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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光往事》第一部 家族私史 父亲的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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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爸爸的东西,还有家里一些老东西,看你要不要?」妈妈在电话那头泫然欲泣,说:「不然,就都要当垃圾丢了。没法度,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父亲过世不久,我们先是忙了一阵子丧事,然后才开始计画安排未来的生活。首先,妈妈一个人住在乡下看起来是不合理了。房子本来也就是租的,算不上什么老家,离开不足惜。父亲还在时,和妈妈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生活,加上大哥大嫂就在隔一条街的邻近,觉得还放心,现在妈妈可是孤伶伶一个人了。兄弟姐妹们商量,决定把妈妈带到新竹和二姐一起住;二姐可以照顾妈妈,妈妈也帮得上忙碌的职业妇女二姐,家里还有最能让老人开心的小孩,这样安排最好了。

然而要搬离住了二十年的住处,老家原来的那些东西要放到哪里去?兄弟姐妹大都已经成家,虽然都幸而居有屋,但哪个人家里不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找得出空位呢?妈妈大概已经知道这个命运,想到我是比较爱旧东西的人,打了电话来问我要不要收留一些家里的旧东西。

家里有很多老东西是我很喜欢的,譬如那台年纪比我还大的老留声机兼收音机。橘红色典雅的木头盒子,精细的缕空木工,缕空处饰有纱网,后面的喇叭仍然播得出真空管温暖音色的美声。木盒正面的中央高处,有细细一条黑白红三色的赛璐珞面版,数字标示的是收音机的频率,左右两个旋钮,一个控制音量,一个寻找频道。盒子上方盖子掀开来,就是当年刚刚推出的第一代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黑胶唱片唱盘,细细的唱臂优雅地在唱头处转个弯,只要用手指头轻轻托起,唱盘转动时,你几乎可以不费力地放下唱头,它也好像滑翔翼一样轻轻降落,歌声也就随着悠扬响起了。

这部留声机唱盘兼收音机买来时,据说是我们基隆老家那条街上的第一部,邻居没听过这么美妙的乐音,常常挤在我们二楼住家的楼梯口,想要多听听它神奇美丽的声音,有时候还央求妈妈再多延长一些播送的时间;但我不曾见识那个盛大的场面,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木盒留声机也伴随家中每个小孩长大,包括我自己。对我来说,社会上重大事件就是经由收音机的播放而得知的。所谓的「重大事件」,可能指的台风要来的新闻,或者是重大的篮球赛事转播,甚至可以是大姐关切的某次省交响乐团公演的转播;最严重的事件,当然就是各种考试的「放榜」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字被播音员以平稳速度的标准国语唱读出来,全家人聚精会神竖耳倾听(其他几十万个家庭也一样),生怕错过了的一个名字就是和自己有关的。

收音机也提供了我们大部分的娱乐,有时候我听《白银阿姨讲故事》,听她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天又一天,一个故事过后还有一个故事,彷彿永无止境。我们也爱听各种国语的或台语的「广播剧」,依音调的起伏而进入了各种情绪。「嗄,什么?十万元?十万元?我要去那里找到这十万元呢?」剧中人哭喊着,我们的心也纠结起来。一场戏剧隐藏一种人生,我们所有悲欢离合经验彷彿都从它而来;要不然,我们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太简单平凡了。

唱盘带来的则是各形各色的音乐接触,父亲还藏有许多早期的日语唱片,曲目包括了现在已经不容易听到的《台中州进行曲》;比较新的流行曲则有文夏、陈芬兰、和洪一峰;家里也开始听起国语流行歌曲,唱片也因而有了周旋、白光、葛兰等人的身影,而我第一次和姐姐去唱片行买唱片,买的正是夏台凤刚刚出道的唱片《泥娃娃》。

姐姐后来到大城读书,开始带回来古典音乐唱片,我们跟着听贝多芬、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沉迷在新发现的音乐世界中。有时候,在假日的早上,在阳光遍洒室内的时候,我把布拉姆斯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放进唱盘中,黑胶唱片一圈圈跳起旋转舞步,唱头温柔的降落登陆,乐音响起,我站在客厅中央,闭上眼睛,让交响乐团的时强时弱的一波波乐音把我包围。我挥舞着双手,想像自己置身欧洲的音乐厅之中,指挥着一个看不见的乐团,但我立刻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乡下小孩,一种悲怆袭来,我奋力在簿本里写下零碎的诗句:「放一群鸽子飞出去,飞到我想去而去不成的欧洲。」我已经来到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时期了…。

是呀,这座木盒子留声机曾经如此地伴随过我己然消失的青春时光,多么像是凝固旧时记忆的一座相框。如果没有其他人要,我在电话里和母亲说,我愿意保有它。

我想要的还有其他充满家中记忆的东西,我又说:「还有家里那座老挂钟,还有家里那张红色圆餐桌和那些圆凳子,还有那些唱片,还有那只木头碗橱和那些老粗碗…,如果没有人要,通通留给我好了。」

老挂钟是外祖母留给妈妈的遗物,原木色的面板镶了黑色木框,上面是大号数字的钟面,下端玻璃窗可看见左右摆动的黄铜制钟摆,上紧发条后,走起来很有精神的嘀嗒嘀嗒,每半小时会敲钟一次,发出当当当轻脆的声响。挂钟虽然年事已高,但所有零件机械都还保养得很好,除了会愈走愈快,将军赶路一般,没有其他问题。它的钟响几乎不分昼夜地陪伴了我们有记忆的所有时光,我怎么舍得放弃呢?

红色的圆餐桌和伴随它的十二只板凳,是妈妈的嫁妆。那个年代,谁家都有一张红色的圆餐桌,但我还没看过有谁家的餐桌好过妈妈的这一张。上好的木头,重量就比一般餐桌沈得多,搬动的时候就感觉到它的厚实,连凳子都比别人重了许多;漆色也与众不同,虽然也是暗红色,但又透着一种艷彩,已经几十年了,擦干净时还会闪闪发亮,好像新的一样…。

唱片指的是父亲留下来的日本唱片;碗橱也是用了几十年的木制品,有纱窗拉门那种,现在没得见了;粗碗也是外祖母时代留下来的…。

「拉叽欧已经不在了。」拉叽欧是Radio的日文发音,妈妈的意思是那座留声机兼收音机已经不在了。

「为什么?」像是晴天霹雳,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哥哥说要换音响,那只拉叽欧太旧了,就把它丢了。」妈妈在电话那一头说,她好像没有感觉到损失,也许她觉得新东西比较好。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恐怕已经半年了。」

我感觉焦急起来,在我没有回家的时候,家里并不是静止等待的,它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旧东西会消失,记忆将不存。我急忙跟母亲说:「星期天我就回来整理家里的旧东西,我也会整理爸爸的东西,在我没回来以前,你先不要丢任何东西…。」

到了周末,我依约驱车赶回乡下老家。进到家里,客厅和房间已经都是四壁空荡荡的凄凉模样,空气中瀰漫着翻动旧衣橱特有的霉味,卧房裸露出床架,衣柜的位置也空了,留下墙壁上一个灰尘框住的空白,只有厨房和餐厅还有一点「继续营运」的人烟迹象,妈妈显然是已经打包多时了。东西收拾过,大件家俱綑起来,杂物则装入纸箱,东一堆西一堆散放在客厅和房内的中央。

妈妈看我回来,也不多说,指着客厅一个角落说:「那些是帮你留下来的东西。看看你还有没有要些其他的?」

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得出角落里有一个最大件的圆形物体,用旧衣物綑包成一团,那应该就是家里那张古董红桌的圆桌面了,它的十字型脚架已经收起来,另外綑成一包。旁边一个正方体,也用衣物包起来,应该是家里旧有那个双层纱门的碗橱。地上一个小长方型物体,也用布包着,看大小应该是家里的祖母挂钟。旁边还置放了一些包装好的东西,加上几只零星的纸箱,看不出装了什么东西。

「爸爸的东西呢?」我问。

妈妈领我走到通往厨房的走道,走道墙边零乱放了些东西。妈妈说:「我还没收拾,也不知道你要些什么。」

地上一只纸箱,妈妈从里面一捞,拿出父亲的西装和皮鞋:「伊的西装和皮鞋你要吗?」

西装当然是太旧式了,也没有人穿这种的样式了,我拿起来在身上比一比,说:「太小了,我穿不下,也许留给大哥吧?」皮鞋我也试了试,一样是穿不下。旁边还有两双进出矿坑用的双趾胶鞋,也是没法用了。

「比较好的那一套衣服和皮鞋,给他自己穿去了。」妈妈说,我也想起来入歛时父亲的打扮,那是他生前盛装时最常穿的灰西装,还有他每天擦了又擦,永远亮晶晶,穿了超过三十年的一双暗红棕色皮鞋。父亲有一套保养鞋子的道理,他曾经说,修鞋、换底要在基隆,因为地方港口特别潮湿,修鞋匠用的缝线比较耐潮,在其他地方修的鞋,穿到了潮湿地方,缝线很容易就烂掉了。

「但我留下了这个。」妈妈拿出父亲玳瑁镜框的老花眼镜,作势戴上,表示她还要继续使用;那个匮乏年代的思想,是不会丢弃任何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没有合不合用的问题。我有一次在曼谷逛跳蚤市场地摊,看到地上卖旧货的,除了各种老花眼镜以外,还有大量全副和半副的假牙,但谁会买别人的假牙放进自己的口腔之中?

「你不怕他在阴间看报纸找不到眼镜?」我想起舅舅曾经梦见外祖母向他讨假牙的故事,冲口想说出,临时又煞住了车。

妈妈双手又一边一样拿起东西:「你爸爸的手杖和草帽。」

「这个我喜欢。」我很高兴地拿起来把玩。那是父亲在矿场里用的手杖,握柄是个不锈钢的小尖嘴锄,下端是摩梭得发出光泽的深色硬木,杖头则包了铁。我曾经在多张照片里看到父亲扶着手杖站立或行走山路的模样,但不曾看见父亲在家里用它。我有几次和父亲一起进入山区,他也只是在路上捡一根竹子或树枝当做手杖,并没有用他的专用手杖;事实上,这只手杖是父亲过世前几年,才由一位矿场的老工人帮他带回家的。

草帽也是我喜欢的,那是和巴拿马草帽造型相似的大甲草帽,用蔺草编成的西式帽子,父亲年轻时候身着西装,头顶西式草帽的模样是我熟悉的。

「还有这些书和簿子。」妈妈又搬出一些发黄的簿子和书本。

一本厚书是日文的《化工辞典》,那是姐姐从图书馆借来给他的书,不晓得迟了多少年没还了;另一本是日文的《桥梁工程》,书名页里签了父亲的名字,写着「矿冶科二级生詹旺」几个字,可见那是日据时代父亲在台北技术学校读书时用的课本了,历史超过五十年,不知什么缘故流传了下来。我打开书本,看见许多书边写了笔记和算式,依稀还可想像一个年轻用功的影子。

然后是一些老式的笔记本,很多是矿场的帐本,有一本最有趣,里面画了许多坑道设计的草图;有几页突然变成英文,仔细一读,发现是写给「美援会」的求助信草稿,请求资助一个矿场可用的二手「帮浦」(pump)。父亲没有学过英文,那大概是通过别人的指点,尝试用拙劣幼稚的英文完成一封信,有好几个句子有反覆修改的痕迹。战后物资缺乏,工业用具也极难取得,为了让矿场能够继续运作,父亲不得不向美援会求助,而美援会的审核者也许包含了美国人,申请书信不得不用英文,父亲只好在笔记本里反覆练习。

这封信究竟寄出没有?他期盼得到的「帮浦」终究到手没有?我无从知道,父亲也无从让我探问了。但笔记本里与陌生语文的奋斗痕迹,侧写了台湾某一个时代人民的生活故事,笔记本无论如何是该留下来的。

妈妈和我两人一边翻捡父亲的遗物,一面嗟叹人事已非,偶而也出现一些对逝者的怀念或疑问。最后,我整理了一大箱父亲的遗物,连同家里的旧东西,包括餐桌、碗橱、挂钟等,满满一车载回台北。

几天之后,受到电击一般,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些要紧的东西,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妈妈:「爸爸那些水晶矿石呢?」

父亲长年以开采煤矿为正业,但有时候也为别人探勘,寻找矿苗,足迹几乎遍及台湾各地山区。我几次和他一起入山,发现他和每个山区林班(伐木的工作组织)都熟,每个山区部落也都有熟识的原住民朋友。探勘矿苗时常常会带回各式各样的矿石样本(也就是所谓的「露头」),父亲对这些矿石好像也不以为意,大部分就放在他矿场的办公室里,有些稀奇好玩的,他才带回家,平日就随意堆放在客厅书桌旁和厨房碗橱旁的地上。

矿石有大有小,有铁矿石、黑色云母,还有墨绿色的辉石。但最多的是石英,白色的石头上长出透明的水晶,一根根的结晶构造,好像宝石巨柱一样,令人看了喜欢。有的水晶是黄色的,也有粉红色和紫色的,还有些是不透明的乳石英。有一块黑色大石,大约有五十公分高,切开的石头内心,是一根一根霭霭发光的紫色结晶,漂亮极了。后来我有机会在矿石店里或自然博物馆里看到各种石英矿石,我很少再看到这么巨大而美丽的样本。

「咦,没看见啊。」妈妈在电话那头说:「我收拾东西的时候,也没有看见那些石头,不知道都到那里去了?」

妈妈想了又想:「已经很久没看到了,好像不是现在才不见的。」

所以那些宝物是不见了。我心里惋惜着,后来我在自然博物馆里一面看着矿石收藏,一面和长大的小孩描述那些美丽的矿石,小孩耸耸肩,一副「那又怎样」的意味,我只好喃喃地说:「因为你没有看到它们有多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