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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光往事》第一部 家族私史 山的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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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我知道五阿姨的存在,只是我不曾见过她。

三阿姨每天煮饭、炒菜、洗衣、缝衣,做了大部分的家事,家里从来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妈妈只要碰到任何头痛的麻烦事,总是习惯大叫三阿姨的名字来救命:「连娇!连娇!」当然,妈妈叫的是日文,娇字唸起来像是「救救我」的救字,而三阿姨总是立即应声出现,成为名符其实的救星。

四阿姨有一段时间不在家,我们都知道她出门在外,可能是在某处工作吧?六阿姨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个电影明星,她在银行上班,打扮的模样有种都会的时尚感。她给我们小孩子表演过一个工作特技,把一叠百张綑好的十元钞票解开,用手指顺过一遍之后,从中一分为二。

「每边都是五十张。」她很有信心地说。

我们拿来数了数,果然都是五十张。再试一次,还是一张不差。我们吵着问她怎么做到的,她慧黠地眨眨眼,笑着说:「熟能生巧呀。」

再表演数钞票,一叠钞票在手中扇形张开,好像拿着一副扑克牌,她快速地用手指头十张十张去数,百张钞票只消三、四秒就数完了。

七阿姨,也就是末子阿姨,年纪还小,只是个青春期的大女孩,皮肤晒得黑黑的,像个庄稼女,但她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笑起来很漂亮。她是负责照顾我的贴身保姆,成天把我背在背上,四处去蹓躂。

二阿姨年纪和妈妈较近,早嫁人了,就住在对街,她的小孩比我大哥还大,是我这一辈里最大的,大表哥因而成为我们当中的孩子王。但是二阿姨不知怎的和妈妈吵架了,弄得后来不太来往。

二、三、四、六、七,五个阿姨来来去去,没有人提及排行第五的阿姨,但我猜想我知道五阿姨的存在,只是不曾见过她。

五阿姨存在的第一个证明,来自于我自己的逻辑与疑问,幼小的我歪着脑袋问妈妈:「为什么三阿姨、四阿姨之后就变成六阿姨,第五的到哪里去了?」

妈妈的反应大出我的意外,她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彷彿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紧接着她的嘴角抽搐,突然转身回头走往厨房,路上却忍不住端起围裙的下摆掩在脸上,开始嘤嘤地哭泣了起来。我呆若木鸡地伫立在走道上,末子阿姨快步走过来,一手抄搂起我,立刻把我带到楼下门外的骑楼,不让我卷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风暴。

但大人说话也未必比我更小心。有一次,一个不常来往的亲戚来到家里,母亲和她坐在榻榻米上,就着矮桌喝茶,问候完家中大小、闲话家常之后,冷不防这位亲戚突然问到:「阿云仔现在在哪里?」

妈妈的脸立刻垮了下来,笑容僵在嘴角,嗫嚅地说:「我也好几年没有伊的消息,听说是搬到内山去了。」内山一词虽然指的是台湾东部,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高耸巨大的中央山脉挡住了去路,去到山的那一边,听起来和远走海外到了巴西、乌拉圭之类的,音讯中断、人海阻隔,永远难再相见,是一样的意思吧?

气氛变得有点尴尬,这位亲戚显然不相信妈妈说阿云没有消息的话,继续又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些关于「第五仔」的近况与消息,平日精明灵光、应答如流的妈妈支支吾吾,答得支离破碎,不太有说服力的样子。亲戚还穷追不舍,带着刺探的意味又问道:「咁拢呒写信回来?」

妈妈吶吶地叹口气说:「呒呀,一张信也呒呀。」

所以五阿姨是存在的,我在一旁想着。五阿姨还有名字叫阿云呢,而且人住在内山,只是一封信也无。内山究竟在哪里我也不太知道,只知道如果大人说谁住在内山,就是我们不会见到他的意思。

但「一封信也无」这句话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不久之后,我就听到妈妈压低声音和三阿姨说:「阿云仔有写信回来,伊咧讲…。」然后她的声音压得更低更轻了,我装做没事人一样在纸门内外走来走去,但我听不清楚底下说的是什么。好像有几个人名,也有几个大概和金钱有关的数目字,听起来有严重的感觉。

三阿姨听着听着面色凝重,频频点头,妈妈最后又说:「诺,别让你阿尼仔知道。」

三阿姨顺从地点点头说:「我知。」

末子阿姨先嫁人了,我失去了童年最好的玩伴,但她偶而会带着扮手礼回来看妈妈。回来的她已经有了身孕,化了妆涂了口红,衣服也变艷丽了,露出成熟大人的模样。紧接着漂亮如电影明星的六阿姨也嫁人了,辞去银行的工作,搬去了台北,专心做她自己口中说的「老妈子」,我们就少看到她了。

然后我六岁时举家迁居到中部的山城,只有尚未嫁人的三阿姨、四阿姨同行,六阿姨和末子阿姨都很难见面了。六阿姨读过书,有时候会写信来,信末还会问候每个小孩。我最怀念的末子阿姨,没念过什么书,连写信也难了,慢慢地,我连她大眼睛的笑脸模样,也有点记不清了。

晚结婚的三阿姨和四阿姨来到乡下,已经都有点错过婚期了,在父亲的主导下不无委屈地嫁给了外省人。三阿姨和四阿姨结婚后都住在隔壁的村子里,坐短程公共汽车可达,骑脚踏车可达,不然走路半个钟头也可以到达。因为距离,我们已经和北部的亲戚都断了连系,只剩两个阿姨住在可以常常见面的距离,所以一直维持很亲密的往来。

两位新姨丈都是忠厚老实的读书人,跟随国民政府来台担任基层公务员,薪资微薄但生活稳定,他们都离乡背井,单身多年,不但勤劳,而且多能鄙事,都能够自己缝衣下厨。我们和唐山文化初步接触,样样觉得新奇,至少在饮食方面的确是如此。

两位姨丈,一位来自山东,一位来自河南,都擅长北方的面食文化。手劲大的三姨丈揉面做的馒头,扎实饱满又清甜耐嚼,做的包子则外皮蓬松,内馅丰盛,吃来犹如节庆一般。脑筋灵活的四姨丈花心思发明的三色水饺,分别用胡萝卜、韭菜、和白菜做馅,水饺煮起来皮变透明,露出三种内馅的颜色,成为三种不同颜色的水饺,美味之外另见巧思。

新的饮食文化闯进了我们家,我们开始学习用空酒瓶捍面,试做馒头与包子,也试用白面条煮面(台湾人本来用的是油面),并且做全新的新菜如蒜苗炒腊肉之类的。这样文化混同的新奇趣味每天都在发生,加上我们也正在适应做一个农村的乡下人,我渐渐习惯只有两位阿姨的生活,忘了我有六位阿姨这个事实,更不记得有一位提到名字要低声细语的五阿姨了。

时间一过又是二十多年,父亲过世了,办完葬礼,还有一场尾七的法事,我们选在一个寺庙为逝者唸经并开素筵。葬礼大部分是基督教仪式,因为弟弟是基督徒,对他比较方便;但尾七的法事却又变成带着民俗色彩的佛教,因为妈妈说亲戚们来了总是要拜,结果变成了人格分裂的杂拼丧事。

尾七的法事上,七名和尚虚应故事地含糊唸经,一遍遍音调平板嗡嗡嗯嗯的佛唱让人昏昏欲睡。突然间道场旋风式进来一位戴墨镜的高瘦女子,面貌和三阿姨几乎一模一样,一进门就冲到妈妈面前,妈妈惊叫:「阿云仔?」

两个人抱着开始哭,哭了一会儿,妈妈抽了空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要来?」阿云说是谁谁谁告诉她的,又说:「阿尼仔走了,我一定要来呀。」两人抱着继续哭。最后,众姐妹围着这位新来的、长相却同出一模的我的「新阿姨」,问东问西,问她这些年来都在干嘛,大家说了又笑,笑了又哭。

我在一旁插不进嘴,心里想着,山的那一边的五阿姨,真的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