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1979年，我到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周扬同志住处，第一次去组《周扬文集》的书稿。当时他很踌躇，不肯点头。我肯定地说：要弄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离不开你的这些文章，无论怎么说也得出。为这部稿子，我追了他几年，到后来，终于了解了他整理这些旧稿时痛苦的心情。想起来，我真不应该催他审阅这些旧稿，要出的话，更应该好好地出一部注释。这部稿子，简直就是周扬一生的注脚啊。
周扬，这位从延安起一直长期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的人物，作过无数次报告。那时真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文艺界讲开放，讲重写文学史的最值得研究、最有价值的。
我并不熟悉他，只从头说一点他给我的印象。
首先不了解他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的最初的真实思想。可是我猜想他最初可能也有跟我这种人差不多的地方，当然深浅不同，他起初大约也真的相信自己所宣讲的一切。
我最初见到周扬，是在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学工作者代表会上。我作为青年团派出的代表，听周扬在会上讲话。那时我差不多不认识任何一个作家，也不懂什么文艺，真怕作家看不起我们。可是周扬讲到我们团组织出版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时，用手指着我微笑地说：“你们出那个书，青年很需要看嘛。”会场上的人回头看我，我心里高兴，觉得我们也得到了文艺界领导的承认。
后来，我到了作家协会，办《文艺学习》，几乎变成了青年团在作协的代表。我们的刊物成天介绍一些苏联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什么《金星英雄》《钢与渣》等等。没想到我这个不知文艺为何物的人，竟很快成了作协党组成员。开起会来，周扬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他总是对我微笑着。周扬说：“现在文艺界团结了，就是胡风派，这个小宗派，还有些问题。”我不知道什么宗派问题，也不认识胡风，也就信以为真。胡风写了一个三十万言书，作协把它印发了，说要批判它的错误，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错误。到后来，忽然在报纸上宣布：胡风不只是文艺观点错误，而是反革命集团，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这一次，大家才真的震惊了。我在武汉看过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虽不甚懂，却认为总的说来还是革命的，万想不到他竟是潜伏特务。周扬在会场上连说了几句：“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样子他也没想到。底下他就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察觉问题。我们文艺界哪一次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发现出来的，我们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训传》是如此，《红楼梦》问题是如此，这一次胡风问题又是如此。”他说的《武训传》事件，包括他自己没有首先出来批判那部电影，因而挨过毛主席的骂，这我知道。大家唯唯，我自然也点头称是，只怪自己笨到如此程度。我还写了篇文章，批判胡风，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听党的话，紧跟周扬。我实在不懂胡风和周扬的理论根本争端何在，以为毛主席真的发现了匪巢。
但是后来局面越搞越大，越出越奇。从胡风发展到丁玲、冯雪峰。我不知道丁玲有什么罪，只知道因为她提倡一个作家应当写出一本打得响的书，叫“一本书主义”，她就属于反党了。而冯雪峰同意了发表俞平伯的论《红楼梦》文章，就成了“有犯罪感”，而且说是他们想办同人刊物（还没办），就是反党刊物，由此抹掉他几十年的革命历史，成了右派。后来，发展到与丁玲有关的陈企霞也成了右派，然后是与陈企霞一起办刊物的编辑被一概网罗在内，再然后是丁玲的秘书也算了进去，及至后来，与丁、陈、冯毫无关系，因自己写了“现实主义道路”，真正和我一样听党的话，老解放区出身的秦兆阳，也进去了。再以后就打到了比我还要纯洁年轻的王蒙以及陈企霞在老解放区教过的学生、一味歌颂解放区的徐光耀……我的天！不懂文艺理论的我，也不能不接受现实的教育，脑筋开动起来。慢慢地在我所编的刊物《文艺学习》上，发动了关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接着，我自己也写了不属于口口声声歌功颂德的小文章，于是我就由紧跟右派突然掉到了右派的边缘，作协党组成员被撤掉，中直党代表也撤了，被遣送下乡。
那几年，我下去又上来，上来又下去。记得在一次下去之前，听周扬作报告，他点名大骂黄秋耘：“什么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就是人民大众！你眼睛里还有人民大众没有？”听了这话不由我全身震悚，觉得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
那篇周扬署名的《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以及批判艾青等等后来成为毒草的文章，使人迷惘。令人分不清何谓香花，何谓毒草。若说这些都是毒草，是右派，试将文章译成外文介绍出去，不告诉他们作者是谁，外国人准得说这是左派。人的是非左右观念已经弄乱了。我就是想学，也学不来；我跟，却跟不上。
由于我自己的逐渐明白，我自然与周扬同志越来越少接近。我下放农村工厂两年之后，被调到作家出版社，叫我编一个栏目。后来又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我忽又变成副总编辑，然后又合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负责人。事情实在奇怪。我为了这件事，曾去周扬同志家恳请免去此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在文艺界实在不敢言是非，自知何德何能，不能堪此。我在周扬家院子里说：“这原是冯雪峰、王任叔这些前辈干的。怎么让我干这个？完全是偶然性，我不能干。”周扬却坐在藤椅上喝着茶，一笑，道：“多少人干工作都是偶然性，叫我现在做这个工作，也是偶然性嘛。”当时我听不懂他的偶然性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周扬把我这样的人看成什么人。想来大概是已打倒的人太多，敢信任的人太少了，因我不属于任何派，不必狠批狠斗，只要平时老实听话就可以，那就“偶然”用用吧。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不老实，为写了两篇小说（《月夜清歌》《访旧》）被列名送到北戴河会议去批判。我们这些并非什么集团亦非右派的人又一次被找出些破绽，被送下乡。我下去之前，情况已经又有了大变化，已经开了夏衍的批斗会。夏衍跟周扬的关系，是大家都清楚的。夏衍尚如此，何况其他人？陈荒煤、邵荃麟、齐燕铭……也无一不遭贬谪，这时只有周扬还在。我还想，文艺界竟只有他一个是正确的了。可是他经手批判过多少人啊，我是抱着必难苟免的心情下去的。
我下乡回来，是一九六六年，整个局势全变了，被贬谪的人关进了监狱。我一下火车就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文化部文艺界的总牛棚）。批斗的大字报贴满墙，田汉、林默涵等，都关在这里。周扬的名字赫然在目，人已经病倒，而且抓起来了，文艺界最后一个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文艺界最重大的问题，已经全部被英明地发现出来。文艺界就此彻底瓦解。这使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反倒放了心，反正无可系恋，去劳动改造就是。在干校，我们谈起将来的前途，差不多都说：“将来若有解放回去的那一天，文艺这行决不干了，编辑决不当了，文章更是打死我也不写了。”
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人们好像从梦里醒来。有一回，我到中组部招待所去看解放不久的蒋南翔。老蒋对我说：“周扬听说你来了，他想看看你，好吗？”我说：“行。”于是我和周扬同志在老蒋屋里见了面。他见了我，微笑握手，好像没有多久不见，问我：“你怎么样了？”我当然只能回答：“这些年，犯错误，受了些罪。”他仍然以从前接见我时的平和仪态向我轻轻点点头，安慰似的说：“那没有什么，你是犯的小错误，我犯的大错误嘛。”后来他问我文艺界一些人的情况，大概这时他见到的人还不多。他犯的大错误是什么？没有明确告诉我。但是我已经有感觉，他不再自认为是正确的了，而且可能也不再认为那些由自己的嘴说出来的全是英明正确的了。
他重新和大家接触之后，我又一次听到他的报告。会场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没有台子的主席台横位上，我坐在直位上，离主席位不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讲话流泪，虽然他没有当众一一批判过去的事，但是明确地说了：“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
那以后不久，我去上海，曾和一些青年作者座谈，记得其中有张胜友、孙颙、叶辛这些当时才露头角的人。他们正在思想刚刚得到解放的火头上，提出来：“像周扬这种人，整掉了文艺界那么多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跟他讲一讲理？”我不能完全代替周扬声明他的苦衷，只觉得摸到一点门，只说了一句：“事情看来很复杂。”
广州召开文代会，那是很热烈的一次会。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李季……全都去了。我并无资格专程前往，却由于组稿，也碰巧去了。会上这几位领导都讲了话，批驳了江青的“黑八论”之说。会后几个人同游肇庆七星岩，林默涵、光年和我像青年一样，奋勇登山，周扬、夏衍上不去，笑着站在山坡下指点。那个晚上，大家同宿波月楼，各人执笔题诗，诗人张光年、李季写了，不会写诗的也都写了。十年苦难不能见面，此时真是逸兴遄飞。诗写完了，大家赏月，又坐在周扬屋里闲谈话旧，谈得无拘无束，记得周扬同志笑着，指着我说：“王作民告诉过我，你原来是个大家闺秀出身哪，怪不得会写诗。”大家做打油诗说：“两条汉子又重来……”人们笑着，享受着这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朋友的气氛。
广东之游后回到北京，就逐渐有点故事了。有一次周扬住院，我去探望，他虽很简单但很恳切地告诉我：“我跟默涵说了，我们批评错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认错，我希望他和我一起改。”
为了组《周扬文集》的稿子，我开始跑中组部招待所。一开始，周扬是一般地推托，说稿子太多，自己全部看一遍来不及，稿子没有传世价值……但是到后来我去得多了，要这部稿子的诚意表达明白了，他终于跟我说了很简单的实话：“这里边有些文章，有些段落，是毛主席改的，还有毛主席写的。那篇大辩论就是。如果要用我的名字发表，我必须一一说明。所以很费事。”后来我们才又找了别的同志帮他整理加注。但是叫他给自己的文章加上这样的“注明”，并一一过目，这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进行得很慢，到后来他提出：“慢点出第二卷吧（就是批判文章最多的那一卷），先出最后的一卷（也即“四人帮”垮后属于他自己的文章）。”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他希望读者群众能了解他本人，本人真实的思想！他不愿意拿那“偶然”的正确面目再和读者相见。但是作为编辑的我，却希望出全集，因为这样才能表现周扬这个人的历史全貌。在这件事上，我实在是对不起周扬同志，让过去的矛盾和痛苦更深地折磨了他。
那几年，听说了周扬跟好几个被他批过整过的同志谈话道歉。我自己也听周扬说过：“要说划艾青右派，我本来不主张的。”可是不主张怎么又划上了呢？他没告诉我。我见过胡风来开会，周扬跟他握手。冯雪峰跟周扬历来不对，这我知道。我们为雪峰补开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主持。我在门口张望，心里一直不安，不知周扬会不会来，但是最后他居然来了，站在群众队里。而且后来还听说，周扬自己刚释放出狱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早写过一个意见，提出恢复雪峰的党籍了。我想：啊！原来如此。
他在忏悔了。他在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们相见了。这是使二十多年遍体疮痍的文艺界大家欢喜、大家弹冠相庆的事情。人们全身放松，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他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这就是他所要出版的那一本近作。他在文艺界也开始按他自己的意见做工作。任免干部，我们又开始有事情去找周扬了。
可是，大家天真地、随心所欲说真话的时间并不算太久，就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别人写了文章，认为可以讲。周扬也发了一篇，却为这文章受了批判。而且与批判唱反调的文章不许登。一时，我们这些紧张惯了的人又紧张起来，又得纷纷表态。
我们社里一位同志说：“我前两天刚看了周扬这篇文章，觉得很对。今天再看了批判，才知道错在哪里了。”这种调子是人们这些年当众表态的常态。适逢这年春节，我去周扬家拜年，与老李同车，他问我：“若有人问起周扬这篇人道主义文章，该怎么表态啊？”我说：“我作为一社之长，那只能推。就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懂。要是机灵人，还听不出我的态度？”
到了周扬家，果然一会儿他就谈起这个问题，神情很压抑，说：“我想不到这么一篇文章会引起领导上这样重视。”然后就问，“你们的态度怎样？”这时正巧又有两位客人，我当即不假思索地按原准备的回答，以“不懂哲学”四字打马虎眼。我当时以为，我在这时赶到他家来，不是同情慰问他还能是什么？态度已明，不必再多说了。
后来周扬就又不大管事了，也不再在公开会场上露面。我虽然再见过周扬，从来也没提过一句他挨批判的事。
这年冬天，周扬跟几个作家去广东游览散心。黄秋耘接待了他们。不久，秋耘来京，告诉我：周扬这次在广州曾经单独与他深谈，忏悔自己过去对他那个“中不溜儿芸芸众生”的错误批判，同时谈到我们大家能否认识自己的错误，提到了我，说：“韦君宜这个人嘛，对是非分不大清。”这句话给我震惊很大，他怎么会认为我是非分不清？我自认为是非还是分得清的。我没想到他这样看我，我心里难受。
周扬回京以后，不久就病了。我曾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有别人在座，没有提出我心里的问题。
我听说了周扬这些日子的郁闷，我反复想过自己向周扬说过的话。想起那句“不懂哲学”，不禁越想越愧汗难禁。我知道错了，完全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改正了过去多年没有思想，跟着周扬闭着眼睛跑的毛病，其实没有。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周扬是犯过错误，说过许多错话，可是现在他忏悔了。他以前说的赞美卓娅的话，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文章的话，大约都是真话，但是后来他知道错了。他说了实话，就以为我们这些人都在说实话了。他没有想到，我还在他面前说为“表态”而推诿的话，还在说要他猜测的含糊世故的话。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
我觉得我应该在周扬面前忏悔。后来，我就又一次假借看望别人的名义，钻进了已禁止探望的周扬病房。抬头一看，周扬闭目张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完全昏迷，不省人事，已不可能听我再说一句了。我只得默默地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悄悄退去。
周扬现在还活在人世，我多么希望他能醒来听我的忏悔啊。我还等着。
我探病那时候，正是作协开代表会，周扬不能来了。当主席台上念到他的贺词时，台下掌声如雷，达三分钟之久。然后又有青年代表发起给周扬写慰问信，响应签名的不分老少，几乎是全体（包括我）。许多年轻人不会熟悉他，并不甚了解他干过的具体整人的事，但他们为他鼓掌。可见他的忏悔之心已经传遍了文艺界，为大家所谅解了。
周扬仍然怀着一腔天真的痛苦，不能听，不能谈，躺在病床上。虚伪了一番，而又不想虚伪的我，常常想起周扬。“四人帮”垮台，波月楼那一次，难道依然是一场梦？朋友的气氛呢？忏悔真诚呢？我又不敢信了。
韦君宜（1917—2002），原名魏蓁，湖北建始人，生于北京。历任《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离休。著有《思痛录》《露沙的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