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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忘于江湖:高建群倾心精选散文集》辑四 大漠孤烟落日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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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草原致敬

第三种历史观

我把最重要的话,放在最前面来说。

这句话就是:一部中国历史,除了二十四史的正史观点之外,除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观点之外,它也许还应当有第三种历史观。

这第三种历史观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许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历史。

而这第三种历史观,也许距离真实更近,距离真理更近。

起码来说,它是对第一种历史观和第二种历史观的重要补充。

第一种历史观,即正史观点,是自封建王朝历代修史以来一直延续的观点,又因范文澜先生的倡导,为今人所广泛使用。即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等这样的传统叙事。这种编史无疑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不这样断代,中国历史就会混沌一片。但是,这种省力的断代史也有它的缺憾。

缺憾有二。其一,它忽略了游牧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它以皇城为圆心,然后是农耕文化地区,然后是长城线以外的广大所谓化外地区,它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等为边缘。其二,举例说吧,当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只剩下杭州左近的一片残山剩水时,先是金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接着成吉思汗又横跨欧亚,建立起更大的帝国。但是在我们的编年中,这个可笑的南宋朝廷仍是正统,而对游牧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王朝,表现出了许多的怠慢和遗漏。

第二种历史观,即自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来的阶级学说观点,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为断代。

人类的智慧发展到今天,当我们站在长城线上,站在马背民族的角度,来追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史时,我们注意到了中华伟大文明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媾而婚所产生的伟大儿子,我们还注意到了,每当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难以为继时,于是马蹄声从塞外哒哒响起,从而给衰竭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胡羯之血”为陈寅恪先生语)。

所以我这里提出第三种历史观。

这第三种历史观的说法,不是我的,而是一位叫孟驰北的蒙古族大学者的说法。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面对纷纭万状的生活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昭示中,许多的文化人都曾经走近这个观点,但是,将它概括而出的是孟老先生。

比如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诗人杜甫,他曾在他的不朽诗作中,不经意地说出了这样两句话:越鸟巢南枝,胡马倚北风。

吴越地面的鸟儿哟选择向阳的枝头做窝,胡地的马儿哟驾驭着北风奔驰。杜老先生在他的诗句中,已经不经意地说出了支撑起中华文明大厦的这两种形态。

还有当代的诗人周涛,他在一本叫《游牧长城》的书中,面对长城内和长城外,也说出了“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这两部分组成的”这惊人之语。

还有我在《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掉队的匈奴士兵永远地滞留在陕北高原上了,在高高的山顶,麦场旁边,他与吴儿堡的姑娘野合,于是乎,一个生机勃勃的高原种族诞生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

又比如我,这些年来在西域地面像风一样的行走中,当偶尔驻足,面对中国地图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行动轨迹,其实是有踪可寻的,尽管我自己茫然不知。这个行动轨迹就是:我其实一直是沿着农耕线和游牧线,或曰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线行走的。那么我在寻找什么呢?

人类行进到今天,得出这一个重要思考的概括者和权威诠释者是孟驰北先生。

在2002年秋天乌鲁木齐那个有着梦幻般阳光的午后,我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那天饭局上的酒是“黑骏马”。在酒力的作用下,我们谈了很多。正是在这个难忘的场合中,孟老将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思考出的这个学术成果告诉我。

他是蒙古族王公贵族的后裔,后来流落新疆,1957年的时候曾被打成右派。

在中国广袤的地面上,每一块地域通常都会有两三个这样的人物。他们和那地方的名胜,那地方的美食,那地方的名贵花木一样,成为一种地方性标志。在中国的古语中,将这种人,这种现象叫“地望”。

我是从新疆作家周涛、朱又可嘴里,知道孟驰北这个人的。他们一再提醒我一定要见见他,就像见见哈纳斯湖,见见赛里木湖,见见罗布泊,见见克孜尔千佛洞,见见尼雅精绝女尸一样。

那天我终于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我把与他的晤面当作我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来记忆。我此生注定将会遇到一些重要人物,此次算是一次。那天,酒兴所至,我即席为孟老先生写了“高山仰止”一幅字。

我对孟驰北说,年纪不饶人了,趁还有几天活头,将你头脑中这些重要的思想列成干条条,一节一节地写出,权当是留给人类的遗嘱。我还说,不要去试图追求体系的完整,应当学学萨特,学学加缪,学学乌纳木诺,把你的独立思考写出来,哪怕互相抵牾,这都并不重要,只要能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这就够了。

我还对在座的新疆青年作家们说,面对孟驰北的侃侃而谈,你们手中应当有一支笔,信手将这些只言片字记下来,辑录成册,就是一本好书了。你们整天沉湎于文坛那些稍纵即逝的时髦的思想里,却忽视了最重要的思想是从你们的身边产生的,是从最贴近大地的部分产生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孟驰北已是年逾古稀之人。还因为在座的青年作家丁燕女士告诉我,孟老患有癌症,也许将不久于人世了。

孟老是蒙古族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人。所以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一个历史观的视角是另一种视角,一个站在长城外向中原望的视角。所谓的跳出来看世界,这个第三种历史观也许正该由这样的人物提出。

大漠的诞生

我的面前放着一张中国地图。

这地图的三分之一面积为一种焦黄的颜色所填满。

这焦黄的颜色是沙漠,是戈壁滩,是大碱滩,是干草原,是黄土地,是凝固了的海和干涸了的河。与此同时,它还是胡杨,是红柳,是黑梭梭,是芨芨草,是麻黄草,是骆驼刺,是铃铛刺,是沙枣树。同样地,与此同时,它还是戈壁滩那壮美的落日景象和长城垛口那凄美的冷月,是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的一声历史的叹喟,是罗布泊那历史的想象和楼兰古城那一天风霜兀立千年的佛塔,是细君公主、解忧公主、昭君美人、文成公主那香风阵阵、胡笳声声、马蹄得得。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

巴丹吉林大沙漠。

腾格里大沙漠。

毛乌素大沙漠。

等等,等等。

当它们出现在地图上的时候,它们是死物,是一种地域符号,是小学地理课本上的一道考题,是那些不安生的旅游者和探险家渴望某一天抵达的地方。

但是对笔者来说,那是历史岁月,是哒哒而起、自远而近的马蹄声,是幽怨的胡笳曲和飞旋的胡旋舞,是匈奴辽阔草原的三十万牙帐,是乌孙王宫倚阿尔泰山而立的美丽的解忧公主,是梦幻楼兰,是竖立在北方大漠的李陵碑,是中国的一半历史,是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服饰各异、面目各异的匆匆背影,是过去的一部分,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

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时代,对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我们这个星球的基本地貌特征,就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

那时候在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上,洪水滔天,一片汪洋——一位十九世纪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说过: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其实,在人类之前的很久很久,地球就曾经洪水滔天过——这是插言,这里不提。洪水后来是退去了,于是陆地展现了出来。海洋里的生物,有的永远地留在岩石上了,成为化石标本,例如贝壳,例如三叶虫。有的则爬上岸,开始在陆地上横行,例如电影《侏罗纪公园》向我们所展示的那样。而在陆地上,树木和青草开始茂盛地生长起来。《圣经·创世纪》说:“神说,让大地发生青草,于是大地发生了青草了。这是第三日的事!”

中国大西北的地理格局,亦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

那时候,整个中亚细亚地面,为一片宁静的蔚蓝色的海水所覆盖。

这海的名字叫准噶尔大洋。

1998年秋天,站在罗布泊古湖盆一个名曰白龙堆的著名雅丹上(法显、玄奘、马可·波罗这些历史人物,在穿越丝绸之路时,都曾在这个雅丹里歇息过),新疆地质三大队的总工程师陈明勇先生,身着一身土红色的野外工作服,一手捋着额前被漠风吹乱的头发,一手伸向地平线的远方。他说:“如今的新疆,如今的青海,如今的西藏,如今的宁夏,如今的甘肃的一部分,如今的内蒙的一部分,如今的陕西的一部分,那时正是这座浩瀚大洋的洋底。当然,还不仅仅只有这些,国境线以外,如今的中亚五国,如今的蒙古,如今的土耳其,如今的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如今的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那时也在这座大洋的囊括之中。”

对于严重干旱缺水的中亚大陆腹地,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曾经有过一个大洋,这真像天方夜谭。但这不是在说梦,而是真实地存在过的东西。想到我们的家门口曾有一汪大洋,我们都曾经是海边的孩子,这是一件叫人多么感动的事情呀!这是真的,地质学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后来地壳凸起,洪水四溢,藏在蔚蓝色海水下面的洋底显露了出来。这洋底就是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这两块盆地最初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在伟大的造山运动中,天山山脉像传说中的巨人一样,一天天隆起,成为这块地面最壮美的风景。正是这横亘在这中亚细亚腹地的天山山脉,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一分为二。

“山岳峨峨寿者相,物类秩秩造化功。”这是泰山封禅碑上的话。天山是大自然一件伟大的造化,它的横空出世给这块地面的人类生存以重要的影响。

天山由四部分组成,它们是东天山、中天山、西天山和祁连山。西天山一直伸向遥远的西亚地面。祁连山则越过天山峡口星星峡,绵延千余公里,横贯甘肃境内的整个河西走廊。祁连山在突厥语中,亦是“天山”的意思。

在天山南侧的塔里木盆地,它的盆地中央包着一个大漠。这就是仅次于撒哈拉大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是维吾尔语“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而在天山北侧的准噶尔盆地中央,亦包着一个大漠,它叫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

世界上最高的山珠穆朗玛峰,亦是在侏罗纪时代成长起来的。群山壁立才是瑰丽的景象。一个个拥拥挤挤、神态各异的大山,同样拱出地面,簇拥着它。人们将这里叫世界屋脊。

这些巍峨冰峰叫帕米尔高原,叫喀喇昆仑山,叫昆仑山。而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年代,它们被叫作葱岭。与雄伟山峰、浩瀚大漠相毗邻、相衬托的是另一个重要的西部地貌特征,这就是西北黄土高原。它亦是在沧海桑田、山谷为陵的侏罗纪时代诞生的。

在那场堪称伟大的造山运动中,地球上曾经刮过一场暗无天日的大风。

这场大风像一个具有神力的搬运工一样,将昆仑山上的黄土来了个大搬家。

昆仑山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黄土呢?是不是在准噶尔大洋的洋底,如今这最高的昆仑山当年曾经是最低的地方?所以在这座星球的形成时期,这一块最低海底曾沉淀和淤积了厚厚的一层黄泥?

那时刮的风大约是西北风,因此这黄土纷纷扬扬地,撒满了北中国地面。于是乎,甘肃全境,陕西的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宁夏全境,山西的晋西北、晋东南地区,河南的西北部,内蒙的居延海地区和鄂尔多斯台地,地表完全为这厚厚的黄土层所遮掩。黄土最厚的地方在甘肃的兰州近郊,那里有一块黄土断崖,用米尺测量是整整500米厚度。人们把这些地方统一叫作黄土高原。

但是在每一个单个的地区,这些黄土高原还有着自己单独的名称。例如著名的陕北高原,贫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高原,还有那著名的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区。

腾格里大沙漠,巴丹吉林大沙漠,毛乌素大沙漠,它们则相杂在这些黄土地中间。

舞台搭好了,人类该登场了。一场又一场的人类悲喜剧,该上演了。

辽阔的草原

我们在这里将草原与大漠的概念再扩大一点,以利下面“太阳将从西部升起”这个话题的展开。

亚洲高原像一面招展的旗帜,向西北,它雄视着西方,向东南,它雄视着东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东西方之间,靠一条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伟大道路沟通着。

在世界东方的首都古长安和世界西方的首都古罗马之间,是一片广袤无边的沙漠戈壁草原地貌,史学家称这块地带为欧亚大平原。在这躁动不安的地面上,生活着许多的今日东海明日南山的游牧民族。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勒尼·格鲁塞的说法,这些生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游牧人,以七十年为一个周期,向定居文明地区移动,或向东,涌向古长安,涌向昔日的元大都(北京),或向西,涌向君士坦丁堡,涌向罗马。

史书告诉我们,生活在东方亚洲高原的游牧民族,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向西的大移动。这就是公元二世纪开始,公元五世纪结束(匈奴末代大单于阿提拉公元453年死于如今的匈牙利草原)的北匈奴的迁徙,以及后来突厥的迁徙,以及再后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对欧亚非大陆的伟大征服。

史书上曾经记载了阿提拉的征服。这支穿越了乌浒河、药杀水,穿越了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多瑙河的庞大队伍,裹挟了欧亚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游牧民族,然后在巴尔喀什山下集结,完成它攻打欧洲文明的目标。阿提拉在强渡莱茵河之后,将罗马城团团围定,这时一个叫敬诺利亚的罗马公主救了罗马。她演出的是一场中国式的昭君出塞故事。

当我们嘴里咀嚼着历史的况味,回溯那一幕幕历史大剧时,我们只能说所有发生的都是应该发生的。这是生存法则在起作用。或正如勒尼·格鲁塞所说:“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

因了战争,因了宗教的传播,更因了驼铃叮当商贾奔走,丝绸之路这条草原上的道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条道路,东西文明借此得以沟通,得以交融。

这种沟通和交融,亦是中国的汉唐雄风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丝绸之路给汉朝和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文化的交流,思想的交流更在甚多。据说,唐王朝鼎盛时期,长安城中胡汉杂居,仅外国使节和丝绸之路上过来的二十年以上的定居人口就达四千多家。

太阳也许将从西部升起。

写下这个标题以后,我先申明两点。

第一点是这句话并不是我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第二点是这句话并不是由我第一次说出,第一个说出这话的,是一位资深的电影理论家钟惦斐。

二十年前,钟先生平平淡淡地说出一句惊人语:“我劝同志们注意,太阳也许将从西部升起!”钟先生这句话是说电影的,他的这句话引发了中国西部电影的十年辉煌。

我在这里是说文学;或者再将文学外延一点,是说文化;或者再将文化扩大一点,是说大文化。

西域地面历史上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的一个地方,是曾经在人类进程中闪现过匆匆身影的许多游牧民族最后消失的地方,是人类的“人种博物馆”(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语),是世界上各类文明板块曾经在这里大碰撞的地方,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交汇的地方。

因了伟大的丝绸之路,东方和西方才有了来往。丝绸之路给东方的中国,曾经带来极度的政治繁荣、经济繁荣和文化繁荣。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汉与唐,某种程度上就是丝绸之路的产物,或者换言之,就是风迎八方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产物。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历来都是通过西域地面在进行着的。只是宋以后,丝绸之路堵塞,欧亚大陆桥不畅,这种交汇才逐渐移到了海上。

而因了欧罗巴游牧民族走下马背,开始用船只作马,驰骋在这比草原更广阔的蔚蓝色海面之后,西域地面遂之寂寥。

我在这里说的是交汇。在谈“交汇”这个词的时候,得先强调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东西方之间的两个大不同。

第一个大不同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基本上都是在各自封闭的空间里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按照通常的说法,人类的历史以三百万年计。那么,在这三百万年的绝大多数的时间流程中,东方和西方,其实一直处于隔绝状态中。这位于地球东西两翼的两拨人类群体,都各自在自己封闭的空间里,在黑暗和混沌中,孕育和发展着自己的文明。那情形,就像两只鸡蛋分别在自己的壳里孵化成鸡一样。

东方和西方开始来往,原因是因为有了马。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三千八百年前时候的事情。一种说法说第一个跃上马背的是东方的匈奴人(中国蒙古族学者孟驰北持此说),一种说法是人类是最先在爱琴海地区跃上马背的(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持此说)。然而不管怎么说,接触史自此才姗姗开始,靠马作为脚力,东方和西方才开始零星地来往起来。而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始热闹之后,东方和西方才开始大量来往。而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靠了舟船之便,东方和西方才逐渐地融为一个世界大家庭的。

三百万年是如此之久,而三千八百年是如此之短。较之几乎三百万年的隔绝,人类的沟通史可以简短到忽略不计。

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的第一个不同。同时也是东方学不来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文明本身就是在各自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还因为三百万年时间形成的东西、沉淀的东西,也许注定了双方都永远无法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只是皮毛。

下面再说第二个大不同。

在世界历史中,曾经存在过三大游牧民族。它们是欧罗巴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其中后两个游牧民族,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像潜流河一样消失,茫茫然而不知其所终。只有欧罗巴游牧民族生存了下来,形成现在的欧美人种。因此,欧美人种是游牧民族的后裔,而中华民族则是农耕文化的后裔。

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文明向前发展的产物,但是它的根基和主体是农耕文化。因此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它从来就是两种东西,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明白了上面的两个大不同,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自1840年中国现代史开始以来,中国人在政治制度、经济运作体制、文化和文学等方面,老是学书学剑两不成,老是学出来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虽然不成功,但是理智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因为任何地域所产生的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我们需要时时告诫和提醒自己的是,在学习中,不要迷失自己,不要失去自己的东方主体,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的文化消失了,它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那么如何学习呢?

其实西域地面从人类跃上马背那一刻起,几千年了,一直都在进行着这种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汇,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它们提供了实践和经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这块地面重新热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出“太阳将从西部升起”。

我是在2002年秋天“奎屯之夏”笔会讲课时,说出这话的。这些年在西域地面的游历,这些年与新疆文学界朋友的频频接触,这些年随着各种游历而走向历史深处,促使我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一思考。

东方是精神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文化侵略,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它是立体的,从天上到地下,席卷而来。它视欧美文化以外的所有文化为边缘文化,为等而下之的文化,它想用文化对世界来一个大的一统。它以强势文化的咄咄逼人姿态,以消解崇高,消解民族英雄来动摇被侵略对象的文化根基。

所谓的好莱坞大片热,所谓的港台风,所谓的“韩流”,其间都不可否认地掺杂着(欧美文化中心论的)文化侵略的因素。

这是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

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深厚根基文化的大国,中国文化的被消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在二十一世纪不可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世界上每年都有几十种语言在消失。当然,这些消失的语言都是一些土语,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部族语言,但是,我们必须警惕。

人类定居文明从两河流域文明开始,历经古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罗马文明等等,到今天已经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在这长长的混沌不清的历史岁月中,各文明板块都经历了孕育、成长、强盛、盛极而衰的过程,唯独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它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下。

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纷乱的世界。是一个处处冒烟处处起火的时代,是一个弱者肉强者食的时代。这是各文明板块争斗的延续,是由于缺少一种和谐精神的原因。二十世纪西方一位幽默大师预言:二十一世纪的战争,不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亦不是穷人和富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战争,也不是宗教之间的战争,而是——会笑的人和不会笑的人之间的战争。他的话说对了。

伟大的中华文化传统,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大包容精神,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是佛家的大慈悲大关怀,是道家的无为而为,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文明秩序。收拾世界这个烂摊子,拯救这个悲惨世界的一剂良药,也许是有一天东方文化的发扬光大。

还是这个英国人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的世界历史》一书的结束语时说,寄希望于中国吧!“与中国过去的改革相比,中国领导人能否取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但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于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