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一】
我的一生都笼罩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情绪是在我四岁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至今还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窗外的阳光洒在一张棕色的三屉桌上。外婆一边在桌上包包子，一边给我讲故事。
“早先啊……”她说。外婆是河北保定人，因为长期在北京和重庆生活，口音怪怪的。她不说“从前”，也不说“过去”，总爱说“早先”。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早先有一个国王，早先有一座村庄，早先有一只狐狸和一只狼，等等。“早先啊……”她说。我本来是听惯了她说“早先”的，可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字却让我产生了一种怪怪的情绪。让我想起了早晨、先前、红枣和仙女什么的。让我心旷神怡。让我怅然若失。山高路远。山回路转。山高水长。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如雨如烟。当然，没有人会去理会一个四岁男孩的情绪。外婆照旧讲她的故事。我也很快就被她的故事吸引，把自己的情绪扔到了一边。但这情绪却从此不肯离开我，笼罩着我，缠绕着我，随我成长，伴我左右，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
我后来才知道这情绪就叫“怀旧”。但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四岁的孩子有何“旧”可“怀”？满打满算，从一生下来就记事儿，拢共也没几年嘛。后来等我上了小学，才开始真正“怀旧”起幼儿园来。再后来又“怀旧”小学，“怀旧”中学，“怀旧”大学。一位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的小姐姐嘲笑我说：“你这厮好像总在回忆往事嘛！”这位小姐姐自打十岁那年读过《水浒》之后，从此就按照宋朝江湖好汉的路子说话了，有一次她同我下象棋，一边抽我的车还一边念念有词：“不杀匪车不足以平民愤——”
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作家。怀旧的情绪依然笼罩着我。她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常常不请自来地拜访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于是有一个时期我很想去写历史剧，或者干脆去做历史学家。我甚至已经为研究历史做了一些准备，但刚要入门马上又退了回来——因为实在太难了。
【零 二】
我觉得历史简直就像一座迷宫，你愈研究它便愈糊涂。
人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大约有三个来源：一是本人亲身亲历，二是旁人所见所闻，三是后人引申发挥——依我看都不大靠得住。思想家鲁迅曾举例说：若是武则天当政，谁敢说“男尊女卑”？
——可见过去的历史也要为后来的服务。
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人们一边创造着当今的历史，一边也在丰富和延长着以往的历史，比如大禹治水，其实哪里有什么大禹？关于他的全部记载都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可见历史充满了后人的想象。
那么，后人说的靠不住，当时的人呢？
比如历代的史官，他的职责就是实录历史，我国又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想来该是比较可靠的吧？然而我还是有些信他不过。先哲有言：任何时代的思想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他若不是表现好，若不是政治可靠，若不是和统治者一心一德，天底下那么些人，怎么偏偏他就吃上了皇粮、当上了史官？俗话说，吃谁向谁，他每月拿着皇帝家的工资，又怎能不向着皇帝家说话呢？
我曾翻阅过一份北平沦陷时期的日伪官方报纸，一版的大标题是《平市昨日第三次全城大搜查》，小标题是《北平全体市民一致称颂我军警宪特的果敢行动》，还配发有一张压题相片，相片上的日伪军警刚刚搜查过一家店铺，正在帮助店主把货品码放整齐，那店主也满脸堆笑，连连挥手，似乎是欢迎他们没事儿常来的意思——须知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这历史如何靠得住？
我还翻阅过一张1947年3月的《中央日报》，对当时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报道是这样的：
陕省我军解放延安！
延安上空国旗飘扬，延安军民欣喜若狂！
一老大爷高兴地说：八路可走啦！
一老大娘拉着胡司令长官宗南先生的手说：俺等了你们十三年啊！
文中的大爷大娘即或不是记者捏造，大约也只能代表个别被减了租息的老地主或老地主婆们的意见吧？
假如正史靠不住，那么野史吧？
也许是“二律背反”罢，野史虽然相对自由一些，不过囿于作者的学识经历，道听途说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因而就更加难免以偏概全、以讹传讹了。比如雍正篡位，野史记载他把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加了一横改作“传位于四子”，我从上中学起就对此深信不疑，后来才知道原来清代的诏书都要用满文的，可见这野史的作者竟连诏书的模样都没见过。再如光绪之死，怎么就那么凑巧死在慈禧的前一天？于是民间众说纷纭，都猜是老佛爷给他下了毒——好在大内中的脉案、药方至今尚存，据现在的医学家们的研究，他的确还是死于结核病的，外人的话哪里靠得住？
凡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大都处在历史的漩涡中，哪里能够静下心来写文章？等到他退居了历史的二线之后再来回首往事，多半是年事已高，往事久远，尘封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泥沙俱下，年轻人尚且眼花缭乱，何况一垂垂老者？于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虚虎鱼鲁，种种的笑话就都出来了。
就说义和团吧，按现在说法是属于“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了。50年代后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当时健在的一批义和团团民做了调查访问，时年八十三岁的三师兄张金才是这样说的：
我村南有个乱葬坑，凡是捉住直眼（教民）就在那里处死。郭村的左锡庆是个直眼，也是四十八村联庄会的会头之一，我们把他爷儿三辈都弄到王家院给杀死了……义和团不杀好人，只要有人保证他们不是直眼而是好人，义和团就不杀他们。光人命我就救了四十多条。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妇女（因为她被误为直眼），结果因保此妇女我被刘十九（义和团首领）打了一鞭，但终于把她保了下来。
须知这是为了说明“义和团不杀好人”而记录下来作为证明的，但仍然看得我触目惊心。他一人就救了“40多条”人命，那么被杀死的该有多少呢？就算某人是“直眼”又兼“会头”，难道他家里“爷儿三辈”都该被杀死吗？可见就连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有准确地理解这段谈话，否则也许就不会记录下来作为义和团滥杀无辜的证据了。
时过境迁。不仅在史实时，甚至在语言上，也颇有些隔膜了。
80年代，我到外地出差，从报纸上看到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曾任党政军重要职务的某公去世，便从邮局拍了一份唁电：“出差在外阅报惊悉某公去世，党失心腹，国失爪牙，君失慈父，吾失良师，不胜哀悼……”邮局的小姐死活不肯拍发，一定要我把“心腹爪牙”这四个坏字换掉——她哪里知道这在古代都是好字？“君之心腹国之爪牙”，几乎是对为臣者的最高评价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难兄难弟”在古代也是难得的赞语，说是兄弟两个都很难得。
不要说古文，就是现代的白话文，如果年代稍远，在人们的理解上也会出现隔膜。有一次我偶尔翻阅北洋史料，读到孙中山致段祺瑞的一封电报，略谓他与段曾有一面之交，“伟人丰采，至今不忘”云云——我当时十分惊讶：中国的“国父”竟称“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为“伟人”？后来史料读得多了，才知道当时所谓的“伟人”与现在的含意并不一样：现在的“伟人”几乎特指“伟大领袖”，后来因为反对个人崇拜，“伟人”一词在中国更几乎绝迹——而在民国初年，这“伟人”的含意却不过是“非同寻常之人”的意思，不仅孙、黄、宋常常被人们称作“伟人”，就如一个普通女子，如果有意从政，也常常会被人们不含贬义地称作“女伟人”的。甚至在宋案之后，袁政府还曾指责孙黄等是“伟人造反”，这“伟人”竟连一点褒意也没有了。
罢了罢了，后人的引申发挥靠不住，旁人的所见所闻靠不住，就是本人的亲身亲历，也还要打上许多的折扣——那这历史还怎么研究呢？
于是我终于放弃了成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剧作家的幻想，一心一意地还当我的“喜剧作家”。
【零 三】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地写喜剧一直写到凌晨，接着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开始按部就班地起床、漱口、刮脸、洗澡、更衣，穿插着烧水沏茶和整理房间，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条理不成作家。
一小时后，我穿着浴衣，捧着一杯刚刚沏好的热茶，舒适地坐到沙发上——接下来我按惯例打开睡前关闭的寻呼机，查看在我睡眠期间是否有人呼我。
寻呼信息只有一条，却让我吃了一惊：
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病逝于华东医院通知在京亲友速来上海
姑妈
我六岁半时曾被送往上海，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了两年，一年上幼儿园大班，一年上小学一年级。多年以后，当我回首童年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六岁半以前在北京生活时是一种苍白的颜色，八岁半以后由上海返回北京时则变为一种血红的颜色，只有在上海的那两年，交织着许多许多灿烂明媚的颜色，这些颜色融到一起，飘然而来，随风而散，最后留给我的只是一种湿润的感觉，一种温暖的气息，和一种早春的、小雨中的、青草地上的味道……
在我写的“通俗喜剧”中，一般像我这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一旦遇到例如祖母去世这样的噩耗，通常要走出屋外在蒙蒙细雨中徘徊一阵，或者猛然打开窗户让窗外的凉风吹散自己的沉思，最低限度也应该在屋里来回走两圈儿才说得过去——而我现在却依然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唇边甚至还掠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想起年初，有一位年近百岁的著名老作家先我们而去，有人撰文悼念说是“惊悉”，我当时十分地不以为然：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怎么就“惊”着您啦？一个活了一百岁的人死了有什么好“惊”的？她要老不死才让人“惊”呢……如今我八十多岁的老祖母也随她而去，可见这些神灵是有的不是？我现在要说我是“惊悉”吧也有点儿自己抽自己的嘴巴，不如就照老北京的风俗，也别悲痛了，就自欺欺人地说是“老喜丧”吧。
这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许多许多的颜色，是变幻多姿的颜色，是飘忽不定的颜色，如诗如画，如雨如烟，似有似无，时浓时淡……许多琐碎的、不连贯的童年往事一起涌向眼前，我几乎要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转圈儿了——转念一想，既然是“老喜丧”还有什么好悲痛的，就在沙发上踏实坐着吧。
我想起刚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晨保姆送我上学前，我总要想出各种理由走进爷爷奶奶的卧室，或拿铅笔，或找橡皮，或者忘带了课本，奶奶被我吵醒后总会迷迷糊糊地问我一句：“梁左，你要上学去啦？”我便心满意足地答应一声，这才肯去上学——多年以后，我看到一篇回忆鲁迅童年的文章，说他小时候每当经过祖母的房门时总要假装跌倒，祖母便大叫“阿宝当心衣服不要弄脏”，他便心满意足地走了——我想小孩子的心大概都是相通的吧？
我想起奶奶当年每天下班后都会给我带回一样好吃的，或糖果，或点心，或者是橄榄蜜橘之类，永远不会重复，对这份礼物的期待和猜测便成为我从下午到傍晚一个人在房间里做作业时的精神支柱。
有一天，奶奶下班后从皮包里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她笑着说：“梁左，我今天实在想不出给你买什么来吃了，你牛肉干肯吃的吧？”奶奶的笑容很像一个做了没把握的事情等着大人来评判的小姑娘……
我从小就没有什么乳名爱称之类，奶奶就叫我“梁左”，一直到大。我不记得在上海的两年中奶奶曾抱过我、亲过我，也不记得奶奶曾训过我、骂过我，她就永远是那样和颜悦色的，那样从容镇静的，那样不悲不喜的——奶奶不到二十岁就做了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明朗的校园生活，严酷的对敌斗争，在她身上竟达到如此和谐如此完美的统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6年的那个暑假，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奶奶果断地决定让我——一个刚刚八岁半的男孩儿——一个人乘火车返回北京。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奶奶的笑容中带着一丝惊恐和忧虑，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却久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间……
这时，我又产生了一种站起来在屋里转两圈的冲动，我点燃一支香烟，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一边心里暗笑——可见说了别人坏话的人总归要遭报应的！假如我当初不是那么不厚道地嘲笑别人因为老作家之死而表现出来的悲痛，那么如今从小把我带大的我自家的老祖母死了，我别说在没人的地方转两圈儿，我就是跑到人多的地方哭两声，又有什么不应该的？你们谁还能说我什么？
镇定了一下情绪，我开始考虑对策：姑妈让我通知“在京亲友”，而所谓“在京亲友”其实也只有我们一家，其余的都分散在全国各地以至国外，估计全部赶到上海至少需要三四天的时间，葬礼最快也要拖到那个时候才能举行，所以我完全不必“速来上海”，三天以后再动身谅也不迟。
主意打定，我随手翻开记事本，一边在三天后的日程中记上了“赴上海奔丧”，一边查看自己这两天的日程安排。看着看着，我忽然发现，不光今天，未来几天的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安排得很满，但都很乏味——
今天晚上是两场饭局，一是一家小报的总编，一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前者是想约我为一位刚刚走红的女影星写一篇捧场文章，后者是想商谈拍摄产品广告事宜，都是我不感兴趣而又不得不去应酬的——我原计划先赴总编的约，提前退席后再赴老板的约，估计饭后老板还会安排歌厅桑拿之类的活动，这样我将很轻松也很无聊地混过一个夜晚；
明天下午要和深圳一家什么娱乐公司的总裁商谈一个合作项目，由他们摄制发行、由我策划编剧一部百集的轻喜剧，我对这次合作压根儿不抱什么希望，我觉得那位总裁完全像一个商人而且还是个奸商，哪里配搞艺术？
——晚上是一位朋友的生日聚会，饭后肯定又是牌局，无论是麻将牌还是北京最后流行的“锄大D”，都曾使我短暂地着迷过一阵儿，但我现在早就都没有兴趣了；
后天晚上是一次中学同学们的小型聚会，为着欢迎一位回国探亲的女同学——我当年对这位女同学倒是很有几分好感，私下里也常偷着叫“姐姐”的，二十多年不见，算来她现在也是四十岁出头的中年妇人了，岁月无情，不聚了也罢？况且我现在在中学同学中算是混得不错的了，大家嘴里不说心里一定是不平衡的，除非我插科打诨、赔笑服软、掏钱买单才能找回这种平衡——你们平衡了那我怎么办？我是该你们的还是欠你们的？
接下来的几天中还有一位女演员的婚礼，一座饭店的开业，一家电视台的现场采访，还有一位长期在国家机关里工作的老领导想约我去谈谈当前的影视创作问题——我大学刚毕业时就是分配在他手底下工作的，据说老领导参加革命前也是酷爱文学，现在离了休，想必天天在家靠电视打发日子，难怪能发现什么“影视创作问题”呢！
我合上记事本，突然感到一阵厌倦和迷惘。
难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寻呼机。寻呼机静静的。朋友们大都知道我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所以通常要到下午甚至晚上才会有人呼我。现在只有姑妈留下的那条信息孤零零地显示在那里：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突然病逝……奶奶突然病逝……奶奶病逝……
不用再犹豫了！我果断地拿起电话，拨通了我在那里挂名为“总监”的好来西影视策划公司，通知司机立刻开车过来，送我去飞机场。
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感到一阵轻松。我于是开始整理行装，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轻松的工作——我有一张根据多年出差的经验反复修订过的“出差必备物品一览表”，只要按照表中的要求，把所列的物品一样一样地放进密码箱中就可以了。
收拾好行装，我看看还有几分钟时间，于是又重新整理了一下房间，把办公桌上的物品码放整齐，把喝剩的茶水倒掉，把杯子洗干净——我希望远行归来后一进门就有一个清洁的环境来迎接自己。最后，我检查过煤气水电，关好门窗，穿一件银灰色的夹大衣，提着密码箱飘然走下楼去——正像我估计的那样，我下楼后不到一分钟，司机已经把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在去机场的路上和起飞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用手机一连打了二十几个电话，首先以“奔丧”为理由取消了一周内的所有约会；接着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和自己的行踪通知了“在京亲友”即我的父母弟妹们；再下面的电话就都是打给上海的了：请上海电影厂的朋友派车来接站并帮忙代购一个花篮，请上海电视台的朋友帮助联系一家三星级以上的宾馆并最好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折扣，告诉姑妈自己当晚就到，通知上海的几位要好朋友自己将在上海滞留四五天，排出见面、吃饭、聊天、娱乐的时间表……
赶到首都机场的时间是五点多一点儿，我到售票处查询了一下，最近的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是国航六点整的，还有一班是东方航空公司六点二十分的，但后者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我于是略加考虑，选择了后者。
我故意延误到五点四十五分才去办理登机手续，因为飞机起飞前半小时停止办理登机，这样我就肯定是机舱内最后一两排座位上的最后一两位乘客了。只要飞机不满员，我旁边的座位多半会空着，这样我就会坐得十分舒适——另外据我研究世界历次空难事故得出的结论，一旦飞机失事，坐在中部的旅客死亡率最高，前面和后面的旅客逃生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但前面是头等舱，票价几乎要贵一倍，所以坐在后面是最合算的，况且假如旁边的座位又空着，其舒适的程度比头等仓也差不到哪儿去，何乐而不为呢？
直到飞机起飞后，我才算彻底踏实下来，拿出两本在候机室买来的软性杂志，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后来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几乎在睡着前的最后一秒钟，我按动了扶手旁的“请勿打扰”灯，这样乘务员小姐在送饮料和点心时就会绕过我，使我可以一直睡到飞机降落。
【零 四】
料理完奶奶的丧事从上海归来后，我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怀旧”情绪之中。而且这位老朋友这一次的来势十分凶猛，平均每个星期都要来一两次，来了就不肯轻易离去。我被她折腾得不仅无法正常工作，甚至也无法正常生活了。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一觉睡醒，她又毫无先兆地来了。
似有似无，忽隐忽现。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这时我已经快到四十岁了，人生的历程也算走完了一半儿，若真要“怀旧”可有得怀呢，不比四岁的时候，一混就混过去了。而且我写的是喜剧，也不比那些写历史剧的，正好借着“怀旧”的情绪信马由缰。于是我只好向这位老朋友疏通：你今天来得不是时候，你今天来得毫无理由。我昨晚睡得很好，我连梦都没有做。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根本没必要怀旧。而且我很忙，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走吧，改日再来，恕不远送——
我以为她同往常一样，只是临时性的拜访，于是起床后便自顾自地坐到电脑旁边，准备开始一天的写作——可是很奇怪，脑子里一点儿灵感都没有，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往事。我知道我的老朋友还没有走，她依然笼罩着我。她今天好像更为执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
我开始想一些高兴的事情。我想象我站在蓝天白云之下，高山大海之间。登高一呼山和水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树大全凭根深，枝繁自然叶茂。一了方能百了，一通才会百通。心不再寂寞，人不再忧伤。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过尽千帆皆不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终于，我失败了。她战胜了我。她使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过去的、琐碎的、不连贯的往事。她使我无法正常写作。她甚至使我无法一个人呆在家里。我翻开通讯录，开始给一些熟悉的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星期天在做什么，问他们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我请客，您说去哪儿咱去哪儿——没有响应。星期天大家都愿意待在家里尽享天伦之乐，谁稀罕去蹭你一顿饭？
一小时后，我独自出现在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中。我别无选择，怀旧嘛，不去旧货市场还去哪儿呢？
这个市场据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旧货集散地。举头望去，比四个足球场还要大的售货棚里摆满了各种旧货，从旧字画、旧家具、旧瓷器直到吴钩越戟、秦砖汉瓦，甚至当年小脚女人穿的绣花鞋，简直应有尽有。我原先一直怀疑这么些旧货怎么一夜之间都冒了出来？当年“破四旧”的时候它们挨哪儿藏着来的？逛得次数多了，才知道所谓“旧货”其实大多是“新货”，不仅有仿古的，还有仿洪宪的，仿康德的，仿民国的，甚至连“文革”都有仿的——市场经济嘛，还能拦得住人家造假？偏偏在旧货市场里还不许说这“假”字，你要敢说“假”他敢跟你急：我这青花碗怎么就是假的？它是碗不是碗？能使不能使？所以只好以“新旧”来代替“真假”：
“您这红木条案是新活儿还是老活儿？”
“您看新就新，您看老就老。”
“我看着可像新活儿——”
“没有您不圣明的，昨儿刚请木匠打出来的——”
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出售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旧相片呀，旧报纸呀，旧书旧笔记本呀，堆了一天一地。这倒绝不是假的，一看就是从收购的废品中挑拣出来的。我走过去，信手拿起其中的一个硬皮本儿来翻了翻，原来是一本破旧发黄的纪念册。时间是1946年，主人是北平小学的一个女学生，上面记着她小学毕业时全班同学写给她的赠言。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了。那时的北平还有城墙。那时的街上还跑着人力车。那时活着的人现在大多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人那时大多还没有出生——
老农索价十元，我没有还价，立刻买下了这本纪念册。心情也变得快乐起来——五十多年啊！就算一年一块钱的保管费，也值五十多块呀！倘若一年算十块钱的保管费，就值五百多块啊！我才花十块就买下了——是不是他们淘换古董的管这就叫“捡漏”呀？我于是也无意再逛市场，一心回家去研究纪念册，倒要看看五十年前的小学生们都写些什么。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觉得自己的快乐有点儿不健康：这好像不仅是“怀旧”的快乐，也不仅是捡了便宜的快乐，是不是还掺杂着一点儿偷窥别人隐私的快乐啊？而且还是女孩儿的隐私——尽管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女孩儿。
【零 五】
这个女孩叫淑英。
她念书的学校叫北方小学。
她毕业的时间是1946年夏天。
纪念册上的毕业赠言是她的同学们一张张写在活页纸上，完后再由她装订成册的。我翻了翻，敢情那年头的小学生们说出话来跟现在不大一样，可能是因为他们上学比现在晚，年龄比现在大，一个个都有点儿老气横秋的：
淑英同学留念
一技之长 终生事业
静贞 1946.5.28
以伟大之思想 养伟大之精神
淑英同学存念
生安 五.二十八
淑英学友惠念
志量如海水盛 文章似涌泉丰
世桂 涂于北方
淑英同学留念
慎勿言人之短 切勿矜己之长
同学 吴宏 书于古都
淑英留念
进步是青年的本分 努力是青年的职责
淑芳赠 1946.5.29
如此等等，都不是我们如今的小学生能写出来的。其中最长的一篇是一位男同学留下的，那思想那语言，别说小学生了，我估计连现在的中学生也写不出来。细细研究，这位男同学好像还话里有话——
淑英！要知道，退缩、畏惧、偷安、苟逸是恶势力的毒菌！我们应该消灭它们！假如你为了贪恋一时的快乐而停止了奋斗，那么，不单无益于你自己，同时也使那些毒菌更加多了起来！淑英！记住吧！你的青春是可贵的，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应该再把它们随意摧残了！只要你意志坚强，终有一天你会跳出了这苦闷的漩涡，而踏上了幸福之途！淑英，珍重吧！
淑英毕业留念
学兄 王义 胡抹于故都北小
我推测这位“学兄”的这番话总不会是无的放矢，那么这位“学妹”是如何“贪恋一时的快乐”，又是如何在“苦闷的漩涡”中“随意摧残”着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呢？那年头又不兴早恋，想来是她的父母早早地为她订下婚事，她因此而打算辍学了吧？至于这位学兄的劝告到底是出于公心还是暗恋学妹，这大概只能成为千古之谜了。
不知为什么，我猜想这位淑英的家庭是一户做生意的殷实人家，她爸爸就和老舍《茶馆》里的那位老掌柜王利发差不多，她妈妈自然是内掌柜，她是家里最大的女孩儿，她把弟弟妹妹们都带大了才去念的小学，到毕业时已经有十六七岁了。
她一定是个高高大大的，朴实宽厚的，健康活泼的女孩儿。她的其他科目学习成绩一般，唯有体育一科非常优秀。
她的身体一定被操场上的阳光晒得黑红黑红的，她的脸上一定经常是汗涔涔的，她的呼吸一定总带着那种晨练之后的少女的温润的气息——这倒不全是我的推测，她的好几位同学在临别赠言中都提到她在体育方面的特长：
淑英学友
发挥体育天资 争取真正第一
愚友 锡芬赠 1946.5.27
淑英吾友
用你那刚健之身来提倡未来的女子体育！
涂于故都北平天一 一九四六.五.二七
淑英学姐
你的体育非常好，希望你加倍努力，将来成为一个体育家！
文丽 胡抹于古城北平
淑英同学
身体健康 体育发扬
燕然赠 五.二八 于旧都北平
什么“故都”“古城”“旧都”，今天读起来都让人挺伤感的。其中还有一个更伤感的女孩给淑英留下了一则更伤感的赠言：
亲爱的淑英姐留念
每个人的心中都应有一个很大的坟墓
用来埋藏朋友们的错误
妹 书琴 涂于家中 1948.7.9
不知道她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过这位“妹书琴”是在毕业了两年之后才在家中给她“亲爱的淑英姐”留下这则赠言的——也许两年前她俩正在闹别扭闹得互相都不说话了？算来她们现在不过六十几岁的人，按年龄说都应该还在人世，真想有机会和她们聊聊。
这本纪念册保存得这样完好，想来这位淑英同学一定很珍惜它，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藏在身边，也许只在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悄悄拿出来看看，回味一下自己美好的少女时代——半个世纪以来她有着怎样的经历呢？恋爱，结婚，为人妻，为人母，乃至为人祖母；还有解放，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大跃进，“文化革命”，直到现在……可是现在这本纪念册怎么会流散到旧货市场中，被一个老农以区区十元钱的价格卖掉呢——我脑中不禁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这位淑英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相信她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会遗失这本纪念册的。一定是她过世之后，她的子女在清理遗物时一时大意，才使纪念册最终流落到我手里。淑英，愿你的在天之灵得到平安。
今天，我，一个你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比你晚出生二十几年的人，就算你的晚辈吧，将替你保管好这本纪念册，从现在起，直到永远。
当天晚上，我终于熬走了这种怀旧的情绪，把淑英和她的纪念册都丢到一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我曾自谦为通俗喜剧作家，王朔、冯小刚等友人则戏称我是“庸俗喜剧作家”，说我的《我爱我家》等作品正是“大型庸俗喜剧”。我也懒得跟他们分辩，别管通俗庸俗，是喜剧不是？当天深夜，我用电脑写完了五千字的这种“庸俗喜剧”的剧本，百无挂碍，上床入睡。
若干天后，“怀旧”这位老朋友又照例来拜访我。我那天正好没事，坦然迎接。不料这次与往日不同，我脑中闪现的竟不是自己的往事，竟全都是半个世纪前淑英她们的往事。我愣了一下，忽然觉悟了！几年前上级领导就号召作家们“走出小我走向大我”，我当时思想不通，还在背后嘀咕：没有“小我”何来“大我”？失去了“小我”的作家还能算作家吗？现在想想还是领导英明，我自己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总怀个人之旧算什么名堂？怀人民之旧才是正路！我于是也“走出小我走向大我”——直奔潘家园旧货市场而去。
在以后的半年中，我搜集到不少淑英那个年代的东西：书信，日记，文稿当然也还有这类纪念册。这类东西现在还算不得文物，价格都很便宜，我搜集它们也仅仅是出于兴趣——但我相信再过半个世纪它们也会成为文物的。
【零 六】
前面提到，我原先也是打算研究历史的，后因对史料常常感到困惑，于是陷入到“不可知论”的泥潭，终于放弃了研究。
吾道不孤，有一位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是常常为史料所困惑的，但他却没有放弃研究，而是想出了办法，叫作“以诗证史”或曰“诗史互证”——遇到史料不详细或不可靠的时候，不妨从当时的诗歌中找找答案。
我印象中他曾从唐诗里考证出唐代士兵的军装颜色是灰白色的等等。但我又觉得，诗人说话就更不贴谱了，比如“金樽美酒斗十千”和“欲沽一斗酒，恰用三百钱”就出自同一位诗人的笔下，让人实在难以猜测唐代的酒到底卖多少钱一斗了。
当我搜集到一大堆过去的书信日记文稿之类以后，突然觉得“以诗证史”何必单单“以诗”，将来这些东西不是也可以用来“证史”的吗？我为自己的这一发现而沾沾自喜，从而加快了收集速度，并进而开始了研究。
我的研究结果是：这类东西若想用来“证史”，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即作者本人并不知道他是在“创作”并且也不打算“传世”，比如宋元的话本；而一旦到了明代的拟话本，在“证史”的意义上就要大大地打上折扣了。
就说日记吧，这应当算是最个人的文体了，但我国却很早就有“创作”日记以备“传世”的风气。就以钱钟书的名著《围城》中的那位方老先生为例，他写日记就完全是为了给后人看的，他现在的一言一动，同时也就想着在日记里如何记法，朋友来了也常把日记给朋友看，可见其目的就是“传世”。最妙的是有一回，他在日记上写他儿子骂一位周太太“鄙吝势利”，又写他自己是如何教训了儿子，儿子又是怎样的“帖然无词”，其实儿子并没有骂人，是他自己对那位周太太不满意，所以故意用这种皮里阳秋的笔法来发泄一下的——您说，像这种日记能靠得住吗？
再以我不大佩服的周作人先生为例，他当初的日记或许还是“实录”，但“文革”前由于生计关系，要将部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时，就大大地做了一番手脚。比如关于世人瞩目的“兄弟失和”问题，他自己就承认有若干字的内容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又如在60年代前后，他的日记中常有与日本老婆“不快”的记录，什么“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临老打架”“真恶魔也”等等，而他在1963年某日的日记背面竟特意加了一条说明，说什么他老婆“以余弟兄皆多妻，遂多猜疑……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这又如何能让人相信呢？
就如他与许广平的矛盾，按他的说法是“只因为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安夫人”，这就简直是拿我国众多的鲁迅研究者的常识在开玩笑了。
我怀疑他所谓“余弟兄皆多妻”云云，完全是绍兴师爷的笔法，既攻击了大哥三弟，又暗暗地给了许广平一击——他是至死都不承认她的“家嫂”的地位的。
60年代初，随着《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的公布，在我国的青年男女中更加空前地兴起了一阵“创作”日记以备“伟世”的风气，以“文革”时期为最。这种日记因为是要写给别人看的，所以就难得有什么真情实感，甚至也难得有什么实话，其“史料价值”就不是“多少”而简直是“有无”的问题了。我在潘家园也收到不少这类日记，其中有一本是“文革”时期一个刚进工厂当徒工的十七岁女孩子写的，试摘录其中略有内容的几则如下——
1971年3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又换了新的日记本了，我要努力纠正以前写日记的缺点，要丢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那些悲观、低沉的东西。在这部新的日记中，要有活力，有战斗性，使人看了信心十足，干劲倍增，受到鼓舞，受到启发，把这部日记变成红彤彤的革命史册。
1971年4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有一同志同我谈：说出师以后的打算，是不是搞一些基本建设，如买手表等。我觉得买表倒是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七亿中国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也是工作需要方便。可是对于自己来说，好像没有必要过早地戴表。重要的是思想，万不可去追求。刚走入社会，即使有的话，也不能大手大脚，应该树立艰苦朴素的思想……
1971年6月1日 星期二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虽然我已经不是儿童，也不是少年，但对于儿童时代的生活还是比较留恋的，光阴似箭，如今我已成为一名青年。就是说，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要有个大人的样子。什么时候都不能再把自己看成小孩了……
今天罗马尼亚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说明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友谊牢不可破，万古长青！
1971年6月14日 星期一
爸爸每个星期日回家休息，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体，东奔西跑为同志办事，因为我心痛爸爸的身体，岁数又大，所以与他进行了争论——
我：您吃河水长大的？管那么宽？操那么多心？头发都白了！
爸：为人民服务呀！
我：那谁能体贴您？管起没完，也不顾自己身体，谁给您双份工资呀？
爸：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哪能讲这些？
我：为人民服务是好事，可是他们也得看看呀！您又病又老，万一出个好歹，谁痛苦呀？
爸：为人民服务还分人呀？任何人也该帮到……
对呀！爸爸说得多么正确！终于我被说服了。
1971年6月26日 星期六
六月二十五日中朝两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中朝两国人民如胶似漆的团结战斗友谊胜利万岁！
1971年7月27日 星期二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今天是我十七岁生日，年龄十七不算小，要学铁梅斗志昂，成长全靠毛主席，进步全靠伟大的党！
1971年9月9日 星期四
领导决定让我参加“十一”晚会，并去公司学集体舞，都比较简单，四个舞不到半天时间全部学会。但是回厂后要把刚学好的四个舞教给那些新手，由于他们没有基础，教起来很困难……事关二十大庆的问题，事关七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所以我一定要认真。
尽情地跳跃，放声地歌唱吧！
1971年9月26日 星期日
由于工资转正，16元变成30元，工资变了，艰苦朴素、节约闹革命的标准应该更高。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就拿这个月来讲，光是穿的东西，就花了50元不止，这些又都不是迫切需要的。
注意啊，同志，你不要忘记，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又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不要忘记爸爸童年的悲惨生活，不要忘记台湾的受苦受难的同胞，不要忘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
1971年10月18日 星期日
想起一些事情真是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只是感到惊讶、气愤、害怕极了……气愤呀！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战士永远忠于您！海枯石烂，天崩地裂，山平水尽……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永不变！永不变！无论任何情况，任何阶段，任何环境，哪怕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百年以后，也仍然是这样！
1971年12月31日 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难忘的1970年2月19日，创伤没有愈合，痛苦地折磨着我的心灵，如今悲惨的12月31日又进入我的脑海。
我没有经受过这些，我忍受着不能诉说的痛苦。我遭遇了我这般年纪难以承受的痛苦。回忆2月19，再看12月31，十七年度日多不平坦，颠簸不平，波折难度。
2月19我还执迷不悟，衷心的感谢，满腹的诚恳，知心的相信，谁想今天会这样！会这样眼泪流干，怨恨诉完，人生难得再少年，生活的长河煎熬于我……
人啊，人啊，我为什么会这样？
说实话，除了我摘录的这几则之外，她这整本的日记几乎全无内容，全部是标语口号式的大话空话。
即使是摘录的几则，也并非全有内容：如6月26日一则，我是因为她以“如胶似漆”来形容中朝友谊而觉得新颖别致；10月18日一则，我以为这是她刚刚听到林彪事件后的反映而觉得有代表性……可是到了这本日记的最后一页，这女孩居然一下子写出了那么令人吃惊的内容！
可惜她的整本日记都属于“创作”以备“传世”的，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生活方面的记载，所以单凭这最后一页我竟也无法推测她遇到了什么事情，想来应当是和“爱情”有关的吧？
从厂领导挑选她到公司去学集体舞来看，她当年一定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算来她现在也不过才40多岁，可所谓“眼泪流干，怨恨诉完”又是什么意思呢？
她会不会已经……
让我们祝愿她平安和健康吧！
【零 七】
以上文字，是我在怀旧情绪十分强烈以至无法正常工作时，陆陆续续写成的。写成之后我自己也很惶惑，觉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也不像小说，或者就算“实录”吧。
文中写到我的祖母，又写到一个论年龄我当喊她“阿姨”的40年代的女孩，还写到一个论年龄我可叫作“姐姐”的70年代的女孩……
历史学家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却以极大的毅力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柳如是别传》。他在赠友人的诗作中有“著书唯剩颂红妆”一句，友人说他“有深意存焉”。
我原来一直不懂，现在倒觉得有点儿懂了——“著书唯剩颂红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