从大奶粉罐里舀了八匙奶粉，泡了超大杯的牛奶，一饮而尽。几天之后，我们回到学校，我看到黄的室友在校园里四处追杀张，他说喝他的牛奶是小事，但他不能原谅有人一次用掉他八匙奶粉。而多年之后，出了社会的张某，夜宴酬酢之际端起大杯啤酒仰头干杯的场面，总让我没来由又想起那个喝牛奶的夜晚。
这些只是插曲，我们有更重要的行动。很快的我们又回到台中火车站，已近半夜的车站仍然人声鼎沸，只是气氛诡异，好像换了一批演员。白天面貌平凡、衣着保守的旅客少了，登场的是另一种族类，穿着花衬衫白裤子白皮鞋的三七仔忙进忙出，浓妆艷抹的女人神情落寞地坐在角落抽菸，另有皮肤黝黑、轮廓幽深的乘客带着大包小包，彷若正在搬家一样…。但我们心情不受影响，兴奋中带了一点刺激感和罪恶感，我们三个守口如瓶的高中生，正要逃家出走，预备前往我们从未曾去过的台南。
我们是一群高中校刊的编辑，才十七、八岁，我指的当然是很久的，呃，三十三年前，世界离我们很远，台湾还很安静无知的时候。这三位高中生刚刚编完校刊，靠着写了大量的稿子领到一笔小财富，正想拿这些稿费来做点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我提议说：「我们去台南吧。」
为什么是台南？
那是为了一家传说中的书店的缘故。
那是七十年代初启的时候，台湾的书店景观里还没有金石堂、诚品这样响当当的名字。我居住成长的乡下，不用说，书店只有两家，卖的书更是少得可怜。等我来到邻近的大城台中读书，书店的数量和书店里的书种已经让我大开眼界。
有的书店以书价低廉出名，我常爱去的一家书种齐全又常常打折的书店，名叫「汗牛书店」，虽然多半时候我也还是买不起这些打折的图书，但站在这样的书店看书，总觉得离拥有某些书的梦想近一点。
有的书店则以陈列特殊来源的书种让我流连忘返，像是一家在二楼陈列有大量台湾商务印书馆复刻版图书的「中央书局」，可能是中部地区最好的书店，我在这里沉迷于当时还生机勃勃的《人人文库》，书种的选题既多且广，有许多怪异的主题与内容。书价不但便宜，还有一种称为基本定价的特殊定价方法（譬如基本定价一元，书店如果乘以十八倍就卖十八元，书价上涨时无需重新标价，只要把基价倍数改为二十倍即可），《人人文库》还有单号、双号、特号之类的定价方法，只看号数即知价格，现在回想起来，充满怀旧的趣味。
但位于台南的「南一书局」才是爱书人传说中台湾最好的书店，书种壮观多元，令人如入宝山。很多年后，我已经成为图书出版行业里的一员，很多我的老前辈还念念不忘这家昔日台湾最好的书店。他们说，只要有任何个人或出版社出版一本新书，「南一书局」就会来信至少请购一本，因为他们希望书店里拥有台湾所有的书，而不只是贩卖固定往来出版社的图书。他们又说，他们到全省各地书店去收帐，常常痛苦不堪，书店主人似乎有着数不清的赖帐或延帐的花样（会计小姐怀孕无法对帐、老板车祸住院暂时无法清帐之类的），只有到了「南一书局」，帐目已经清理了，帐款永远已经为你准备妥当，诚实而礼貌为你奉上，如果你无法亲自前往，他们还主动为你寄来，让担任业务的工作者感动莫名。
半夜的平快车摇摇晃晃出发了，漆漆恰恰的火车穿过山区往嘉南平原驶去，暗蓝色的清澈星空掩覆着大片沉睡的农田和人家，车内灯光昏暗，大部分的旅客满脸倦容披着外衣入睡，电线杆一根根快速地倒退，我的两位朋友也入睡了，只有第一次逃家出门的我无法成眠，看着远方一丛丛竹子和一庄庄农舍的黑影发呆。
我们大约是在早晨六点钟到了台南，天色已经开始亮了，荒凉的街上也开始有些人踪，但书店要到九点钟才开门，我们只好呆坐在车站门口等候。虽然折腾一夜，也感到飢饿，路旁的豆浆店传来的香气让我们咽着口水，但我们紧握着手上仅有的财富，舍不得用在别途，这些钱是要用来在「南一书局」买书的，而宝山已在眼前。
好不容易等到九点钟书店开门，书店店面很深，书架既高且重，数量惊人的各类书种像图书馆一样层层相叠，并且分类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大早来看书找书的顾客已经陆续流入，而男女店员都穿着整洁的制服，在那个「前诚品时代」是前所未见的景观了。我很快埋进了书堆大海，完全没感觉到同伴的存在，他们大概也都在寻找他们心仪向往的书种吧？书店里的确有许多其他书店看不到的书，特别是那些有着冷僻但迷人的题目的、翻译自不明外文的、或者是像彩印画册类的高价精美图书，都让一位来自贫乏之地的渴求者感到眼界大开。
我像是一只误闯入了物资丰美的花果山的猴子，在书店里钻来钻去，每本书都被我拿下来摩梭一番，闻闻纸张的香气，读读它的目录，试试它的触感，无限柔情地想像拥有它的感觉。但我渴望拥有的书太多了，即使此刻相对富有的我，也只有能力买得起其中很小的部分。时间流逝，不知何时我的同伴已经回来我的身旁，从他们手上的提袋我知道他们都已经完成了购书之旅，就剩下我了。
这一刻我正站在艺术类图书书架的面前，我只好伸手取下了陈敦化写的《平面设计》，一本关于包浩斯（Bauhaus）运动的书，一本讲现代艺术史的翻译书，可能还有另一本艺术理论的书，我已经不能清楚记忆了。莫名所以的，结帐之前我冲动地又回到宗教哲学类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名叫《献身与领导》的书，这个动作和这本小书后来影响我很深，生命轨道从此转弯了，但那个故事说来话长，这里不能说了。而那本书的译者单国玺，后来在一九九八年成为天主教会的枢机主教，在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今年三月晋升枢机之前，单国玺是全世界唯一的华人枢机主教。
书本买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们的朝圣之旅是该结束了。我突然想起我那位念大学的姊姊就在台南，与书店可能只是咫尺之遥，她曾是我爱好文学亲近艺术的启蒙者，我们似乎可以去投靠她，延长我们冒险出走的旅行，或许还有其他有趣的事会发生。但我究竟该如何向她解释逃家不告而别这件事？
我曾经有一位诗人上司，年少时是追随蒋介石国民政府流亡台湾的小兵。热爱文学的小兵来自河南乡下，不曾见过世界，也不曾想像海洋。渡海来台时只听说台湾是个小岛，在基隆港下船上了岸，在杂沓的逃难人群中，他还特意踮起脚尖远眺，想看看小岛的另一边在那里。
他自嘲地对也还很年轻的我说这个土包子放洋记的故事，一方面是想对照衬托他后来行遍世界的生涯奇遇，一方面也许是想勉励我这个小徒弟：「嘿，看哪，即使昔日土包子如我，后来都能行走天涯，扬文名于世界，你们这些有幸读了很多书的后生晚辈，更不该妄自菲薄…。」
他的故事我是明白的。尽管台湾是一个岛，四面环着海，从地图上看，正中央连绵不尽的广大山脉也只距离大海两公分，彷彿伸手就可触及。但真实的台湾并不小，如今这个小岛不仅摩肩擦踵地蛰居着两千三百万人，还拥有登山者心向往之的一百座超过三千公尺高山（号称「台湾百岳」，但百岳的选择以山形奇险峻秀为主，真正超过三千公尺的山峰只有九十九座）。
我自己就成长在完全接触不到海洋的山城县份，身旁包围的是稻田、菜圃、果园、和养鸭的池塘，抬起头则看见山岚飘忽、水墨晕染的青色远山。少年的我梦想要瞻望世界，也曾经踮脚尖伸长脖子无数次，不但看不到海洋，连我的视线想要越过国小操场，窥见同学王小美家的后院，也还看不到呢。
青少年的初中时期，学校开始上英文课，我似乎觉得这蟹行横书、音调奇特的新语言，隐藏着开启远方神祕之门的允诺，可以让我真正跕高脚尖，探望我屡屡想见的海洋，以及从它延伸出去的彩色大世界，我很想多看一点写有英语文字的书类，但在封闭时代的穷乡僻壤，到那里寻找货真价实的洋文书呢？
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先是找出一些附近教会拿回来的英文耶诞卡片。西方人把用过不要的耶诞卡片捐出来，传教士把它们带到远方，当做小礼物送给僻地的小孩子，诱引他们对教堂发生兴趣。我手上有好多张我很宝贝珍惜的彩印镶金的西方耶诞卡，它们都有令人喜爱的美丽图案，有的画着红衣的耶诞老人和他的麋鹿雪橇；有的画着婴儿耶稣诞生在马槽里，旁边还跪拜着来祝福并献礼的东方三博士；还有的画的是平静的西式房舍，沈睡在一片洁白祥和的雪景里…。
这些图案当然给了我对西方世界的许多想像，特别是那种睡在雪景里的洋房，如果美国人真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那他们一定是住在天堂。但这些卡片里的英文太少了，写来写去都是一些Merry Christmas, Seasonal Greetings, Best Wishes，其他就没有了。因为这些都是用过的旧卡片，有时候也有未裁剪的书写文字，上款可能用钢笔写的是Dear Mom或Mr. and Mrs. Brown之类的字样，好像也没有更多神祕知识的线索。
我又从家中的柜子里翻出一本英文版的汤玛士．曼（Thomas Mann, 1875-1955）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 1924），这一本精装英文版巨作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家的柜子里（显然当时我们家里没有人能读它，更无从拥有它），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是某一位父亲的客人留下来的。父亲交往许多不平凡的友人，有的人会从远方来看他，有时候会带来一些神奇的礼物，也有的朋友会住下来几天，有时候会留下一些忘了的随身之物。
卡片上的文字对我来说不够用，但这本书对初中一年级的我又太难了。我真正能假想自己对英文所做的努力，还是在家中大声朗诵英语课本的课文："Sitting on a bench in the Park..."，我英文老师的日本腔发音显然影响了我，在台中读书的姊姊立刻用啧啧声，对我的怪腔怪调发出不能苟同的斥责。
有一次，也是从教会里的同学那里，拿到一本由澳洲一个教会组织发行的传教刊物叫《信仰》（Faith），薄薄三、四十页，内容大致上都是阐述圣经教义，或者是某些基督徒生命体悟的故事，英文平易浅显，又有彩色插图，我一面查字典觉得可以看懂，花了好几天把它看完，心里感到很兴奋。读到书末的版权页，我又看到一个天大的福音，它说这杂志免费赠送给想阅读的人，你只要写信来我们就送你一份。
真有这样的好事？我鼓足了勇气，到邮局买了一张海外空邮邮简，生平第一次写了一封幼稚可笑的英文信，从Dear Sirs开始，到最后的Sincerely yours，写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怕被兄姐识破。索取寄出之后，我耐心一天一天算着日子，最后在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终于收到寄来的杂志。我闻着那来自远方新鲜油墨的香气，小心翼翼地翻读着每一页，故事或图片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个个英文句子，叮叮当当响着另一种声响，散发一种异国气息，我彷彿穿透了山城周围禁锢着我的群山，踮脚望见了遥远的海洋。
那本杂志一寄五、六年，等我长大来到台北读书，英文书不再困难了，不说大学里的图书馆有着汪洋一样的众多英文图书，任你摩梭采撷，学校附近还有翻印英文教科书的书店，台北外国人出没的中山北路则有一整条街翻印英文畅销书的盗版书店，只要少吃一顿饭存一点钱，你是可以找到许多英文书了。
可是看见的书愈多，却带来愈多不满足。一本书引领你知道更多书，我不可避免会在一本书里读到许多另一本书的消息，可能是作者提到它，或者在作者介绍里知道了作者曾经写过别本书；或者一本平装书的背后，列了同系列出版的许多书种；这些愈来愈多的讯息，让我知道，我找不到的书是比以前多太多了。以前我是没有书可读，如今我却知道还有那本书我不曾遇见，有了明确的对象，那种相思是更严重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困难是台湾本身的封闭了，也许只有离开海岛，才是窥见世界更好的办法。我的第一个国外英文书店是香港的「辰冲书店」，香港的英文书进口比台湾历史悠久，识货的内行人也多，有好的英文书店并不奇怪，我在尖沙咀乐道的辰冲书店总店找到许多社会科学、文学历史的好书，都是当时台湾不易见的（但这个香港优势现在似乎是逐渐失去了）。
不久之后，我在日本神田书店街上找到另一家英文书店「北泽书店」（Kitazawa Shoten），发现它比香港的「辰冲书店」更符合我的期望。它不仅卖新书，也卖旧书，更有许多后来即使我在英美书店也难得看见的文史理论书，书架编目分类也颇为严谨，书店的工作者显然是书目知识渊博之人，选书精良的高明眼光也令人佩服。我每次在神田狩书，从靖国通一路向西，逛到北泽书店就停住了，再也走不了，就算走出门，手上沉重的收获也让我没办法再逛了。
再后来，我当然就直接走到英语世界的书籍世界之中，在纽约或伦敦的各色书店里徜徉。但在那样的时刻来临时，我不能不感谢像「辰冲书店」和「北泽书店」这种下一个世界的代理者或启蒙者，它们是一个台湾乡村小孩踮起脚尖时，望见的第一片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