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
当树叶子由浅绿变成了深绿的颜色，在黄昏的急雨之后发着醉人的浓郁的香气，苍蓝的天空上漂逝着被清风追逐的白云，白云刚逝去以后便闪耀出粒粒的繁星的时候，我便有一个感觉：这是仲夏夜了。仲夏夜是一个美的而带着梦一样的神色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像梦一样的时期中，人们也容易想忆起梦一样的事情。那一年，在一个仲夏的日子，我和我的朋友青芝住在有名的吴淞海滨上的一个小房子里。一个构造得极其简单的，渔人的住宅。
我们到那里来的目的是消夏，所以我们并不很注意房子的内观，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海水，海边的太阳与树林里的树叶子香与海水混合的空气。
自从到那里起，我们每天总花一大半的时间在海边跟树林里，或是靠我们小房子不远的海滨旅馆里。这旅馆是当时吴淞的一个有名的现代化的小旅馆，里面精致而舒适；有都市旅馆的方便而没有那样嘈杂。那个旅馆建筑在海的对面，从窗子里边可以看见绿色的海水。住在这个旅馆中的客人不多，大概只是几个大学里的教授跟刚返国的留学生。因为普通旅客觉得这旅馆租价太高，爱挥霍的客人又嫌它过于僻静，不够他们去作那些繁华的消遣。
在这个旅馆的旅客中有一个我的朋友，他叫陈灿，一位大学教授，是从大海的南面来到上海旅行，而到这里来消夏的。
我们每天除开到海滨而外便来拜访这位主人。
陈灿除了是一位大学教授而外，还是一位诗人，除此以外还是一位考古学家，一位有丰富的著作与诗的感情的少年。他是我的朋友，但是跟青芝方面，那是有着更佳妙的关系，这意思是说，他后来跟她演过了美妙但是悲剧的故事的。
在我们来到海滨不久的一天，陈灿接到广东某大学的电报，催促他即刻回去，为着这缘故他决定明早乘车返沪，去作海上的旅行。于是我们决定大家在海边上过一夜，不回去也不睡眠，作一个临行的记念。
这天晚上，月亮的影子刚从海边升起，星星还不曾争斗过落日的余晖而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便到海滨去。
我们到海边的时候，陈灿已经在那里。他穿了雪白的白帆布上衣跟裤子，带了一个大的藤篮子，篮子的颜色跟他的脸印在一起，更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是一位文弱的书生啊。”
我自己这么想着。
“你把行李都带到海边来了吗？”青芝好像在讥笑他，指着他的藤篮子。
“你们打算饿着肚子过一夜么？”陈灿也答复了她一个讥讽的微笑。然后打开藤篮子，拿出一瓶汽水，又说：
“这就是我的行李啊！”
青芝显示出了一个嫣红的微笑，然后向我说，“我们多粗心啊，连一个水果也没有带来。”我没有说什么，心里赞同了她的话。
这时明月已经上升，繁星在天空中眨着明亮的眼睛，像是在庆祝，同时又在讽刺着人们。
我们没有另外选择地方，就在刚才坐下的那个海边安定下来，铺开每个人自己带出来的一条绒毡，准备去过这个仲夏的晚上。
原来我们都预备了很多的话，要在今天晚上说。我们要谈诗的问题，哲学的问题，还有恋爱的问题。我们预备要在这个整个夜里把我们平时要谈论的东西都作一个结论。但是当预备开始谈论什么的时候，因为头绪太多，便无从开始了。最后我们决定先讨论恋爱问题。但是恋爱的问题太广泛，夏夜却太短促了；于是便决定由陈灿给我们讲述一篇都德所作的，带着一点恋爱情绪的《星星的故事》。这故事是写一个牧童跟一个乡下姑娘在星星的夜里，坐了一夜的兴趣，在他跟日光一样的苍白的脸上现了一阵微笑，故事便开始了。
故事说了一半，夜也过了一半了。我们觉得有些饥饿，便打开陈君的藤篮子，拿出汽水跟蛋糕，吃了一次午夜的茶点。
这时天空晴朗得像雨洗过的，星星跟都德的故事中所写的一样散发着热情的光芒。陈灿讲到故事中的年青姑娘的时候，他自己的眼睛里也闪着星星一样的光辉。在这时候，我看着青芝，她的脸上显着微红，困倦的嘴角上带着微笑，她的眼睛也发着异样的光彩，在月光的引导下，他们两个的明亮的眼睛接触了。
这时我很想避开，我想他们两个一定要说一些跟他们眼睛一样的热情的话。但是我终于没有走，第一，我觉着在那种场合里我一人要求走开是一种粗鲁跟不礼貌，其次，假设因为我的提议三个都分散了，那却要拆散别人的美满相遇了。
故事还不曾完结我就觉得非常疲乏，便躺在我自己的绒毡子上。这时月亮已经高升，夜风带着腥咸的味道从海面上袭来。
海波呼出钢琴键似的声音，远远的树林里送来袭人的香气。
疲乏使我便睡着了。星星的故事如何发展，什么时候讲述完结我都不曾知道。但是我记得，当我醒来的时候，他们两个还是坐着，只是坐的地方移动了，他们背向我，青芝的颈子倚靠在陈灿的臂上，一个仲夏之夜完结了。
第二天一清早我跟青芝把陈灿送到火车上。当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发觉青芝的眼角上有一点发亮的东西。我没有跟她说话，我心里暗自为他们祷祝，希望他们之间会有一件好的事情。过去了一个秋天与一个冬天，我从青芝的信上知道她与陈灿订了婚约。在这一年的暑假里他们要在上海举行婚礼，然后同到海外去。并且从青芝给我的信上，我知道他们两个的心里正像海浪一样在热烈地相爱着。
这个暑假里，大考刚刚结束我便从南京赶到上海，为着参加他们的结婚典礼与送别。
原来，在每个暑假我都来上海，在来上海以前，我一定有信给青芝，况且我要把来的那个日子告诉她，使她来车站迎接我。这个暑假我没有这样办，我知道她一定为着结婚与准备出国的事繁忙，没有来迎接我的工夫。况且在事实上已经是如此，在我离开我的学校的两个星期以前，她就跟我断了音信。
然而不管怎么样我是快乐的；我是抱着新鲜和喜悦的心情来到这里。来了上海之后我照例住到我的另一位朋友李君家里。
由于旅行的疲乏，我在李君家里休息了一个黄昏跟一个早上，午饭以前我便到一所幽静的住宅里去访青芝。
到了青芝家里我看见了青芝的母亲。一位快要结婚的女儿的母亲，她是应该像过新年那样地感着新鲜而快活的啊！但是眼前的事情仿佛跟我过去所想的有一点变异，她的脸上一点也没有新鲜跟愉悦的感觉，好像她犯上了一些悲哀的事件。
“青芝在哪里？”我问她。
“上医院去了。”她踌躇地回答。
“她病了吗？”我又问她。
“她很好。陈先生病了。”
我正要继续问她一些关于陈君的病情，青芝回来了。在这时候，自然，我要谈话的对象不是青芝的母亲，而是她自己。
但是我还没有打算先跟她说那一句话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脸色苍白，她的微肿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
“陈先生怎么样？”我问她。“神经错乱了！”这时青芝已不能支持她心中的悲苦，她呜咽地哭了。
我的情绪杂乱而兴奋。在杂乱的情绪中我想到很远，从很远的地方想到去年的吴淞海滨，然后我感觉到海滨的事情竟成为一个不祥的开始。
房间的四壁，都是寂静的，红色的太阳，闪耀在接着帘子的窗外，像在窥探与讽刺着人们。
青芝的母亲的脸上显着焦急与久经世故的冷静，她用与她神情一样的冷静的声音向青芝说：
“宝贝自己的身体罢，陈先生就是不生病也是有一问题的！”
我没有问明白陈灿的病的来源，但是从她母亲的神态与言语里，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青芝的父亲愿意她嫁给一个南洋的富商，对于陈灿的事情他有毁婚的意思。
第二天一清早我便到医院里去看陈灿。我走进他的病房的时候他正在进他的早餐，显然因为不能辨认我而不曾与我招呼。
经过我自己向他说明我的姓名之后，他才仿佛地记忆起我来，但是在他苍白而善感的脸上露出一丝病的微笑之后，又不复辨认我了。从这次以后，为着对病人没有好处，我也不再去看过他。
暑假尚未完结，青芝受了父母与朋友们的劝告与催促，她抱着眼泪与悲哀开始了到外国去的旅行。随后我也因我的学校离开了上海。
本来，由上海去南京是可以乘火车的。但是因为想着长江的江色，那次我便坐了轮船。
我在一个清早上了轮船。上船以后，由于寂寞与疲乏，直到开船为止我都睡在我的舱位上；也不曾去用午餐。过了下午，我忽然想起我所想象过的长江的岸与夏日的光波，我便从我已经久困的船舱中出来。出来之后，我想找寻一段寂静无人的船栏，在那里多站一些时候，让我的思想融和在泛着波光的江水里。
最后我寻到了一段船栏，的确静得连一个过路的人都没有，只在隔着好几个舱门那边站了一个白西装的少年，他也像是在那里看望江水，想在江水中寻觅他所想象的东西。
我凭着船栏站了一会。将落的夕阳映着江水，使波浪成了金色的鳞甲。江岸上的杨柳稠密地排着，像一顶绿色的帐子。
看着这些江南的秀丽，人们立刻会掀起一种轻松和愉快的情绪，决不像北方的憔悴的山脉跟南方的惨淡无边的海面，给人一种悲哀与愁闷的感觉。
我立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渐渐地，岸上的杨柳与水面的波光都现出了模糊的形状，江中的渔舟，撑起了帆篷，现出迎着晚风归去的样子。天色已经垂暮，一切都隐入苍茫的黄昏中。
觉着身上有些凉意，我打算回到船舱里去。刚转过我的身体，我看见站在那边的那个白西装少年也像有着跟我一样的打算而掉过脸来。这时候我的神经上起了一个新的震动，因为这位少年，正是那个可怜的，神经错乱了的陈灿！
“你到哪里去？”我走近他而问他。
“回家去。”他像是认识我，并且明白我的问话。但是说完话之后他并不走动，仍旧低下了头，沉默着，看着江水。
“你久不回去了么？”我又问他。
“四年了。”他答复了，脸上露着微笑。这时候他的旁边走过另一个跟他有着相似的面貌的少年，扶着他进舱去了。在他转过去之后，我望见他的背影，看见他无力的两腿跟非常污垢的一身白布西装，我又想起了海滨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船便到了南京。我心里念着他，但是为了下船的仓卒，使我没有多余的工夫找到他的舱房去告别。从那次起我也就不再看见他了。
陈灿跟青芝是在自由恋爱的意义下获得了感情上的结合，但是在一种商业资本主义的婚姻观念下他们演了悲剧。我一直想着，青芝自然是悲哀的，但是她已经踏上了新的旅途，对于自己可以作新的创造。陈灿是因失了健康而回到故乡去，自然他的悲哀是远胜于青芝的了。我不知道陈灿后来究竟怎么样，如果他竟因此而成为不可医治的病症，那我便祷祝他因神经失常而忘去一切的往事。如果他还能恢复健康或者还能够悲哀的话，我希望他把悲哀变成愤恨，但是不要愤恨青芝的父亲，要恨那支配跟影响青芝父亲的思想与行为的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现在又是仲夏的时候，因此我忆起当年的像梦一样的仲夏夜的海滨，与那个仲夏夜的海滨有关的人们的悲剧。
关露（1907—1982），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原籍河北延庆。生于山西太原。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从1947年秋到1951年秋，先后在大连苏联新闻局、《关东日报》社、华大三部文学创作组和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工作。曾因受潘汉年问题一案牵连，两次入狱，达1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