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确定要传达一些有关塞尚的那座山峰的事情。但是什么才是我那对象的法则，即它那自然且必需的形式呢？（因为很自然，我力图通过写作去影响一些事情。）
我写的东西不会是那种完全停留在专业领域内寻找证据与关联的科学论文——我的理想一直以来都是，像小说那样将重点以温和的方式加以体现，同时其叙述的顺序应该能给人以慰藉。
是的，我力图要讲述（并且饶有兴味地研究了那些论文）。因为无论是在阅读还是写作之时，我都经常将讲述的真相理解为一种明亮的状态。在那里面，一个句子很平静地传递出另一个句子，而真实的东西，即之前所得到的认识——只能在句与句的过渡间作为某种温柔的东西被觉察到。另外，我深知：理智会健忘；但想象绝对不会。
有一段时间，我心里一直有这样的目标，要去描述那些单独的事件，例如那山和我，那些图像和我，并且将它们以毫无关联的断片的形式并置在一起。但是然后，我又感觉，在这里断片式的随想是庸俗的东西，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会渴望同一，并且也许会就此失败），而仅仅主要是一种可靠的方法。
不久，我在格里尔帕策的《穷乐师》59当中读到：“我的身体因为对于关联的渴望而不停颤抖。”于是，我又重新提起了对万物同一（das Eine in Allem）的兴趣。我深知：它们之间的关联是可能的。我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总是与另外的瞬间联合行动——不需要任何辅助的环节。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只需要加之以自由的想象。与此同时，那种熟悉的束缚感也随之而来：因为我也知道，类比的相似性不可以轻易地显现；它们与头脑中日常的混乱状态相反，它们乃幻想经历热烈的震撼后结出的金色果实，它们是真实的类比。然后，按照某位诗人的说法，它们将成为“作品的额头，光耀四方”。这是一种能把小说紧紧束缚的类比，对它的信任难道不是一直都是一种狂妄的表现吗？
下一个问题则是情节的时间。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似乎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任何适合于小说的地点了。早在写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时，我就不得不将故事的开头撤回到遥远的荒野中，而随后的故事仅仅在遭遇诸如“飞机”或“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时就几乎要失败了。于是，我考虑将情节安排在19与20世纪之交，故事的主人公将是年轻的画家与作家莫里斯·德尼60。而在现实中，德尼的确很崇拜塞尚，并且曾专程去拜访过隐居乡间的塞尚。而我也感受到了当时的气氛，仅仅通过塞尚工作室里那件肥大的黑色上衣，它与外公的那件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主人公应该说德语，这难道不是我的真相的一部分吗？所以，我又开始了关于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位成长中的奥地利画家的想象。他在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不久动身去了普罗旺斯。我早已对这样的人物有过深刻的印象：那是我母亲的一位后来在东方阵亡的兄弟，他一只眼睛已经瞎了，而他从战场上寄回来的信件总是字迹非常清楚，我小的时候总是喜欢一读再读。长大以后我也经常梦到他，所以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是再变成他，然后重新体验圣像柱旁那蓝色的背景。
最后我也希望，主人公可以是“我”（我把索尔格，那个地质学家，变成了我自己，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会在许多风景中继续发挥作用）。根据圣维克多山的启示，我不应该“虚构”，而应该去“实现”（具体来讲，虚构也一直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我个人的信心就来自于对歌德所谓的“善的自我”的信心，那将是小说内在的光线，它是明亮与崇高的，只有它才能在阅读的时候传递信任的精神。再没有其他的东西值得一读了。
然后，我决定，再去一次普罗旺斯。在那里，我将期待我的最后一个启示。不过，我不想再一个人去那里了。我的心里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要找一个对我负责的人：不是那种什么都知道的人，而是一个自己也在踉跄而行的人，就像是某些小孩，人们可以向他们提出那些很重大的问题。
于是，我与D约好了在艾克斯市见面—D来自德国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城，目前在巴黎当裁缝。她是中学毕业之后就来到巴黎的。在市中心，她租了两间房子，然后很快就通过制衣工作赚到了钱——虽然一开始在一些商店那里有过屈辱的经历。与许多人一样，“去看牙医”的时候，她还是每次都会吓得缩回到自己童年时的情形。她的父母同样属于“隐身者一族”，而她从一开始就熟悉那些图景，不仅仅是作为装饰品。
她自己的图景就是那些衣服，每一件都有其特别的创意。那两间租来的房子同时也是一个大的工作室，里面挂满了彩色的料子。她比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更在乎自己的工作。她的自豪感也由此而来，也只有艺术家才会这样。而对待每一个打扰她工作的人，她都非常粗鲁。
她说，有一次，她曾经试图制作一件“大衣之王”。她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她失败了，失败在“连接的问题”上。作为作家我对此也深有体会。（在此过程中，她失去了她的“自大狂”症状。）而那件“大衣之王”的未尽部分依然很美，所以据说在地铁里面，她受到过别人崇敬的凝视。
D也是那个总是在巴黎为我传达消息的人：例如“通过自我控制来战胜敌人”，或者“一个人通过敏感而获得对别人的控制权”。看了希区柯克电影《历劫佳人》（Under the Capricorn）之后，她就讲起了里面演员约瑟夫·考登“脸上那平静”的嘴唇。而在看过了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之后，她在剪指甲时总会在下面铺一张报纸，因为在那位日本大师的电影里一再出现的主演就是这么做的。
D的身上没有任何女性或是母性的东西。她是小孩——男性——少女。而如果别人允许她说出她知道的事情的话，她就会让你想起那个比任何主人都聪明的奴隶。有一次我在伦勃朗的画《雅各与天使角力》上看到了她，她就是那个天使，虽然圣经创世记提到她的时候只是说“有一个人”。有许多人，如果你与他们熟悉之后，就会发现那不过是一个毫无自我可言的空洞，疯狂且邪恶。但是D却总是令人难以捉摸——而且无法忍受陌生人的触碰。而在我问她为什么需要她的男朋友时，她的回答是：“光说话是很难安慰我的。”
她的眼睛是明亮的，眼周布满圆圈。有一次我生病了，她来了之后就很冷酷地盯着我，直到我把她轰走。而平时她也会让人想起一只羽毛蓬乱的走地禽：她不做手势，脸上几乎很少有什么表情，要么十分安静，要么就会活动身体（非常的笨拙）。这种时候，她总是很机警；从没有陷入沉思的时候。如果她在你身边，那她只是参与你的思考，而在她参与思考时，她就是伏尔泰那个所谓的“好伙伴”：“他蔑视科学家，只想在好圈子里生活。”
同时，D很少露面；她很害羞，很容易难为情。她的才华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才能发挥到最佳，例如在工作中，或者当夜晚在巴黎的街道上闲逛，偶尔有一只手落在她的头上的时候（据说，她的父母也曾经这样“爱过”她的头）。
一般来讲，她是一个沉默的人（不过最近会讲很多东西，她还会在感动或激动时发出些莫名其妙的声音），而且——很少有女人会如此吧？——擅长走路。我们经常在巴黎与凡尔赛之间的阔叶林里穿行，那里处处耸立着枝干宽阔的深色雪松。
时光差不多已是冬天了。此前我刚见证了一个朋友的死去，重新对自己的生存感到了欣慰。那位朋友一直自视为“第一个经历痛苦的人”，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抗拒死亡。而我则对每一件事物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决定：“要为健康的每一天感到快乐，并尽量不让它虚度。”
有一次在机场的时候，人群站立于庄严的暮色之中；阴影覆盖的脸颊上面没有了惯常的恐怖。当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人被广播叫到名字时，我突然感觉，似乎我从前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都只是国际机场扬声器里的名字而已。
快要在马赛降落的时候，圣维克多山的山体在北方的地平线上一闪而过，像是一头鲸鱼。米拉波大街两侧的梧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而整条林荫大道看上去像是一排灰白色的骨架。而艾克斯夏季那条繁华的街道如今却显得潮湿、灰暗而且荒凉，简直与巴黎的街道一模一样。和那些古老的书籍上写的一样，我们两人得到了“两个舒适的房间”。我望着D那双明亮且看不透的双眼。她也已经穿好了合适的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向东进发了。
在我对于关联性的渴望里面，还有一条很特殊的痕迹很值得一提，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条痕迹到底有何指向，抑或它到底能否有所延续。在我欣赏塞尚有关那座山的绘画的所有时日里，我总会遭遇到它，最终它成为了一个我摆脱不掉的思想。
从西面望去，圣维克多山的山岳呈现三角帽形状，上面布满了岩层和褶皱，简直就是一个地质的横断面。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读到过，塞尚青年时代的一位名叫马里昂的朋友后来成了一名地质学家，他经常陪画家去野外写生。当我在研究有关这座山的相关地图与描述时，我的想象力不由自主地，并且不可思议地总是不停歇地萦绕着同一个点：那是两个不同质的岩层之间的一个断裂口。它恰好位于那条平缓上升的山脊小路上，该小路从西面一直向上延伸至真正的山顶。这个断裂口也可以说是一个“点”，因为在两处岩层形成的拱形隆起的最外端那里，山脊线正好从中间穿过。在野外用肉眼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这个点却在画家的图画上作为或大或小的阴影条纹一再地出现。甚至在铅笔素描上，海湾也会被画上阴影线，或者至少具有一个柔和的轮廓。
正是这个断裂口——相关工作即将开始——打动了我，让我去重复这次普罗旺斯之旅。我希望从它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钥匙；虽然理智总是试图说服我：但是我知道，幻想说的是对的。然后到了艾克斯市，我满心期待的当然只有接下来的道路。
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一直开到了一处高架渠，然后从那里我们步行沿着比贝米路向上来到了一处名叫“水手高地”的荒原高地。人站在上面第一眼望去，圣维克多山就像是从长满荆棘的杜鹃花丛后面突然冒起的一块漂砾石。这里也是塞尚之路比较幽静的一段，而且它不需要穿过村庄，而只是通到山脊上面，所以很快，路上既没有沥青也没有汽车了。
在城里的时候，一场晨雨还遮蔽着天空。等到来到高地上时，蓝色在广阔的天空上迅速绽放。我们走进了一片稀疏的五针松林，那向四面八方反射的针叶临摹的其实是那射破树林的阳光。过了一会儿，我小心翼翼地问D，问她到底是如何在制作“大衣之王”的时候失去她的“自大狂”症状的。她答道：“我最近已经重新找回感觉了。”
上山的路上还有一片橡树林，叶子早已落尽。如今只有四季常青的松树挺立在温暖的空气中，而远处地平线上则是一年四季都在闪耀着光芒的圣维克多山。粗大的树枝相互摩挲，并用嘎吱嘎吱的声音代替了夏天的鸣蝉。而黑白相间的喜鹊也出现在了一条岔路的尽头，动作活像一架纸飞机。高地上越来越静，以至于从下面各个平原上传来的细小的声响都听起来像是连续不断的钟声。目光在五针松球果打开的塔褶间穿过，一直瞄向那幽深的内在。但同时，这目光又聚焦在高空中流卷的云层里透过来的蓝色缝隙，牵挂着鸟鸣的念头变成了这鸣叫本身。
我们遇到了跑步者、猎人和士兵，他们似乎都是更有存在道理的一方。外国军营里的那条狗不见了。或许它已经化为了山隘间的一团黏土。山路不停地起起伏伏，蜿蜒迂回：这个高地并不是一个“水平延展的一马平川”（许多人在看了塞尚的画之后经常会这样描述），而是布满了沟壑与塌陷。我怀着不小的野心，想要熟悉这片山水的一草一木。我总是喜欢抄近路，这也使得我们不止一次迷失了方向，不得不找寻正确的道路，然后发现我们像两个白痴一样站在了不同的山丘上。
我们原本并没有登顶的打算，但是最终，虽然我们并未专门对此做出决定，我们还是继续向上攀登，一直到了最上面。上面还是像夏天一样风很大，与当时相比既不冷也不热。然后在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托罗奈村，疲惫但又心满意足地坐在了叫做托梅，又名黄金之星（L’Etoile d’Or）的客栈里。能够说自己饿了，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啊。
我的目光又望向了窗外那座我们刚刚登上过的山。山前是一片低矮连绵的丘陵，中间因为某一处洼地而截成两段。其中一段因为遭受过森林大火而显得十分荒凉。山坡上连一处灌木都没有，雨水在光秃的红色石灰岩上挖出了深深的沟纹。这些沟渠在非常平整的山坡上纵横交错，显得杂乱无章且漫无头绪。雨水冲刷去土层，形成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小塔楼与小型金字塔，最上面堆积着淡青色的粗大石块。这一整片的荒凉区域连同那些纵横交错的、毫无方向性可言的沟渠，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想起了美国南达科他州那些开阔的荒地，有许多西部片就曾以它们为背景，当年在这些荒地上四处寻找道路的人们将它命名为“Badlands”61。丘陵的另一段则免于山火的荼毒，上面长满了松树，茂密的枝叶相互覆盖，就像是层层叠叠的大楼，一直长到了丘陵顶上。D坐在我与远处的景色之间，身上穿着那件由不同颜色的布料缝合而成的连衣裙。那同时也是一件大衣。
直到此刻，我的想象力曾经长期萦绕的那个点又重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我朝山脊方向望去，想要找到那个断裂口。虽然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我知道，它有一个标记，那就是一个位于山顶位置的电线杆。这个斑点甚至有它专门的名字：Pas de l’Escalette（即埃卡莱特隘口）。而它的下方，在一处较为平整的低洼地上有一个孤零零的小木屋，地图上称之为“Cabanne de Cézanne”（“塞尚小屋”）。
有某些东西放慢了速度。我观察那个点越久，我就对此越有信心——那是一个答案？一个认识？一个发现？一个结论？一个定局？渐渐地，那个远在山脊上的断裂口已经在我的内心扎根，发挥着旋转中心的作用。
首先，那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好像我正夹在那两个岩层之间被压得粉碎。然后与以往一样，我达到了一种坦诚的状态：正如曾经的每一次呼吸（也可以再次被忘怀）。山丘顶上的蓝天变得暖融融，而在荒凉的那一段山丘那里，红色泥灰岩沙石变得酷热。而旁边，在长满森林的那一段山丘那里，漫山遍野的五针松表现着最丰富多样的绿色，树干之间的阴影就像是山坡上一个由全世界各个民族组成的村子里的一排排各式各样的窗户。现在森林里的每一棵树木都清晰可辨，它们矗立在那里，却又不停旋转着，就像是永恒的陀螺。而矗立在那里的整座森林（以及整个世界村）也随之而旋转。这一切的后面就是圣维克多山那久经考验的轮廓，而在这一切的前面，则是D和她的那些颜色，她是能予人慰藉的人类形式（有那么一瞬间，我把她想象成了“乌鸫鸟”）。
没有人情不自禁或是张开双臂。但是内心的感觉非常丰富。所以有人慢慢地将双手靠拢，然后放纵双手，让它们交叉成一个拳头。我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勇敢行动！我还看到单词的王国在我面前展开——带着那形式的伟大精神；还有那安全的外壳；以及刀枪不入的中途时间；展开的持续时间则是“存在的不确定延续”，这也是那位哲人对于“期限”的定义。我再也不去想什么“读者”的问题；我只是满怀狂野的感激之情看着地面。那是黑白相间的小石块马赛克。在通向客栈二楼的木质楼梯上方飘着一个被系在栏杆上的蓝色气球。露天的一张桌子上有一个搪瓷罐子。在远处哲学家的高地上方，天空绽放出一种特别清新的蓝色，那是塞尚描绘那座山时经常使用的颜色。悬崖上有云影飘过，仿佛在不停地为它罩上帷幕。然后（其时已是十二月中旬，太阳很早就会落山），整座山终于都处在祥和的黄色光辉中，仿佛一座玻璃山，而不像另一座山那样阻挡着回家的路。我的内心已经感受到了所有这些事物的内在结构，它变成了我的技能与知识。凯旋！我这样想道——仿佛一切都已经幸福完满地撰写好了。然后，我笑了。
D再次参与了思考，并且能够立即回答困扰我的关于连贯与过渡的问题。她甚至还携带着为那件“大衣之王”准备的各种布料的样本：金丝锦缎、丝绸和花缎。
“我要给你讲讲那件大衣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我将那个我一直在考虑的东西称为伟大的理念。而那件大衣应当将这一理念实际化。
“我先做了一个袖子。这时马上就出现问题了，我必须将我想要的固定的拱形形式强加在那种柔软的、无法固定的材料上。我决定，用厚厚的羊毛做那些料子的底衬。
“袖子做好了。在我眼中，它是那么珍贵、那么漂亮，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我不会再有同样的气力去制作大衣的其他部分了。
“我思索着我的伟大理念；我思索着大自然中那些关于紧张与突然松弛的时刻；就如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
“每天我都会望着那件刚刚开始缝制的大衣，一望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将那些已完成的部分与我的伟大理念相比较，并且考虑着后续的事情。
“大衣的上半部分已经完成了。但在下半部分那里，我失去了必要的关联性。我缝好的那些部分明显与上半部分缺乏联系。那些细细的、结实的布料被缝合在一起，非常沉重，这也给我的工作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每次在缝纫机旁时，我都不得不把那些布料举得老高，脑子里总是要不停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让任何东西滑下来。
“我将业已完成的各个部分摆在我的面前，它们彼此之间都不搭配。我在等待着突然找到灵感的那一刻。
“在查看与不停尝试的同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很虚弱，已经无法胜任工作。于是我禁止自己再去想那个伟大的理念。
“在图片与建筑图纸上，我看到了中国式的斗拱结构，它们令我很激动。减轻重量负荷的问题可以通过正确合适的过渡方式来解决。我意识到，原来到处都存在着一个中间领域。
“后来有一天，我没有再多做考虑，径直将各个部分缝在一起，并且在某一点上为裙子设计了一个向内的拱形曲线结构。我为自己的自信而感到兴奋不已。
“我把大衣挂在墙上。每天我都会审视它，然后开始重视它。它比我其他所有的衣服都要好，而它并不完美。
“在制作一件女装的时候，每一种已经用过的形式都要保留在记忆中，以方便下一步的工作。不过我不需要将它们在脑海中再现出来，我必须马上亲眼见到那个最终的有所延续的颜色。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只会有一种颜色，而形式则决定了整体的颜色，同时它也必须要解决颜色之间如何过渡的问题。
“在我看来，过渡的部分必须既能够清楚地区分彼此，又能够做到彼此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