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
女红这个词大概不会出现在下一世纪的辞典上了。就是再细致的征婚启事，大概也不会有“擅长女红”这样的字眼。电子和机械代替手工，这是个代用品的时代，一切都可以代用。
但女孩的天性似乎不可代用。应当感谢母亲。从很小的时候，她便开始教我织袜子。是一种白色尼龙线。把一种发针拉直了，做成织针，织出的袜子结实得奇怪。我很快掌握了织袜子的技巧，给家里每个人都织了一双。但是母亲似乎有一种收藏的癖好，她不断地让我重复劳动，直至我对织袜子深恶痛绝。
幸好母亲又转移了兴趣。有一回她翻东西，翻出年轻时候描的花样儿，竟厚厚的有一沓，大多是花草，也有怪怪的，譬如有一幅样子，是一朵半开的花，花心里有一美人的脸，是侧面，有长长的睫毛，我看了喜欢，就学着绣。母亲有满满一匣丝线，大概有十几种颜色，好看得不得了。尤其是茜红色和淡青色两种，简直柔和得像梦，后来竟再没见到那样的颜色。母亲给我一小块白色亚麻布，我小心翼翼地拓下花样儿，用绣花绷子绷了，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绣好，花瓣用了水红，叶子用了苹果绿，美人的嘴一点鲜红。自以为好看得很，谁知外婆拿出她年轻时绣的茶杯垫，把我的母亲都看傻了。一件宝蓝缎底上绣金钱花，一件淡青缎底上绣荷花莲藕，都是极尽精美。宝蓝色那件，花的轮廓都用金线嵌边，铁划金钩，很像国外教堂那种罗可可式的彩绘玻璃；淡青色的则以银色线为主调，藕是玉白的，两件都滚了边，是圆的“线香滚”，又叫“灯果边”，精细到一朵花看不出丝线的缝隙，只当是又凸起一层缎子似的。后来我把这两件东西缝在一起，做了一个圆形的小钱包，里面放了几件小首饰，宝贝得什么似的，现在还收在箱子里。
后来又学织网兜。现在三十七八岁左右的人都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阵织尼龙丝网兜的狂热时期。织一个，可以挣七分钱。积少成多，一个月下来，也算是一笔收入。有些家庭困难的女孩子一天可以织上二三十个，飞梭走线，看得人眼花缭乱。不知为什么，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达到这种速度。
还有玻璃丝。也叫电丝。那时的小女孩谁不攒上几大包，各种各色的。本是用来扎小辫儿的，当时女孩以长辫为美。黑黑亮亮扎上两根大辫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似的一飘一坠，再配上或鲜红或碧绿或天蓝或杏黄的玻璃丝，煞是好看。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也就是文革时期，女孩剪了革命头，玻璃丝用不着了，于是就用来编东西。在那个许多人累得吐血的年代，我们这些小女孩儿却常常闹得无聊，由无聊而创造，且有公平竞争：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玻璃丝，或编钱包，或编杯套，倒也自得其乐。
渐渐有了花样翻新。知道玻璃丝还可以编好些别的东西：金鱼，热带鱼，小鸟，蝈蝈，白鹅，葫芦，桃花和梅花。我还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创作出蜻蜓，青蛙，小兔吃萝卜等等。有一回，我在姐姐的书包里发现了一只极精巧的小葫芦，翠绿欲滴，我攥住便不肯撒手了，悄悄地给它转移了“住处”，待到姐姐问起，只咬紧牙关说不知道，直到东窗事发，受了皮肉之苦，依然不交出来。最后姐姐也就算了。好笑的是这些东西竟成了我嫁妆的一部分，新婚那天我宝贝似的拿出来给夫君展览，他看后笑道：你真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天长日久，那些宝贝都褪了颜色，早不如记忆中那般绚丽了。
再就是织毛衣，也是很小便学会了。因为有织袜子的基础，所以学起来很容易。后来又学各种花样。在兵团的那几年，曾给母亲织了一件毛背心，是紫红和雪青两色线的，织成玉蜀米花样，并不怎么好，几年之后，却仍见母亲穿着，心里便隐隐有点心酸，早把过去跟母亲之间的恩怨，抛到了很远很远。织毛衣其实是很使人安静的。前些年有一阵我心里很烦躁，什么也干不下去，便开始织毛衣，织了拆，拆了织，就在这种简单的重复劳动中我渐渐恢复了平静，在织针单调的音响中，心如止水。
婚后给丈夫织了一件很大的毛衣。足足用了两斤线。故意要织成那时很时髦的宽松式，织成了很好看，穿起来效果却不理想，闹得丈夫的同事们纷纷开玩笑：老黄，你要警惕哩，这毛衣好像不是为你织的哩！说得丈夫悻悻的，后来果然找借口收了起来，只好又陪他去买新毛衣。
踏缝纫机，也曾是种乐趣。小学的仓库附近有两台缝纫机，少先队干部值班的时候我们常去踏着玩。家里买了缝纫机之后，母亲让我练着扎鞋垫。盛夏的中午，蝉无休止地鸣着，家人在地面铺的凉席上发出轻柔的鼾声，这时踏起缝纫机来特别惬意，间或窗外还有凉风习习。扎好一个鞋垫后，将有一支五分钱的小豆冰棍儿等着我，可以吃得满嘴甜香。
从兵团回来的那些日子里，因为羡慕外国画报里那些“资产阶级”的衣裙，开始学习裁剪。母亲过去的一本裁剪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出的，有不少好样子。（起码在当时这么认为）我只是看了看，便找出一块三寸布票一尺的布，上去就是一剪子，母亲吓了一跳，咕噜道：“这丫头是狠些，我学了这么些年的裁剪，还不敢下剪子呢。”后来那块布做了一件无领无袖的短衫，竟然还穿了些日子。后来自己设计衬衫，是的确凉的，有古色古香的蓝色大花，我把剪剩下来的边扎成一道波浪形的花边，镶在胸前，还带掐腰，穿起来效果很好。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连续裁了几件衬衫，还都是新样子，有一件按照洋娃娃的衣服做的，灯笼袖，中间镶了宽宽的花边，做成了不敢穿，只好穿在里面露出一点衬领，造成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后来又和邻家的女孩玲玲合作（我裁她扎），做成一件墨绿色丝绒裙和一件绛红色尼龙裙，穿着绿色的那一条照了好多相片，果然显得苗条多了。
可是从来不敢给别人裁。唯一的一次还失败了。是在苏家坨插队的时候，有个新来的高中生裁一件淡粉的短袖衫，我自以为驾轻就熟，一口答应，谁知裁好之后，袖笼的接缝处对不上，只好又在腋窝处安了一个三角，那女孩并不知这其中奥秘，还千恩万谢，令我汗颜。
黑龙江兵团的冬闲时期，有一段时间女孩子们狂热地爱上了绣花。自上海知青始，每人拿个绣花绷子，互相描了花样儿，便开始飞针走线，晚上打夜班做颗粒肥，白天休息时间便全天绣花，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精力。因为别出心裁地画些绣花样子，我的一切都开始有人代劳：洗衣服，钉纽扣，打饭……真是绣得好的，有一位叫做陈新美的上海姑娘，会绣镂空的挖嵌，这一绝技我始终没有学会，只学会一种凸花的绣法，也无非是在绣之前，在丝线下面埋下粗线而已，花很少的钱买上各色府绸布，在上面绣白色的花，然后做成枕套，在那个单色调的时代，成为了一种享受。
奇怪的是当一切都极大地丰富起来之后，对那种美的享受要求反而降低了。世界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不再追求。终于发现自己具有“奥勃洛摩娃”本性。女红已经扔掉了好久，只有在偶尔翻箱子的时候，才找出那些曾经那么吸引我的东西感叹一番，像是在上一个时代得到的馈赠，虽然好，却已经异常陈旧了。
徐小斌（1960—），北京人，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级编辑，北京作协签约作家。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心灵魔方》《美丽纹身》《双鱼星座》《迷幻花园》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