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
说起来惭愧，我的大学不是读过来而是混过来的。因此面对编辑的殷殷相邀我十分不安。我名义上是在读大学，其实，不是按规定的读什么，研究什么；而是按自己的选择，读了一些，研究了一些，一直混到校方宣布我毕业，我的大学生涯就画下了一个不具实质性的句号。我只盼望我的这份直白，能够获得读者的理解，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态，而是当年我们一批青年的处境。
一九三六年，我从吉林省立女子师范的高中部毕业，面临的形势，对十六岁的我来说，是压力重重，难以分解。如果我继续在满洲上大学，只能上女子高等师范。那个年代，那个地区，大学还没对女生开禁，延续上千年的重男轻女的习俗捆缚着社会。满洲，这块被日本人侵占了的沃土，在继续忽视女人。我不想学成之后当老师（我认为当老师最没出息。这个想法很狂妄，当时确实这样认为），虽然我很敬佩我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多半来自关内的北平、天津的大学）。我总有种说不清的疑惑，我不相信那个派驻了日本管理人员的女高师会有什么新知识给我。我渴望到北平或天津去上大学，找回不是“满洲国”而是中国的感觉。可是，当时泰山压顶的政治态势，我找不出抗争之路。
从家里来说，逝去慈父的家，对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金丝笼，恪守传统妇道的继母，认为女孩儿家书读到我这个份儿上是够可以的了，她的职责是：把我嫁到名门望族的大家去，做个锦衣玉食的少奶奶，她也就算是尽到心了。这个现实，我也无可奈何。
父亲金兰之交的张鸿鹄七叔，及时引导我走出了迷津。他说服继母，更得到了父亲去世后主持我家公司业务的侯尧雪伯伯的首肯，送我们姐弟四人一律去日本上学。他的理由简单明了，不容置辩。他说：由于父亲一直不肯就任满洲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官职，和日本的关系很僵。如送子女一律去日本读书，可以使这种僵直的关系缓上一闸；上关内读大学，“满洲国”币不能与中国货币兑换，学费不好解决。“满洲国”币能与日本国币自由兑换，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家里负担得起。他用深沉的目光盯视着我，静静地说：日本比中国先进，你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他建议，大弟、四弟去工业学校学电机，继承父亲实业振国的遗志，我和四妹去学医或学制药，学上一门自立于世的本领。
我们的这位张鸿鹄七叔，当时是哈尔滨市的电业局长，是我心目中和父亲一样的智者。这位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的留学生，和父亲亲密得很，在我家有很高的威望。他是和周恩来总理同时留日的好友，总理那首大江东去的绝句就是送给他的。其实，他是打入“满洲国”高官阶层的异己分子，是为中共工作的，这个情况，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如此，我们去日本留学的事就定下来了。父亲青年时在日本正金银行的同事，当时是“满洲国”主管经济的藤本，这位一直作为说客请父亲就任“满洲国”高官的藤本，知道我们四人要去日本读书，立时派人送来了介绍入学的各种关卡，当时，“满洲国”的学制向日本看齐，我进大学，弟妹进中学都很方便。
另外一封来自我母校的推荐信，加速了我们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师的日籍副校长村田琴写来的。这位被同学们背地里叫做穆老太、举止高雅、礼貌周全的典型的日本知识女性，殷殷切切地劝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就读。她之所以这样赏识我，是因为我表现并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满洲淑女的形象。其实，这不过是出滑稽戏，我只是玩了个简单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认亲，回来后发表了“访日回銮训民诏书”，说什么皇帝他也是天照大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孙，以之佐证日满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这份“诏书”满洲老百姓以不睬对之。事情是明摆着的，几千年来乃是炎黄子孙的认祖情怀是流淌在老百姓的碧血之中。硬扯什么天照大神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狗肉怎么贴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们村田琴老师，却命令我们默写皇帝的“回銮训民诏书”以示忠诚；且规定，不及格者不予毕业。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难题，我们连看都没仔细看过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诏书，如何默写得出来？同学们一筹莫展之际，身为班长的我出了个鬼主意，我去向村田请示：为了表示对皇上恭敬，我们愿意用宣纸与毛笔来恭默诏书，她欣然同意。我们备好了宣纸，备好了墨汁，为怕墨汁洇纸，还备了一张衬纸。点子就出在衬纸上，我们用铅笔，淡淡地用ㄅ攵ワㄈ在衬纸上拼写了诏书。村田不认识ㄅ攵ワㄈ，也没想到这里有鬼。当她拿到我们全班一致默写得整整齐齐的诏书考卷时，开心地微笑着，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业绩，她为“日满一体”作出了贡献，她为“满洲国”培养了一批高标准的淑女。
一九三七年初春，日本的新学年开始之时，我们四个满洲少年，便踏上了那美丽的岛国，樱花如云如霞地迎接了我们。
我去东京女大报到，村田的推荐信早就来了，女大招生的老师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便录取我为历史系的一年级新生，试读期半年。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轻易地揭开了序幕。东京的景象，引发了我这个殖民地中长大的女儿的万千思绪。按照当时日本社会上的惯例：老百姓把部分房屋租给留学生下榻（叫做贷家），于是我住进了名叫吉野的一个日本住友公司的小职员之家。吉野太太对我们非常友好，招呼得十分周到，她叫弟弟们为学生仔、叫我和妹妹为闺女们。这个宛如家人的称呼，使我们丢掉了诸多疑惑和不安。吉野一家人的面目和君临满洲的日本人相差实在是太大了。住熟了之后，我才明白，日本的媒体宣扬的是用日本的先进技术帮助技术落后的满洲开发资源，以达到两国的共同富裕。没见过殖民者烧杀抢掠真面目的日本老百姓，真诚地相信这个美丽的谎言。因为日本确实资源匮乏，满洲又确实没有先进技术。而且，从明治维新以来，媒体一直着重渲染的是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同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和满洲人必须通力合作，改变白种人垄断世界的局势。这个渲染，很合表面谦虚其实自视极高的大和民族的胃口。
接触了日本本土，我体认到，我在满洲学的那点点日语只不过是个皮毛，要在日本住下去必须把日语学通。
经过思虑，我没正式去女大上学，而是进了东亚日本语学校的高级班。留学生的前辈告诉我们，创办东亚日语学校的松本老人，是个中国通，他一直反对政府侵略中国，是中国人的真朋友。
那时，松本老人已经退休了，他不时地到学校里来巡视。碰见他，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不是向我说什么兄弟之邦、日满一体的鬼话，而是给我讲了个民间故事。他说：日本人进满洲，是趁菩萨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给菩萨的油豆腐。他的这个比喻，把我惊呆了。我开始思索起战争，渴望知道战争的诸多内涵，十多岁的一个女娃，狂妄地把民族兴亡的重大课题和自己搅在了一起，从心底感谢松本老人给我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战争课。
我们这一代在东北大地上长起来的青少年，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知道关内，也就是中国大陆上的各种情况。“满洲国”成立以后，关内的书籍一律不准进境。中学虽然学的仍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课本（“满洲国”还没来得及做出自己的课本，一九三八年以后便全改了），但那都是过去式。我们需要了解现时，需要明白自己的处境，需要探究未来，我们东北的年轻人，是背负着几代人的被侵略的苦难长大的。我的那个富有的家族，我的那个一心想振兴实业的父亲，是在不断地跟租界的洋老爷们打交道，拼搏过来的；他的发家史，步步伴随着难耐。具体到女人身上，悲惨到凄绝人寰。我的祖姑姑据说是美甲一方，日俄战争后，横行在东北大地上的沙俄军仓皇溃退，他们用来购粮强塞给老百姓的沙俄纸币——羌帖，一夜之间成了废纸；祖爷爷在家无隔宿粮的情况下，把祖姑姑聘给一位土地主的病儿子换回来果腹的高粱。祖姑姑在备受欺凌的情况下，二十岁上便郁郁而死。我的姑姑用那花花绿绿的纸币给我们折叠偶人游戏，告诉我们老百姓是怎样受羌帖的跌宕而家破人亡，就是这位姑姑也因为姑父吸食鸦片夭折而年轻守寡，不得不依靠娘家度日。英国人强送给中国人民的鸦片，“满洲国”成立以后，成了公开的娱乐品，我的堂兄，二十岁不到便陷入了吸鸦片的毒坑而一蹶不振。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我们无法回避身陷水火的处境。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至今难忘。
三十年代的东京，中国留日的学生有个组织——中华同学会，人们告诫我，去那里，会受到满洲特务的监视。我没有被吓倒，终于打听到了，我们吉林女师的一个叫颜毓荷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去北平读了民国大学，常在中华同学会出入。于是，在颜毓荷那响着风铃的贷家小屋里，我见到了一群颜的朋友。他们悄悄地为我唱起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指引我去内山书店看中国大后方的书，指引我去逛神田街的书市……那是些什么样的书啊！朱光潜的《论美学》、郭沫若的《屈原》、何其芳的《画梦录》……还有萧红的《商市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华大地，我的同胞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站立起来，我找到了中国人的感觉。民族的温暖使我心潮激荡，我忘记了我的东京女大，我在上着中国人的大学，在日本帝国的心脏——东京。
神田街的书市拓宽了我的思维，我看到了日本人重视文化的一面，那结晶着人类智慧的书带着馨香溶入了我的躯体，书摊旁的盏盏小灯，合着夜的深邃向我述说着世事沧桑，向我介绍了马列主义，给我说明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我浮沉在书海中，上着真正的大学。
这时我结识了我的丈夫柳，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数学，中途来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学经济，他说中国的落后，病根在于没有现代的经济。他是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正着迷于早大的早期毕业生、当时是名记者的石桥湛山关于中日两国国情的论述，他说，石桥的论述说尽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卢沟桥的炮声，证明了石桥论断的准确。给我上了关于故乡沦陷的主课。
丈夫考进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做记者后，我转学到了神户女子大学，那间私立的，由东京女大早期毕业生主持的大学是培养贵妇人的温床，日本很多女名人、很多外交官的夫人都出自该校。我选择了家事课，只因为家事课的功课比较轻松，我要腾出时间来读我自己选定的课业。
当时的日本，把席卷二十世纪的马列主义作为学术研究对待。他们也抓共产党，但不禁书，就说列宁的《论国家与革命》吧，就有两三种不同的由俄文、德文译成的日文版本。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的于明仁，在奈良女高师学历史的田琳，同是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鲁凡，雪萤和我及丈夫成立了自发学习的小团体，像吞食食粮一样地猎食着这些红色书籍。想起那时的热忱，至今仍然心动。一位哲学家曾总结说：二十世纪初期的青年，不信仰共产主义是没有心，真是一语中的。
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日本的古都奈良，凌晨走出夜读的田琳的小屋，奈良温婉的小鹿呦呦地叫着走过来接受人们的抚摸时，我总是泪在眼眶里转，把自己的宵夜——白薯干送到小鹿的唇边。那时，日本人果腹的白米已经短缺了。我们学校里也有了所谓的“勤劳奉仕”，不定期地到被服厂去协助缝制军衣。庞大的军服需要，说明战争的激烈化程度，被媒体煽起来陷入战争泥淖的日本百姓也朦胧地觉察到了大东亚帝国很可能是个难圆的梦。
神户女大家事系的主课是古文学、美学、茶道、花道及外国语（英语、法语还有德语）。茶道所营造的人生气氛，对我影响很深，那是个洗涤灵魂的场所。学校里的茶道教室，围在一丛绿竹之中，我们按照茶道祖师千利修的规则，洗盏、泡茶、静心、修身，把世俗尘声锁定在翠竹之外，意静神驰地享受茶香中的恬淡人生。彼此奉茶时，我注意到了忧愁已经悄悄地爬上了这群淑女的眉梢，她们中的亲人——哥哥或弟弟，甚至是未婚夫、丈夫，出征后已经做了他乡之鬼。再恬淡，也无法脱开这种亲人遽亡的伤楚。
花道是个酬答天籁的课业，是再现自然和谐的美育课，我把黄玫瑰插在凸花的暗色玻璃瓶里，配上新生柳枝那白茸茸的毛毛狗，就感觉到春天在轻轻走近。如果换上褐色的芦荻来配黄玫瑰，那感觉便是秋天主管了人间。我们的花道老师，一个名叫美智子的高雅女士，对我在插花中的创意很为欣赏，但我们总是不欢而散。课业之后，她常常说：“这种课业，满洲没有吧！”我很想回答一句“满洲的蔷薇是泡在血泊里的”，来刺刺她那把大和民族看得高于人类的傲慢，却几次都忍了下来，因为随着战争残酷的具体显现，我已经脱却了姑娘的鲁莽，我明白这种情绪的发泄，只能招致灾难。我只能保持我这个满洲淑女的形象才能顺利地学完课业。
神户女大的古文学课，以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为重点，是必修课。我好不容易弄懂了日语古文语中的句式，才啃读了日本的这部关于两性爱情的千古绝唱。书里讲述的爱情坚贞得肝肠寸断，和我们中国的帝王一样，帝王可以移爱多方，皇妃和姬却总是忠于一身，非常非常的缠绵悱恻，非常非常的男性中心，我不喜欢书中那些仪态万方的女人，因为她们距离现实太远了，这当然是我对古文学的无知。其实是那个悲情时代，使我们这群背负着国恨家愁的热血青年无法接受爱情至上的信念了！
珍珠港的炮声，媒体吹嘘到了歇斯底里的境地，老百姓的反应却很淡，勿须说已经有人越来越明白战争怕是要赌不赢了。我们居住的小镇上，贴着出征之家标志的门户似乎一下子就冒出了很多，背负着婴儿的小母亲，手持“千人针”伫立街头，请你为她缀上祈福一针的景象是那样地令人心酸（“千人针”一条长布，上面画了一千个针点。日本的母亲们相信，只要一千个不相识的人都缝上祝福的一针，这条长布便具有了保护战场上兵士的神奇力量）。
女大的课业结束了，我得到了同学们的惜别礼物，不但是我们，连这些日本的淑女们也不再提什么日满一体了。她们和我一样，悄悄地品味着民族的苦难。在这美丽的岛国里，尽管很多绿地都改种了水稻，果腹的稻米的配给量还是在减少、减少。
梅娘（1920—），原名孙嘉瑞，吉林省长春市人。在1940年代的文坛与张爱玲齐名，有“南玲北梅”之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主要从事科普电影和散文创作，主要著作有《小姐集》《第二代》《鱼》《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