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
读诗可能尚不明显，读词，简直触目就是“江南”。对这个词有着强烈的偏爱，觉得它唤起的是强烈而明媚的印象，而且连它的字形都那么亭匀有致，音节也那么悦耳动听。六岁时第一次到杭州，于是对江南的最早的印象就是那柔柔的柳丝、明媚的西湖，还有拉着我的父母温暖的双手。那真是绝好的启蒙教育。
有人说，在历史上“杏花春雨江南”总不是“骏马秋风塞北”的对手，纤柔的南方一次次败给骁勇的北方。似乎真的是这样。如果这是宿命，我想大多数江南人宁可接受这样的命运，也要守着江南，寸步不离，永不叛逃。
最早记得的是白居易的《江南好》：“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关于江南流传最广、最艺术的广告。而最浓艳消魂的是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写给江南的情书，表达的已经是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爱恋了。
韵味深长、风神独具的是皇甫松的《忆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
在烛火黯淡的光线下，在有着美人蕉图案的屏风边，诗人梦见了江南。梅子黄熟的时节，夜雨潇潇，诗人（或有人）在船上吹着笛子，桥上传来低低的吴侬软语。这是个笼罩在迷蒙的烟水气中的世界，既温暖又惆怅，既迷离又清新。这是画境，是诗境，也是梦境。
江南如果仅仅使人难忘难舍、魂牵梦萦，那还不足以称“致命”。但是江南似乎真的是“致命”的。
它可以使人放弃前途。辛弃疾的“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水龙吟》）提到的季鹰，名叫张翰，西晋人。《世说新语·识鉴篇》说他在洛阳为官，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就说：“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弃官南归。这就是著名的莼鲈之思的典故。
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看清形势的聪明人脱身的借口，但是谁能否认，莼鲈之思，也是张翰决定的原因之一？我更愿意只接受张翰自己的解释。因为我始终相信，江南作为人性的栖居之地，有着这样的魅力，让人平息尘心俗念，放弃对仕途经济的热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是这个理由的另一个版本，稍涉香艳而已。
它可以使人放下刀戈、率众来降。丘迟的一篇《与陈伯之书》，是一篇招降书，写得文采斐然，情景交融，动人心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惶！”逃奔北魏的陈伯之读了，抵挡不住乡思的攻势，率八千人来降。与其说这是文学的胜利，不如说是江南的胜利。
它甚至是朝代更替、江山变色、生灵涂炭的缘起。柳永的《望海潮》，将江南的繁华猗旎写到了十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传说金主完颜亮读了这首词，慕西湖胜景，就起了挥鞭渡江、立马吴山之意。我不怀疑江南有这样的吸引力，会让人起觊觎之心，但是将王朝的覆灭，归罪于一阕词，未免荒谬。朱东润先生说得公允：“说金主受一词的影响而发动南侵，原不足信；但于此可以说明这首词描绘之工，流传之广。”（《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但是这都是前尘往事了。留下来的只是关于江南的美丽的咏叹，只是关于江南的千古传说。江南，是一个文化的空间，一个人性的空间，是中国人一个永远的梦境，在这个梦境里，我们滤去了现实中的不洁、不美、所有的缺憾，只留下山明水秀、草长莺飞、才子佳人、美酒佳茗……虽然那些笙箫吟唱的烟波画船已经去得很远。
潘向黎（1966—），生于福建泉州，现居上海。著有《局部有时有完美》《十年杯》《相信爱的年纪》《纯真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