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治贪，大到“副国级”，顺延数去到“副股级”，佐亲未入流的弼马温之类，杀却了的，关起来的恐怕要算是“历史之最”。据我掌握的历史资料，唐宋元明清，这些法统清明的历史时代，没有哪个能和我们的“力度”相比。
但其实效，我却以为“一般般”，杀掉的多，仍在前仆后继；关掉的多，冒出来的似乎更多，有点“野火春风”味；更遑论逃出去的，——算得是太阳山上的撤溜，捞够了，或是见势不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三十六计走为上，到外国作寓公去了——报端介绍，这群贪官在美国仍是阔气得不得了，让世界首富国的公民惊羡不已。
写到这里，我竟无端地想起《红楼梦》里的话，套起来叫“看破的遁人了美国，痴迷的断送了性命……乱轰轰，你暴露了我来干，且把国家当我家……”如果说这是一群贼，也堪称历史之最，史载所无的一大群——剿不完、杀不灭、打不死、训不顺的“悍贼”。
也可以称为“汉贼”的。也许这样称更贴切一点。他们既是民族的贼，也确实与民族不两立。
建国初毛泽东杀张子善、刘青山，可以说整个官场为之悚然变色，颤栗惊心。现在搞一个“厅级”已经是“毛毛雨了”，除了他身边几个有关的人或有余悸余悲，“他人亦已歌”，大家都很无所谓的了。
什么原因搞成这样子呢？
A.整个风气坏；
B.整治措施无力；
C.官员都是建国之后的人。
这需要作点解释，中国的腐败风，正规地起于青萍之末，应该是从“走后门”那辰光滋生，这个腐败小小的：要办事，弄个炸药包（点心）手榴弹（酒瓶），把后门弄开……其来也渐，其入也深，浸润也广，——从“文革”的禁锢中走出来，那种苦行僧的生活一下子消失，有酒可以喝得昏天黑地，有肉可以胀得脑满肠肥——尽吃尽喝愈弄愈大，且是上下一致“与时俱进”，血糖指数达三十，阳性到四个加号，尿糖试纸：黑色。
就整治情形来看，我认为当局决心和腕力都是颇有可观的。但明摆的事实是措施含糊，缺乏制度支持。武则天肃贪，是弄一些密告箱，用私人特务网巡察，确实冤杀了不少人，但这不失于一种制度，就治贪本身，也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雍正治贪，是用密折制度。他不设内阁，躬亲朱批这些私人奏折，对各地各要员的情形相当熟稔，这种制度我以为对官场的“他律”儆戒，确实有极大震慑。我们呢，“文革”之前有“三反五反”等运动，其它的政治运动也连带有肃贪力度，是“运动治贪”。后来没有了运动，其它措施跟不上去，贪风也就渐炽渐烈，成燎原之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这只能说是办法。世界整个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团体，“发现”了危害自身的异类而仍“不查处”的。问题本质是在“怎么发现”，而不是发现了“追究不追究”。就“办法”而言，我的看法也是少了又少的了。
而贪官那队伍呢？却是不断“成熟壮大”炽盛得成了气候。现今的干部队伍已经没有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很简单，这江山不是他打的，也就是说这家业不是他创的，他敢情就不爱护、不心痛。负责任的少了，巴结者混混儿“上去”的人也就多了。再就是贪官本来就有较高智商——纪晓岚说过类似这般的话：君子未必有才，而小人莫不有才——他们都是念过大书的人，又都是积极的“唯物”者。好智商加之强大的心理素质，又遇上了制度不健全，又逢改革转型环境秩序剧变……这一切一切，为贪风的滋长造成了千古良机。这悍贼的出现与发旺，实在有着它的社会深层因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