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芳
一
每当读到蒲松龄的《煎饼赋》：“圆如望月，大似铜钲，薄似剡溪之纸，色似黄鹤之翎。”我总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煎饼，是鲁中人民的日常食物；煎饼，引起我对童年——五十年代的遐想。
鸟儿啁啾，天光方曙，哥哥姐姐就围在厨房门口，像檐间叽叽喳喳的小雀，嗷嗷待哺：
“娘摊新煎饼啰！”
“我要个黄斓的！”
“我要个软和的！”
我不伸手。煎饼，摊得再好吧，能比得上对门油饼铺的酥油饼好？假如我坚持“绝食”，没准儿娘掏两百块钱（旧人民币）给我买一片很窄很窄的油饼。上小学的几员“大将”中，我最小，常受点特殊照顾。如果我的“绝食”换来的却是“死科子！”的训斥，那说明娘连买青菜的钱也没有了，我只好去吃高粱煎饼。菜呢？自腌青萝卜。刚断奶的小妹一见煎饼，就咧嘴嚎啕，被特许吃细粮。大家常向她翻以白眼，统购统销之初，细粮比例是相当小的。
使我十分恼火的是，三哥创作了一幅漫画打趣我。他画了个极丑的小妞儿，张着豁牙的嘴啃油饼，还图文并茂，旁白曰：“这饼真香！”
家门口小商贩的奚落，更令我尴尬。
“咸渍渍，又酥又香的油饼哩，买块带着上学吧，小姑姑？”卖油饼的汉子说。
“买俩热包子上学吧，小姑姑？羊肉煎包，一咬一包油！”那花白胡子又招呼道。
这些比我大几十岁的人一本正经地叫我“姑姑”，颇令我悻悻然。“拄拐棍的孙子，穿开裆裤的爷爷”，转弯抹角净亲戚，本是回族人的特点，不足为奇。只是那花白胡子尤使我反感，从我记事，他就蹲在我家门口卖油煎包了，可直至我到省城上中学，我仍无从知晓，他那煎包究竟是不是“一咬一包油”！
对煎饼，我倒是也有好的回忆。当母亲的煎饼囤露了底时，她就把那些七大八小、零零碎碎的煎饼花儿，用油盐葱花炒得松软可口，大家吃起来，风卷残云，流星赶月，“脱一瞬兮他顾，旋回首兮净光”，那副形象，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哥哥姐姐却对煎饼深恶而痛绝。煎饼之制，“溲含米豆，磨如胶饧”，推磨的角色是他们。头晕目眩倒也罢了，还常因此上学迟到。那位严厉得全县闻名的中学校长，在大会上怒斥不守纪律者，就把他们三人“金榜题名”：
“某某，他的妹妹某某，他的弟弟某某，要特、特、特别地注意！”
因为学了语法，哥哥姐姐知道这“特、特、特别”表达的是十分严重的语气，自不能等闲视之。更何况校长又每晨亲自把守校门盘查呢！从此，他们鸡鸣即起，天亮时已推完磨，背上书包走了。
油饼铺的汉子来劝母亲了：“过得这么艰窘，还上什么学？叫姑姑们下学吧！”
“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们上学！”
母亲的“声明”颇有点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味儿。至于上学是为学本领，为建设社会主义，那是老师们教的，少先队学的，是中学校长“特、特、特别”指出的。
经济拮据，大家精神却十分饱满。东方未晓就上学；夜晚，争抢罩子灯下的“有利地形”，读书写字。逢年过节，就揣上两个煎饼，一齐去扭大秧歌。二哥在队首开路，手持大钹，威风凛凛。余者身穿列宁服，腰系红彩绸，载歌载舞：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
是啊，明朗的天！解放前，回回多是肩挑贸易，朝谋夕食，读书人如凤毛麟角。我家世传中医，算识文断字了。可父亲初中毕业即辍学。我出生那年（一九四二年），天灾肆虐，因为连煎饼也吃不上，父亲只好将祖房抵了高利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摆在争食煎饼花儿的诸兄妹面前的前程，或许是引车卖浆，或许是肩挑青菜，或许是烙油饼、卖煎包，如那花白胡子……
沧桑之变，解放了！土改中房子回来了，读书的权利也获得了。破屋足蔽风雨，兄妹你追我赶，大的读，小的也读；男的读，女的也读。“砸锅卖铁也供他们上学。”其实母亲有多少锅可砸？我们上学，靠的是人民助学金！
春苗逢喜雨，一日长三寸。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瓦蓝瓦蓝的天。
二
生活稍稍好起来，来了母亲之谓“大乱钢铁”。曾点过哥哥姐姐名的中学校长向同学们宣布：“两年进入共产主义！”
我是高中生了。已懂得两道加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觉悟空前提高；列宁的——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
现实生活与导师的“加法”却分道扬镳了。
“电气化”了：家中电灯的光亮令罩子灯退避三舍。只是我们都失却了争光抢亮的兴趣，在为“小高炉”夜以继日搞运输。什么xyz，什么氧化还原反应、卷舌音，全丢在九霄云外！我曾一宿搬三趟砖，一次两块，行程四十里。食堂也实行“共产主义”了，地瓜蛋随便吃！于是，我有了一道新加法：共产主义=一宿搬六块砖+敞开供应大地瓜。只是我的胃不作美，吃地瓜吃得直冒酸水。于是我不无向往：什么时候吃上碗有油有盐的煎饼花儿，这“共产主义”竟不要也罢了。
母亲的锅终于砸了。并非为了卖铁供子女上学，而是装进老太太们自制的坩埚中炼“优质钢”，结果变成了一堆青不青、红不红的海绵铁。
等到中学校长预言共产主义到来的岁月，地瓜已变成了“高档商品”。我们堂堂高等学府竟供应起狗都不予问津的“代食品”来。好在有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替我们承受“×分天灾，×分人祸”的重压，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提高了大学生的助学金、伙食费，大学里竟没出现饿殍。在浮肿病刚刚退却时，戎马终生的陈毅元帅又在广州会议上号召大学生向科学进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我和哥哥姐姐都在家门口上大学，周末回家，又争抢台灯下的有利地形，有的读原子物理，有的钻高等数学，有的看《文心雕龙》……
那年考过了头一门课，母亲炒了些煎饼花儿，给三个吃够了“瓜菜代”的大学生过“开斋节”。大家边吃边议论考试。我因为把托尔斯泰的生卒年月答错了，俄苏文学史能否得“优”，颇犯嘀咕。三哥又来讪笑我：“这叫旗开失败，马到垮台。你就是吃饭数第一，瞧，‘这饼真香’！”
我的脸“腾”地红到耳根，仿佛又看到那幅捉弄人的漫画，那啃油饼的大豁牙。在我们这些读书人看来，学业上不能争光，是比懒与馋，更为见不得人的。
物换星移，逝者如斯。一九七零年，我那个见了煎饼就咧嘴哭的妹妹从医学院毕业了。她是七兄妹中第七个大学生。我们则是回族医生家第一代大学生。我们七人都曾抱着玫瑰色的理想去日夜攻读大学。有的向往亲手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的企望成为当代的扁鹊、华佗，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有的憧憬下笔绣辞，扬手文飞，为民族文化平添春色。进了大学，更是人人矢志握灵蛇之珠，个个力图抱荆山之玉，五年寒窗，胼手胝足，朝咏外语于晨熹中，暮诵文献于华灯下……
然而，十年浩劫，国难民忧；造反有理，读书无用；“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我的大妹妹是学自动控制的，毕业时因为是“刘少奇的党员”，被贬到县城，分配当售货员。据说，卖无线电元件对于工业大学五年制毕业生，仍算“专业对口”！我们另外的人呢，或靠边站，或当“老牛”，或干“火头军”。一言以蔽之曰：臭老九。块然独坐，百忧俱至；泡茗对谈，哀愤两集：你的计划成了水中月，她的打算变为镜中花，我的劳动付诸东流水……我百思不得其解：母亲用煎饼花儿，人民用助学金，供我们读十七年书，难道是为了让我们跟在地富反坏之后，忝列第九？我是何等懊恼烦闷啊！
三
前天，小妹对镜纠正日语发音，忽然说：“我的下巴就是比我女儿的宽，归根到底，我也是吃煎饼长大的，咀嚼肌格外发达。”
“你闺女不至于见了煎饼咧嘴就哭了？”我揭她的短。
“她最爱吃煎饼了。”小妹笑嘻嘻地说，“可你看，人家吃的什么煎饼？”
说着，她从桌上拿起一包塑料纸包装的糖酥煎饼。那是用小米加香蕉、菠萝、橘子、白糖制成的，比一般糕点还要昂贵的山东名产。“文化革命”前，只能从高级宾馆买到；现在，泉城处处可见，并成为小妹母女的日常早点了。
母亲不以为然，说：“如今，煎饼成了甜的，咱可没摊过……”
变甜者岂止是煎饼？还有我们的生活！闭门独坐，读书攻关；醇酒对酌，笑语绵绵：你提了讲师，我升了工程师，她入了党；你的论文得发表，我的设计已过关，他开始学第三门外国语。一言以蔽之：学以致用，争做贡献……
我丢一块糖酥煎饼在口中嚼着，赞叹道：“香甜如饴，酥脆可口，这股甜蜜劲儿，真适合除四害后咱们老九的心境。”
三哥又挖苦我一句：“这饼真香！”
大家哄堂大笑。又一致断定：“这糖酥煎饼花儿不及母亲那有油有盐的煎饼花儿可口。”
“为什么呢？”我很感兴趣地问。
有的说：这煎饼甜得发腻，失去了做鲁中劳动人民主食的资格，因为山东人不嗜甜。
更多的却说，因为母亲的煎饼花儿引起大家对“早晨”的联想。
不是吗？那阵子，我们吃煎饼花儿，我们抢罩子灯亮儿，我们穿补丁衣服，弟弟拣哥哥的，妹妹拾姐姐的，清贫朴素，甚至不免寒伧。可我们这帮黄毛丫头、毛头小子，恰如初生的新中国，奋发向上，朝气蓬勃！我们多想再揣上煎饼，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去扭大秧歌！那或许会使我们对失而复得的教书、读书权利加倍地珍视；那或许能令我们将十年创伤留下的瘢痕尽快消除；那或许使我们在大学讲堂，实验室中，手术台上，更多地想到民族殷切的期望，国家复兴的重责……
不要忘了吃煎饼花儿的年代；更不要忘了连煎饼花儿也吃不上的年代吧。
马瑞芳（1942—），山东青州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散文随笔集《学海见闻录》《假如我很有钱》《野狐禅》《女人和嫉妒》《漏泄春光有柳条》；学术专著《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创作论》《幽冥人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