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你是说要去普劳森湖监狱？”我的德国老友翻起她灰色的眼睛向我确认，见我点头，她说，“那好，我们去。”
从十字军山出发，经过梯尔园，看到一家一户的土耳其人纷纷在草地和湖边野餐，依稀传来的，是他们家乡那种缠绵的音乐。经过被烧过的国会大厦，看到外地来的，外国来的旅游者排着长龙，等待上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去看柏林市容。经过六月阳光下的静静的住宅，小花园，星期天关门歇业的商店，星期天柏林真正住人的地方，通常都静得像没有一个人一样，停在街边的汽车上落了干树叶，看上去是星期六落下来的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宁静的周末，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柏林六月下午，一些街区在这个周末封了路，有的是为国际音乐节，有的是为同性恋嘉年华，还有的是为少年无动力车设计比赛。我们白色的老捷达车在阳光下的大街上开着，远远的，还在一座桥上，就见到绿树下面红砖的大房子，是十九世纪中叶柏林流行的那种样子，红砖头砌的，听说是为了好看又省钱。那就是在柏林有名的普劳森湖监狱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它就是监狱，现在它还是监狱。而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时代，这里关押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和欧洲人，这里的监狱行刑室处死了二千五百个犯人，用绞架和断头台。当时在行刑室工作的职业刽子手是个壮汉，听说他总在嘴上叼着香烟，他处死一个犯人，可以拿到六十马克的津贴。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普劳森湖监狱的“血腥之夜”，他靠津贴就可以发财，那一夜他参加处死了一百八十六个普劳森湖犯人，八个犯人一队，上绞刑架。如今我们要去的，是在原来的行刑室里建立的纪念地。
那是间红砖的平房，因为年代久了，墙上的红砖已经有点发黑。不像德国别处的老砖房，墙上常常爬满了常春藤，这房子四周什么也不长。院子里倒是长着高高的树和草，难得的，在六月的院落里没有看到玫瑰花树。但是看到了一个石头做的骨灰罐，里面装着一九四五年苏联军队到柏林时，从德国各地的监狱里清理出来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石头罐子里面肯定不会有普劳森湖监狱的犯人的骨殖，因为他们被处死后，尸体都被马上送到医学院去，当了那里的教具。他们大概不会有骨灰留下来的。因为在波兰的奥斯维辛死亡营我已经见到过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经过石头骨灰罐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很大的震动。但是也想，犹太人死亡营里有自己的骨灰，德国的监狱里也有同样的东西啊。
一条平常的小路绕着房子，我们向小路导引的地方走去。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间锅炉房，或者放园艺工具的院子里的工具间，或者小仓库。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鞋底擦着平地的声音，还有外面远远的大街上，车轮经过的沙沙声。四周就像柏林的礼拜天那么静。
我看到了高墙对面的楼房，一时不能确定那栋房子是否就是从前的死亡屋，在英国飞机轰炸柏林以前，那栋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里，关着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那里的小牢房里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夜，整夜，他们都被绑着双手。监狱里的人，把那栋房子叫作死亡屋。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这房子被晚上的空袭炸毁，当时，里面有三百个人正在小牢房里等待他们的绞刑。在空袭的夜里，也是普劳森湖监狱加快处决犯人的夜里，犯人们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间的空地上等着，有一次飞机就在附近投炸弹，刽子手暂停了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到死亡屋里去，等待空袭警报解除以后，重新开始。那天工作得晚了，他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结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开的木头门，于是我们走过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内。室内很昏暗，而且冷。劈面看到的，就是一条结实的钢梁，上面吊着六个粗大的铁环，然后我意识到，那大概就是绞刑架上的钩子，用来拴绞索的。它们后面有两扇圆圆的长窗，窗外的阳光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也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那树十分高大，该在这里长了几十年了，当它还是棵细细的小树时，它大概就从窗外见识过行刑室里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风里轻轻摇动，但是奇怪，站在室内，听不到一点树叶的声音。寂静像一只有力的大手那样紧紧将人按住了。好像能听到一个带着柏林口音的阴沉的、一丝不苟的声音，在宣读人民法庭的死亡判决书。对反对希特勒的人，无论用任何形式，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共产党员，在火车上对人说希特勒是蠢猪的毛头小伙子，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的修女，因为太饿而偷了商店东西的法国少年，想要谋杀希特勒以结束战争的贵族军官们，统统由柏林的人民法庭经过三个法官的审理，签发了死刑判决书，由行刑室的职业刽子手执行死刑，然后将死刑的过程写成文件，上报给人民法庭备案。通常他们是被绞死的，也有的人上了断头台。在房间中间的水泥地上，我看见一个大大的下水口，用结实的铁网罩着的，要是用断头台杀人的话，那些喷薄而出的鲜血大概要顺着这个下水道流下去吧。那个柏林的修女艾米·菜登，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然后被发现了，被送到这里，在监狱的劳动营里工作了几年以后，等来了人民法庭对她的死刑判决。六月九日，柏林春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断头台上。我在墙上的陈列物里见到了她的行刑报告，她很安静，刽子手只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她的尸体也被送到柏林的医学院去当实验品了。
现在，这里什么血迹也看不到了，也没有断头台陈列。也看不到绞索。闻不到血的腥气，也闻不到那个普劳森湖监狱的职业刽子手爱抽的香烟的气味。光光的地上，放着一个鲜花做的花圈。地上到底还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迹。还有我们的影子，被大门外的阳光长长地投到行刑室纪念地的地上。
这里没有别人。
当年的死亡判决书和监狱的文件静静地陈列在墙上的玻璃架子上，用一九四零年的老式德文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导致了这里二千五百个犯人的被处决。连照亮它们的灯都是静静的，没有通常灯发出的轻微的电流声。当年在普劳森湖监狱工作的天主教神父，为每一个将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后的祈祷，后来他回忆说，在三百多个犯人被处决的“血腥之夜”里，犯人们无声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间的空地上等待，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听到两个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祷声。我相信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总是这样静的，那是一种酷厉的静。墙上的文件里总是说，绞刑和砍头，通常是在几分钟里安静地、有秩序地完成了，绞死八十六个参加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谋杀希特勒政变的那些陆军中将和上将的时候，安静地完成了。绞死刚满十八岁的法国少年的时候，也是安静地完成了。马丁·尼尔缪勒也在这里被安静地处死了，他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语录：“当纳粹带走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又带走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还是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现在，当他们带走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对此提出抗议的人来了。”那是他在普劳森湖监狱里发出的最后的布道的声音。我的朋友在为我翻译他的话的时候，突然热泪盈眶。“每次我重复他的话，我的心都很难过。”她说。
普劳森湖监狱发信给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们执行了死刑，同时寄给家属的是两张清单。
一张是死刑犯留在监狱里的遗物清单。菜登修女的遗物清单被陈列在墙上，她留下了二十四点三九帝国马克的零用钱，三十五点七帝国马克的劳动津贴。还有信夹一只，手袋一只，发刷两把，手帕九条，手套一副，发夹一只，大衣两件，袜子四双，护领一根，衬衣一件，茄克两件，裙子两条，衬裙三条，睡衣两件，裤子四条，乳罩一只，梳子一把，羊毛衫两件，毛巾两条，男式衬衣一件，紧身胸衣一件，两套礼服几件衣服，这些都一个不少地留在清单里，她临刑时指定了一个叫列保尔德的女士继承她的遗物。她可以凭这张清单从监狱里拿到这些东西。
另一张清单，是家属必须支付的死刑费用，包括死刑判决费用三百帝国马克，将判决书递送到家的邮资二点七帝国马克，给检查官付的费用八十一点六帝国马克，关押在监狱等待判决的住宿费一天一点五帝国马克，关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费用一天一点五帝国马克，还有执行死刑时的费用一百五十八点一八帝国马克，最后一项，是把付费通知和清单寄到家里的邮局收费零点一二帝国马克。一个陈列在行刑室墙上的死亡清单，家属一共要向监狱支付七百六十六点八帝国马克。
说起来，也真的是一丝不苟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监狱就发现因为死刑判决书改用电话口头传达，出现了错误，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误杀。于是，普劳森湖监狱正式向下达死刑判决书的部门要求不再用电话，恢复书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现类似错误。
我和我的朋友望着那些白纸黑字上的文件和申诉，惊异地笑出来。“哈！”那突然响起的短促笑声，像受惊的中国麻雀一样惊恐而迅疾地飞上行刑室寂静的屋顶。不晓得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件更荒谬。
行刑室纪念地里看不到一张照片，不像在奥斯维辛死亡营的墙上，满满的都是犯人进死亡营时的照片，到处都是明知屠杀逼近时大睁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可我在原来的陆军司令部七月二十日政变指挥部原址的纪念馆里见到过许多照片，那些都是参加政变的德国人的照片，也用了满满的一面墙。那都是些德国人严肃的脸，是诚实、阴郁而骄傲的灰蓝色的眼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处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他们被行刑的过程，被拍成纪录片，在德国军队中播放。但是，甚至在那样的脸上，总是会想到从前关于二次大战的电影里纳粹的样子，许多人穿着那时的德国陆军军装，他们是德国的职业军人，参加了许多次战争。那次政变中军衔最高的，是隆美尔元帅，他率领的德国军队曾经是最英勇善战的，政变失败以后，他在希特勒的劝说之下自杀，使深受德国人信赖的隆美尔元帅起意谋杀希特勒，以结束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这样的事实得以掩盖，保护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信任。自杀的还有贝克上将，在七月二十日晚上，知道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他就在陆军司令部的办公室里自杀，但是他没有死成，他听到院子里盖世太保枪杀他的下属的枪声。然后他被严刑审讯后，死于普劳森湖的绞刑架下。他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同样寂静的纪念7月20日政变的纪念馆，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静静地挂在墙上，望着来参观的人。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军服，但没有带帽子，轻松地笑着，抱着自己的金发的小孩，肩上靠着自己穿了花连衣裙的年轻的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树林里过自己的假日。
而那时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日夜赶往奥斯维辛赴死，成千上万的圣彼得堡人正死于九百天被德军围困的大饥荒中，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正死在欧洲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德国建筑和德国人被夜夜不停的英国轰炸机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这些。
我的思想变得混乱了，我应该在普劳森湖监狱行刑室的寂静中想到这些吗？
那地方是那样寂静，像一只大手紧紧将人的心按住一样的静，像要捏碎一只小鸟一样的静，像一个没有开始解开的死结那样静，像一个从来没有被猜出来的谜语那样静。
二千五百个人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了。
这个六月，是我第六次到柏林来，但是，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几乎称不上是个小博物馆的纪念地来参观。九年以前，我去了达号死亡营，八年以前，我去了奥斯维辛死亡营，而在一个月前，一个在上海的德国问题专家给了我普劳森湖监狱的地址，我才知道这地方，才请老朋友带我来这里，在我们一起去了柏林不少地方以后。我和我的老友一言不发地离开那里。
在高墙外面，我们找到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车，等车里热气散出来的几分钟里，我们看到了纪念地门口那条单车道的小马路的路牌，就是死在行刑室断头台上那个修女的名字。
“原来莱登路，是用她的姓来命名的。”我的朋友说。
小马路上没有人。
“为什么都没有人提起这地方，也没有人来，柏林的旅游书上也不介绍。”我说。
我的朋友说：“按照大家的想法，是我们德国发动的战争，我们要多说自己的错和责任，不应该多说我们的痛苦，我们德国人的被杀，与犹太人的被杀相比，就不那么重要。而且，而且，”我的朋友伸出一只手指来强调，“也并不是有许多人对这样的地方感兴趣，大家到柏林来，更愿意去看漂亮的地方，宫殿、博物馆、咖啡馆，不想过一个痛苦的六月的礼拜天下午。”
在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辆车停了下来，一对男女往四下里张望，不知道他们是找不到入口的地方呢，还是他们走错了路。如今繁花似锦的德国到底还要走多久，才能从希特勒的影子里走出来呢？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可那条离开阴影的道路，看起来仍旧是那么漫长。
陈丹燕（1958—），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女中学生三部曲》《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