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电影奖项中，奥斯卡金像奖是最不国际化的一个，但凭着美国电影工业雄霸全球的实力，它还是最受瞩目的。所以李安得奖与否，一致被华文媒体看做是华人在世界影坛的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近年急躁的民族主义情绪背景下，李安得不得奖，更是关系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大问题了。
今年的奥斯卡奖的确特别值得中国人关注，因为起码有三个人、三部电影与三种情绪在它和中国之间拉上了关系。第一个是李安和他导演的《断臂山》，一开始就备受港台重视，而且果然不负众望，夺得华人导演的首座奥斯卡金像奖，被认为是华人扬威国际的壮举。第二个是获邀颁奖的章子怡与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章子怡向来是娱乐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艺伎回忆录》更被视为是“中国女人跑到日本当妓女”的媚外烂片，二者加起来堪称“国耻”。第三个是陈凯歌及其《无极》，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名，但制作单位一直声称要“冲奥”，可惜最后在一面倒的民间嘲讽声中成了笑话。
当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绘成“华人之光”的时候，其实是在传达一种“代表关系”，也就是说李安代表了全体华人，所以他的光荣也就是我们全体华人的光荣。同样地，当我们把饰演日本艺伎的章子怡说成是“华人之耻”的时候，也是把她当成了代表，她的耻辱就是大家的耻辱。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追究这种代表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正如我们从来不用质疑刘翔、杨利伟和李政道带给我们的荣耀感，仿佛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用不着先问准我们，我们也不用投票去选举他们出来。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够代表全球华人，最浅显的理由自然是他们确实具有华人身份。但是所有稍经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族群与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条件，而是人为主观地参与构想的产物。也就是说，我必须经过一番联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进“华人”这个范畴里面。所以不妨大胆点推论，不是李安和我们都是华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们全体华人上台领奖，而是我们把李安推为代表这番言语这种行动本身，使我们共同分享了华人的认同。并非代表关系立基于已有的身份，反而是代表关系塑造了集体身份。
因此，重点不在李安如何为华人争光，也不在他争了什么光，而在我们借着把他推举为“华人之光”这个行动能得到些什么。把一个人当成一整群人的代表，总是有透过那个被推许出来的人树立整群人身份与形象的作用。简单地讲，我们希望温文尔雅又才华横溢的李安就是全体华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虽然是一个弹性十足的导演，拍《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时有英国味，拍《冰风暴》（The Ice Storm）与《断背山》时又十分地道地掌握了美式风貌人情，但我们还是愿意强调他的含蓄，因为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华格调。另一方面，陈水扁也极乐意强调李安是台湾代表的身份，称赞他是台湾“文化立国”的榜样。可见代表的意义，决定于被代表的人怎么塑造他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们就很能体会称呼李安那代表身份之四种方式的差别了，说他是“台湾人的光荣”、“中国人的光荣”、“华人的光荣”乃至“亚洲人的光荣”，其实是在表述四种不同的身份。至于说章子怡是“中国人之耻”的人（例如许多网民），往往又爱补充一句“她不配当中国人”之类的气话。这表示虽然依据常识她是个中国人，但大家也不愿她成了中国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样的认同。褫夺章子怡的代表身份，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国人的内涵与意义；排除一种代表形象，就是维护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觉。
在有关方面的眼中，或许最好的代表当是陈凯歌的《无极》。难得陈凯歌从当年“丑化中国社会”的《黄土地》作者，蜕变成一个能够集合中、日、韩三地影星炮制出“中国式国际大片”的导演。原因不难想象，这部耗资巨大、动用许多特技的电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时期的大国气象。一时之间，关于它能问鼎奥斯卡的传闻也在媒体上炒作得甚嚣尘上。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无极》连奥斯卡提名都没有获得，反倒是美国味十足的《断背山》成了“华人的骄傲”。有些媒体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而非“第一个荣获奥斯卡的中国导演”。欢迎什么，拒绝什么；想用谁代表自己，不希望谁代表自己；认同何种形象，不认同何种形象；真是一目了然，却又何其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