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所以我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小型的个人影展，一口气看了许多关于那场灾难的电影（严格来讲，是影碟）。其中一部是引起极大争议的《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港译《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虽然朋友送我的德国版DVD效果也不错，但还是很后悔那时没赶得及上电影院看正场。因为这片子的美术实在做得出色，一丝不苟细致到尾，惟妙惟肖地把当年沦陷（或许我该说“解放”？）前的柏林街景和希特勒最后地下指挥所里的一木一石，如实呈现在胶片上。如果是在大银幕上看，那该有多好啊。
但这部电影最让人注意的，当然不是这些技术方面的事。一位柏林电影博物馆的电影史家如此评论：“它居然把人味加在那头怪物身上！那头怪物！”怪物指的就是希特勒，人味就是他在这个戏里展现的那些细节，例如对秘书小姐的友善，对厨子弄的家常菜的赞美。人味也是他那人尽可见的荒谬妄想，是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渐渐崩溃的过程。大概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像《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这样，从纳粹德国这一边的角度去拍第三帝国的最后时光，从希特勒近身秘书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人称“盖世魔王”的人，如何经历这段岁月，然后吞枪。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部电影美化了希特勒，因为他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原谅不可以同情的魔鬼，甚至在提到他的时候最好是用“他”或者“它”这个字。我们习惯了把希特勒叫做“希魔”，他是一个蛊惑人心、杀人无数的终极独裁者，所以受不了Oliver Hirschbiegel把他拍成一个会体谅秘书打字不够快的仁厚长者，受不了知名瑞士演员Bruno Ganz把他演得像个困守地牢双手发抖的痴呆老人。同情心与令人同情的软弱都是平常人才配得上的素质，而非那个冷酷无情的人类种族实验计划师所该拥有。
问题是为什么把这些属于人的素质加在希特勒身上，就是美化他，就是淡化他邪恶的浓度呢？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有种其实不该存在的“极恶”（radical evil），无法想象，难以度量。纳粹的种族灭绝就是“极恶”的绝佳例子。它恶到一个不得讨论的地步，不只是黑白分明毋庸再议，而且还是因为言语难以形容，文字无法接近，恍如禁忌。
“极恶”犹如撒旦，是希伯来和基督文明传统里的一大课题，它为何存在，如何发生，是欧洲两千年中许多最聪明的头脑不断思考的疑难。
困局在于如果真有极恶，它如何借着希特勒的肉身出现而且完成呢？如果不是透过凡人双手，极恶可能在这个世上存在吗？逃避极恶的具体化这一环节，我们其实也就排除了它发生在我们社会中的可能性。还原希特勒“人性”的一面未必就会减轻他的罪孽，反过来，这会加强我们的恐惧，原来一个亲切对待下人的家伙，也能成就历史上最巨大的邪恶。《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不只没有美化希特勒，淡化他同伙们的恐怖，相反的，它更透彻地揭露了人类在极端的道路上可以走多远。例如戈培尔夫妇，在地堡陷落前的最后一刻，一个接一个亲手毒死了自己的儿女。那却是出自父母的爱，怕子女未来不能生活在一个健康完美的雅利安新世界。观众们看着这一幕，都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但也一定察觉到那个逻辑何其扭曲。
真实显影纳粹的人性不一定是种美化。但还有一个问题依然令人困扰：这就是真实吗？我们凭什么判断《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要比以往的电影更写实地再现了希特勒的为人呢？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它很真实呢？的确除了它的美术十分精湛，看过的人都大概以为当年希特勒藏身柏林的地堡，应该就是片子里那般模样。可是，已经有亲历纳粹指挥部最后岁月的工作人员出来指证：我们那时候躲藏的地下中心哪有这么大？真正的地堡要比电影里的布景狭小得多了！
我又想起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Annie Hall）里的经典一幕。戴安娜·基顿（Diane Keaton）饰演的女主角疯狂崇拜其时如日中天的鲍勃·迪伦，认为他简直是神。结果在一个演唱会进口处，伍迪·艾伦看到鲍勃·迪伦离开厕所，于是对戴安娜·基顿说：“瞧！上帝刚从洗手间出来了。”就是如此，我们心目中的大人物，不论是圣人英雄，还是狂徒暴君，都是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尽管我们都晓得他们也是人，不可能没有动物应有的消化排泄。人所共知的大人物，正因为他们都是在公共领域活动的人物，才得以成为大人物。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印象无一不是来自大众媒体。在公共领域里，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凭自己的权势不断操弄媒体，生产自己最想看到的自己，恍如白雪公主中的魔镜，对着天天照镜子的恶毒皇后说“你最美”。一旦有人把多于这种镜像的东西也拍到公共空间里面，尤其是私人领域里不可告人见不着光的事时，这面镜子就会崩解碎裂。希特勒在纳粹的宣传机器中是最英明最有远见的首领，在盟军和战后的记录里则是坏到骨子里的人魔。拍他抖着手吃饭的《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又怎能不被看作是一块丢向魔镜的石子呢？（有朋友还是看了这部电影才知道希特勒是素食者。真个是“食素恶魔”。）
近年流行为历史上早有定论的人物翻案，李鸿章不是卖国贼，袁世凯其实最反日，亚历山大大帝只爱男人……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替巨人翻案，其中一种步骤就是把我们习惯的瑰丽镜像揭穿，为他们装上嘴巴吃饭，给他们厕所拉撒。也或许从他们身边的小人物着手，目的都是还他们以人性，拉近观者和他们的距离。所谓“人性”指的其实就是一些常人也会做的事。仿佛加上这种人性，大人物就会一一“走下神坛”，也就更显真实。
不过，假如经过包装神化的公众形象不真实的话，为什么这种平庸不过的日常就一定是真实？或者更真实呢？我们觉得《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里的希特勒真实，是因为我们假设了过去关于他的描述都太过典型，但何以见得一个女秘书的眼睛就能照出实相呢？如果这种做法就是显露真实的话，那么写实岂非太容易了？如果影片里舞台上的鲍勃·迪伦很像神，小便就能轻易摧毁他的神格吗？
所以我一直不敢对朋友说《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很真实，更不能说它是部翻案片，因为电影里的那种人性不一定比传说中的魔鬼更真，也不一定有冲突。艺术的写实如果也是一种做作，只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如今流行的“人性还原风”一样是种意识形态。它建立在我们对真实和人性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不无可疑之处。我宁愿以为《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不是更真，只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