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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与人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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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菊人

本书以论胡适为首,并以《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为第一篇,足见对胡适先生的尊重。唐德刚先生为胡适先生的门生,在纽约时还时相过从,对胡先生可说是知之甚稔的。而唐德刚先生还亲自做胡适的口述传记,并出版专书,是胡先生晚年交往最亲密的人之一,为胡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做演讲,唐先生是最适当的人选。

当今,中国大陆走改革开放的经济路线,胡适思想重新抬头,受到青年一代之肯定,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胡适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达致的,不管有没有胡适都一样为人们所追求;但胡适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以为建设国家所必需,是必定要肯定他的功劳的,胡适本人虽不及见这一天在大陆的来临,但他必定知道这一天终必来临的。

在各种讨论胡适的文章之中,《〈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指出,胡适之是反对五四运动的,因为胡适说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这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学生在北平天安门集会,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山东青岛权益予日本的运动。事实上这是谁都应该支持的,中国学生做出正义的举动,并且取得了胜利,致使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此所以胡适在当时并不能站出来反对之。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像张学良得到唐先生的赞扬,即为显例。《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有如下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副司令亲送蒋介石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句叹语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观之后来的发展,蒋介石一直将张学良囚禁,而且随时可将他枪毙。然而就另一面看,张学良这样做正表示他以抗日战争为第一要义,个人利害是不顾及的,随蒋赴南京正表示他光明磊落,如果他不跟从蒋介石而去,他的后果恐怕是悲惨的。

唐先生认为对日抗战对于蒋介石也是有利的,如果蒋介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唐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确是令人思考的。依唐先生之见,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介石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这一段评述,我认为是确当的。

顾维钧先生也是唐先生做“口述历史”的人物,原先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夏连荫小姐在做。夏小姐是“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两位研究员之一,另一位是唐德刚先生。但夏小姐访问了顾维钧的童年事迹之后,就以太忙太累而辍工不干了,结果由唐先生承担下来,就从顾先生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那一段开始。

顾维钧博士得到唐先生的帮助,自是喜欢不尽,并且以后亦要唐先生来做这项工作,此因唐先生对民国的历史如数家珍、熟悉得很,而且还能改正他的错误。有一次顾先生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先生便说明他错了,顾先生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唐先生乃拿“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先生才服输。于是,他对唐先生说:“唐博士,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对顾先生的外交究竟如何评价,唐先生这样评论:“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五十年中,凡他所经办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说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没有丧权辱国,没有在国际上丢人现眼。”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事实上,没有丧权辱国已经很难得了,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是弱国,顾先生挺住了,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唐先生有两篇文章述及他的岳丈吴开先。一篇是悼念文,吴先生住院之时唐先生适在台北,每日到医院侍奉,在吴先生弥留之际,唐先生急电太太昭文及弟妹速归,结果终于有子女婿媳五人亲侍床侧,看着吴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丧礼十分隆重,极尽哀荣,此因吴先生为民国之重要人物。

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则说明吴开先先生在民国的业绩。抗战时期,吴先生在上海租界抑制汪精卫政权之扩展,汪政权以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其头颅。吴先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是重庆国民政府驻沪之最高级干部,于汪政权威胁甚大,但因格于他在上海租界,伪政权无法向他动手。然而“珍珠港事件”一发生,太平洋战争一起,日军乃冲入租界,逮捕了第一“要犯”吴开先。

何以将吴开先逮捕、关押之后,日军又终于在1943年4月以专机将其运送至广州湾释放,使之辗转逃还重庆?原来是日方想以吴开先的开释和送归谋求与蒋介石讲和。此时,抗日已经六年,日军败相已呈,才有“讲和”之说。然而蒋介石认为胜利已成定局,没有“讲和”的道理。吴开先先生实为夹缝中的人物,然亦无愧于党国。唐德刚先生称吴先生为“活烈士”,乃是因为吴先生准备做烈士而不可得,唐先生为吴先生的解说,是极有见地而又应该做的。

因为为刘绍铭先生作序而写成了《书中人语——序刘著〈渺渺唐山〉》,述说了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市立大学设立“亚美学”的经过,及唐先生对美国亚裔受欺凌的感受,在美华人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裔居民都应一读。对于怎样能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地做点“综合工作”,唐先生还提出了四点意见,极为难得。而对于刘绍铭先生能把华侨文学中的各种心理状态,乃至中美两大文化中所发生的文化冲突,以最睿智的眼光来选择,并以最生动而真切的笔调译出来,唐先生深为赞赏。

此外,《陈其宽画学看记——兼论国画现代化》,以及赞誉卓以玉小姐的“个展”等文,和其他文章,都可一读。此外,本书所选文章大多都在刘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上发表,其中有几篇称赞《传记文学》的文章,都是实至名归的。在《传记文学》二十周年时,唐先生写了文章并做了演讲,在二十五周年时又写了长文,十分难得。唐先生以“壮哉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来称赞刘绍唐先生,“一国”者,意指大陆的“文史资料”是由全国的“战犯”所写的,数目庞大,唐先生要看也看不完;“以一人而敌一国”原是梁任公说李鸿章的话,唐先生移用来称赞刘绍唐先生确也贴切,而唐先生为《传记文学》写这么多文章,亦是难能可贵的。

2003年8月31日 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