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在新疆阿勒泰草原，我巡逻路经一个兵团村庄时，从一个简陋的土坯房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可敬的小生命在这块遥远的荒原上诞生了。
那是中苏边界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自珍宝岛事件、铁列克提事件以后，中苏交恶。边界一线，笼罩在一片死亡恐怖的气氛中。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边防站的士兵，任务很明确，那就是战争一旦开始，我们将成为首先的牺牲者，然后用我们的牺牲换取后方的战备动员时间。
兵团人呢？兵团的那些老男人们，从马车上卸下来那些腰身已经变硬了的老马，骑上它，挎上老式的花筒冲锋枪，身上穿着各色的不同年代的破旧军装，然后彻日彻夜地在这界河边巡逻。
兵团的女人们则将这土坯房里一点简陋的东西，能带走的，包在一个大包袱里，然后这包袱就放在门口。女主人则坐在这包袱上，准备随时往口内跑。那些带不走的东西，比如说手摇缝纫机，则用15块钱的价格，将它卖给当地的牧民。
我们是士兵，是在某一个冬天的早晨，被先是汽车，再是火车，再是汽车，再是爬犁子，从遥远的内地的一个叫西安的地方，拉到这里来的，这叫服役，或者说叫义务兵。那么，这些边境线上的兵团人是怎么来的呢？
事情得从1962年伊犁事件说起。那时，有六万多名边民，赶着牛羊越过界河，跑往苏联境内。这些兵团人最初是驻防在边境线纵深二三百公里的地方的。这一天，他们接到紧急命令，说要去执行一次紧急任务，时间半个月，然后每人发了一支步枪，五十发子弹，四颗手榴弹，一只干粮袋。这样他们被装上了汽车，运到边界线上。
他们跳下汽车，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顺着中苏边界四千多公里的漫长边境，人挨人，手拉手，站成一排，阻挡那些潮水一般涌出的边民。这件事情做完了，边陲暂时安定了，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则是就地建起村庄，开始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镰的生活。这样他们十五天的紧急任务，便变成永生的驻防。他们从原居住地接来家属，他们用这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北缘的碱土打成土坯，盖起房屋，他们将眼前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一步步地变成条田，让这条田里生长春小麦和铺天盖地的梵高式的向日葵。
记得，我大约是从条田里，采了一颗很小很小的向日葵花盘，循着这婴儿的哭声，策着马来到这土坯房前，将那束小小的花盘塞进杨木门门闩的那个扣眼里。我这样为在这个时候出生的小生命献上我的祝福和我的感动。
当然也许不是向日葵，而是红柳。沙包子上，刚刚经了一场雨，一束红柳枯枝突然生出了粉红色的花。那花像血的颜色，我记得或许是折了一枝吧！
我上面讲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那遥远的边境线已经成为“和平边防”。我的这个老故事也许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懂。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我上面的那些叙述，只是一个引子，它主要是为了说明我下面的奇遇。
三十年后，在古城西安，我见到了当年在土坯房里出生的小姑娘。关于土坯房，关于葵花地和红柳沙包子，关于那天高地远世界荒凉一角无奈的兵团村庄，关于中国的最后一支骑兵部队以及我胯下的那匹马。当这些话题谈完以后，我肯定地判断，眼前的这个都市白领丽人，就是当年那土坯房中啼哭的婴儿呀！
我在那一刻感动极了，我流下了眼泪。眼泪为这位姑娘流，也为如今已日见苍老的我流。望着她，我说，光为了你当年那平安地降生，我的爬冰卧雪的白房子岁月也是值得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