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在成都东门，古时大约要出城八九里。但现在在府南河旁，四川大学隔壁，就是诗人薛涛故居。在我很小的时候，这里叫作望江公园。望江公园当年种竹一百八十亩，至今仍是成都公园中竹林最多最幽之处。我已许久未去了，小时候，倒是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去春游。最后一次，是陪朋友前往。那里已是一个喧嚣的旅游地，各种小吃、杂耍、游戏、打靶、儿童乐园齐聚在那里，好不热闹，让我无言以对朋友。我只好说：小时候我来时，这里除了满院的竹子，就只有一幅长联和一口井。
据称当年薛涛就在这里自己汲井水，以制书笺所用。薛涛一生虽被视为下贱，内心却是出世的风雅高人。尤其是理想爱情幻灭之后，她更是寄情诗韵，裁书制笺，吟诗写字，自成一个小世界。她制作的深红松花小笺，被命名为薛涛笺。这口井我小时候每每从上下望，觉得与我家院中的那口深井，别无不同。但据说此井中的水质甘洌、清澈，大大优于公园外的锦江江水，所以被薛涛用来制笺。我于一九九九年买了一本四川旅游总览，发现里面写到望江公园时，只字不提诗人薛涛。提到薛涛井时，也支支吾吾。最后索性说这口井是蜀王府所用（事实上，此井原名玉津井，康熙三年就已在此立碑“薛涛井”）。我想在这些撰写人眼中，薛涛不过是一个歌伎，提起来会影响成都这个所谓文化名城的形象吧。这几乎是所有有“历史污点”的中国女诗人、女画家的共同待遇：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她们连人带作品都被遮蔽、被弱化、被消解了。如果没有国学大师陈寅恪为一个歌伎柳如是作传，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女诗人柳如是。
望江公园里有一幅长联是少小时候就经常读的：
此间寻校书香冢白杨中，问他旧日风流，汲来古井余芬，一样渡名桃叶好；
西去接工部草堂秋水外，同是天涯沦落，自有浣签留韵，不妨诗让杜陵多。
薛涛和杜甫是成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男女诗人，所居一东一西，颇有意味。成都向来是东贫西贵，看来从风水学角度而言，薛涛也注定了不仅仅“诗让杜陵多”。现在的望江公园像一个大庙会，而杜甫草堂却作为成都打造文化名城的重要名片，被显赫地加以重点保护和修缮。前不久为了修一条诗歌大道，更是请来名家为杜甫重塑雕像，新塑的雕像一改旧日杜甫枯廋的形象，使其略为丰润了些许，带了点贵相。长联中写得准确的除了最后一句外，就是“同是天涯沦落”这一句。想当年杜甫住在成都城西草堂，那时成都的风水也尚未转到西边；当时的草堂哪里如得现在，也不能是几进几园了，想来也就是几间茅屋吧，被秋风所破时，还得受小儿之欺负。确是一沦落形象。当时处境，旧日风流，堪与薛涛比较。
前两天碰到一位电影学院的女孩梅雯，她也谈到去望江公园造访薛涛的感受。她尤其对公园把薛涛和与她交往的男诗人的塑像同塑在一起，大为不满；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暗示性的东西，好像薛涛是因了与他们的关系才得以流传下来。这原本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古以来，女诗人在文学史上留存下来的，本来就不多。剩下的几位除了才华之外，还常常被进行道德审判。或是被指为荡妇，或是被指为贞节不保。就连受人推崇的李清照，也因晚年曾经改嫁，被一些文学卫道士横加指责。最后传世下来的女诗人，则横竖要被扯进与男诗人的关系之中，好像是因与男人的依附关系，她们才得以在史上留名。薛涛一生追求自由爱情，希望能享受平等的自主的婚姻，在她那个时代，这种爱情观也许太超前。但在今人眼中看去，她已经足够坚贞，为了一个不甚珍惜她的男人元稹，苦恋了终身。薛涛晚年着女道士冠服，以坚其志，也是当得的。但最终在世人和历史的眼中，她还是一朝为伎，终身成妓。其诗其人，都被这一形象固定了。连“女校书”这样一个工作职称，后来也曾被当成了妓女的暗喻，用在一些无聊文人的作品里。
据说薛涛八九岁时，就能作诗。其父对着家中一株梧桐树口占两句“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让薛涛续作，薛涛应声而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其父不乐，认为此句不祥。我想这也许是后人附会的吧，古人作诗避讖，后人则往往以结果来进行反推，当然能找到中谶之句。这个传说只能说明薛涛是个神童，要是在当代，早就被媒体狠狠地炒作了一番。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作为女性神童，注定了走上一条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相悖的道路。薛涛年少即丧父，她承担起了家庭责任，为了奉养寡母，成为乐伎，虽二十岁即脱乐藉，却一生被当做妓女。后来她又被赏识她的西川节度使推荐为校书，虽未获批准，却以“女校书”之名声名远播。薛涛一生共经历了十一任四川节度使，每一任中她都出入其幕府议事作诗，差不多也算一个不在编的地方官员，或政府的公关人士吧。薛涛要是活在当世，肯定也能混上个文联主席一类的官职吧。因为看起来她的性格和作派，还是比较能够在官场上混。但在当时，她最多也只能混个表面风光：亦即以女性之身，得以与当世诗人名流们公开地应酬唱和，赋诗作画，来往密切。
史称薛涛通音律，精诗词，多文采，著有诗集《锦江集》五卷，一生著诗五百余首，可惜大多散佚，仅存明刻《薛涛诗》一卷，但饶是如此，她的诗也算是唐代女诗人中存诗之最。我想这也是因为薛涛当时与同代的男诗人们交往甚多，互相唱和、赠诗、交流作品有关，所以她的作品比其他女诗人更多地为世人所认识和流传。
世人都爱薛涛与元稹的唱和诗，我独爱她的《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何等的开阔视野，岂是一般“乐伎”的胸襟！想来这正是因为她多年在幕府进出，且得以与地方官员议事，又曾被罚至松州偏远之地的原因，使得她身上具有一般深居闺阁的良家女子所没有的壮志和霸气。诗中那筹边楼正是在从成都去松州（今松潘县）的路上，属羌族地区。薛涛对那一带的风土人情、边塞气概、兵家常识一定是了然于胸，所以才会写下“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这样有远见、有卓识、有用兵之气魄的诗句来。松州一带，我也是熟悉的。当初工作不久，即觅得一机会前往藏区，其时就曾途经筹边楼和松州一带。我和朋友开着一辆破吉普车，也是千辛万苦才到了松潘。现在从成都去松潘不但有一级公路，由于九寨沟的原因，松潘还有了机场。但是在薛涛受罚赴边的年代，这一路的辛苦劳顿，是可以想象的。既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松潘也是山穷路遥、春风不至、汉藏杂居的偏远山区。薛涛在那儿的生活与成都相比，的确可谓天差地别。在《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二首》中，薛涛以边塞诗的形式，曲折婉转、陈诉边塞之苦及烽烟之恶（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诗深深打动了当初罚她赴边的节度使韦皋，她也当即获释。
薛涛一从松州回来，就出钱把自己从乐籍中赎了出来，搬到了浣花溪边居住，开始了她的另类艺术家生涯：造纸制笺。在薛涛的时代，正是中国文学艺术兴盛之期，对纸张的需求量和精致度的要求，都很迫切。当时四川麻纸已闻名天下，造纸技术很发达。可薛涛并不满意普通的笺纸，可以想象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与写作有关的东西精益求精。她把乐山特产的胭脂木浸泡捣拌成浆，加上云母粉，渗入玉津井的水，制成粉红色的笺纸，上面印有松花纹路，专门用来誊写自己的诗作，以及送给朋友，当时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也用它来与薛涛唱和。钱存训先生所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中，则称薛涛纸是用芙蓉皮和芙蓉花瓣制成。不管是哪种材料所制吧，当时“薛涛笺”是最著名的纸张，“自四川流传别地，数百年间，全国各地皆模仿制作”。据称薛涛的书法也“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宣和书谱），可惜她的书法作品悉数佚而不见，今人不可能一窥其书法才华和松花小笺的优雅。后人有南华经、相如赋、班固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少陵诗、达摩画之称，薛涛笺跻身这古今绝艺之中，肯定是自有其独到之处。据说薛涛还有一些关于笔墨纸砚的小发明，足以见得她身上颇有些艺术家气质。
如果说当年薛涛年幼时的诗“叶送往来风”是她的谶语的话，那她的一生，正如飘零一叶，风流正随风吹雨打去，半点也由不得自己。那“往来风”曾经是东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虽然没有正式坐上“校书郎”的职位，但是她在数任四川节度使的幕府中，小有权势。以至有人要见节度使，还得向她行贿；而且由于此位置，她也得以与当世名流如王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等人交厚，也得以与他们唱和并留下传世诗篇。据说当时的四川诗人写下作品，第一想给皇帝看，第二想给薛涛读（说明薛涛代表了文学审美的品味）。四川山高皇帝远，说到底，他们的文学理想最后只能在薛涛那儿实现。
那“往来风”有时也是春风：“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这是元稹《寄赠薛涛》的句子。薛涛中年未婚，遇上元稹，对方系风流才子，稍一撩拨，薛涛即堕情网。这简直就是眼睁睁的一段了不了，只好不了了之的不了情。薛涛也如历史上所有的才女一样，挣不脱这样的情愫。十年之后，薛涛作《寄旧诗与元微之》，对元稹的情意，依然如故，不可自拔。“老大不能收拾得，与君开似好男儿”，这种迟暮且不得回应的感情，让人读来心酸。元稹虽用情不专，却也是那个时代自命风流的众多男人中的一个。男诗人大多都有杜牧那“赢得青楼薄幸名”之风流情结，元稹也不例外而已。“他家本是无情物，一向南飞又北飞”，如果说谶语，也许这一句诗可以算得上薛涛一生所遇之人的准确写照。国学大师陈寅恪对元稹有极其深刻的描述：“综其一生形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陈还指出，此系元稹“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及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所致。所以，像元稹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被别人指责，他自己也有些洋洋自得，免不了还要将他与薛涛的一段隐情当做写诗作文的材料。不能就此认为薛涛遇人不淑，事实上，在古代文人眼中，才女和美女还是不同的。与才女交往唱和，共谱佳话是一回事；纳入婚姻、登堂入室则是另一回事，而“巧婚”则更是与佳话、文学无关的一种生存策略；二者都是少不得的。由此想到张爱玲，她一生的爱情悲剧，也是遇上一位既巧宦又巧婚之人胡兰成。张爱玲如此聪明剔透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逃脱；更何况几百年前生活在封建虚伪礼教社会的一个“乐伎”？胡兰成的一生形迹，也与元稹颇为相似，也当得陈寅恪大师之论。最为相似的是：二人都曾洋洋得意地将自已巧婚之事，当成文学佳话，写进自己的作品之中，为自己立传。倒也有许多糊涂之人，当真相信，当真喜欢。
当然，对薛涛来说，最终那“往来风”是西风：西风无情，花自飘零。薛涛一生空怀满腹才华，也空怀一腔热情，从未换回过男人的真心。“偶吟桐叶落人间，始悔才名半生误”，这是清代张怀溥《吟诗楼》中诗句，我想这都是男诗人以已之心度女诗人之腹。悔不悔的，也许只有薛涛自己知道。虽然没有能过上良家妇女的婚姻生活，但薛涛一生却比她们丰富多彩有意思得多。她在唐时能够自由自在，走遍名山大川，见识天下名士和风情。同时也能够自由平等地去选择自己喜爱的人，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却也比那些由父母媒妁定下的终身更忠实于自己。比起那些牺牲自己的终身而在贞节牌坊上留名的女性来说，我想薛涛不见得会后悔吧。
薛涛晚年独身一人隐居成都西郊浣花溪，建吟诗楼，与工匠一起钻研自制薛涛笺，并裁书吟诗为乐。我想她晚年改着女道士冠服，其一为以坚心志；其二也是对人世沧桑、世态炎凉、文人德行的失望厌倦，因此而有意为之的一种逃遁吧。最终，她算是熬到了死在元稹之后，也许在元稹去世时，薛涛才真正感觉到她与元稹“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春望词）的现实处境。在元稹去世之后一年多，薛涛也在成都西郊溘然长逝，留下了一口井和九十首诗。
翟永明（1955—），四川成都人，出版有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黑夜中的素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