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研讨会上，一位著名批评家说，《大平原》是老高行将步入晚年的时候，用文学的形式，为自己寻找一条归乡之路。
我同意李建军先生的这句话。
《大平原》是我的重要作品之一。
家族中的许多传奇性的人物，活着的时候，都曾经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我听。如今他们已经纷纷谢世了，在三尺地表之下永缄其口。每年清明节我为他们上坟的时候，都觉得因为没有能将故事写出来，而难以面对。
我的伯父，小说中的那个著名的关中刀客形象，在行将就木之时，对我说，你难道也会像我们一样，将那些家族秘密，重新带入坟墓吗？
这就是我写《大平原》的原因。
我这大半生，有三个精神的栖息地，一个是我从军的阿勒泰草原，一个是我成长的陕北高原，一个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桑梓之地渭河平原。
我为阿勒泰草原写出了震动中国文坛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该作现在还被公认为新时期文学产生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我为陕北高原写出了高原史诗《最后一个匈奴》。如今，很好，我兑现承诺了，我完成了《大平原》。
我有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在一篇《请将我一分为三》的文章中，我说，如果我死了，请将我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洒入渭河，一份洒入延河，一份洒入额尔齐斯河。
我的妻子在看了这篇文章后，不同意我的话，她说那时候我这样做了，她怎么办？她魂归何处？
好在，我距离大行还有一段时日，那么，到时候再说吧！
《大平原》在2011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止步于第五轮，即在一百七十多部作品中名列第二十三名。
在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奖中，《大平原》加冕，荣获长篇小说第一名。五个一工程奖应当是最高的政府奖。小说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现代感，它的宏大叙事风格，受到了评委们的认可。
普希金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震荡我的心灵了。于我老高来说，亦是如此。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把读者的认可当作对我的最高褒奖》。此一刻，我将这话再说一遍。
《大平原》这部小说，小而言之，它是一部渭河平原的百年沧桑史，中国式的《百年孤独》。它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的不平常的际遇，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史，刻画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而大而言之，《大平原》则是唱给中华农耕文明的一支赞歌和挽歌。
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块冲积平原，照耀着这块后稷当年掘第一锨土的地方。村口那棵百年老槐，被人们在树身上扎了些输液的针头，然后用起重机吊起来，放在平板车上。平板车缓缓地驶出人们的视野，消失在平原的尽头。
在世界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中，村庄将不可避免地被夷平，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那棵曾经被国民党用来吊着打过我的大妈、被共产党用来在树荫下烧过大锅饭的老槐树，它将被连根拔起，移栽到城里的街心花园，成为一棵风景树。
在《大平原》中，我以宗教般的虔诚，为你介绍了我的家族人物，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大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顾兰子。
在写作的途中，我的案头上始终燃着香，然后在香烟缠绕中，他们冉冉走出。
我的祖母是一位乡间美人。当她躺进棺木里的时候，在最后一眼的告别中，儿孙们才发现了这一点。他们遗憾自己太粗心了，在她生前，竟然没有能认真地看一眼她，并将自己的所看告诉她。
我的祖父是一位乡间哲学家，当他躺进棺木里的时候，突然又睁开眼，对这个世界说，我的名字为什么叫“高发生”，我现在是明白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道理，它的发生就是它的道理。说完，他重新闭上眼，抬手示意将棺木盖儿为他盖上，送他走。
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人物，是我的母亲顾兰子。记得在北京研讨会上，小说研究者们说，她虽然出场晚了点，但是是小说中的一号人物。
花园口决口，豫东大地成为一片泽国，六岁的小女孩顾兰子，被担在担子里，开始了她的逃难生涯。蝗虫一般的逃难队伍，在那年冬天，黄河结冰以后，从黄河风陵渡地面，逃到陕西，然后逃到国民党行政院为他们设置的逃难目的地——黄龙山设治局。然后有一半人死于霍乱，另一半人侥幸逃离黄龙山。
国民党干过许多没名堂的事情，炸开花园口，让豫东几十个县成为泽国，让豫东数十万百姓沦为鱼鳖，就是其中之一。
《大平原》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黄龙县政府请我到那里去，他们要将高家当年逃荒居住的那三孔窑洞，为我建一个文学纪念馆。
这个名曰“白土窑”的村子，已经在新农村改造中整体搬迁，搬到大的一个村子里去了。被遗弃的这个村子，将要被夷为平地，重新成为农耕地。而顾兰子居住的那个“安家塔”，已经变成玉米田了。
我对镇长说，给我建文学馆，这事就算了吧，只将那三孔窑洞留下，门口竖一个简单介绍的牌子就行了。有一个窗口，放我的电影、电视剧，向游客赠送《大平原》这本书。
我还说，希望能将“白土窑”这个村子保留下来，变成一个“黄河花园口决口河南省扶沟县难民逃荒纪念馆”，然后，在公路旁竖一个雕塑群，再现当年挑担子、推小车的河南花园口难民，来到这里的情景。
那三孔窑洞，在畔底下。畔的二道塄上，有三棵老梨树。据说这三棵树，就是爷爷当年栽的。我专门从那树上，摘了些梨，拿回西安给我的母亲——年已八十的顾兰子吃。这梨难吃极了，当地人说，这叫“牛腿梨”，现在品种改良，它早就已经被淘汰了。
畔上还有一个碾盘。畔顶上不远处，涝池旁，还有一棵高大的柳树。顾兰子说，这碾盘她记得，那大柳树她也记得；她生下的儿子，也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聪明，就是因为她怀我时，到这棵神树下讨神水喝的缘故。
黄龙人说，我是在黄龙出生的，这里是我的家乡。我说，我好像是在关中平原、在高村出生的，生在天傍黑，人们喝汤的时候。回到西安后，我问母亲。顾兰子说，两种说法都对。怀你，是在黄龙山，怀孕三月头上，回到高村。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想陪母亲回黄龙山一趟。可是三次都要出发了，顾兰子却突然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后来她说，你们就饶了我吧，对于你们来说，那些仅仅只是故事，只是传说，可是对于我来说，那里是我的伤心之地。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求求你们，就不要勾起我的伤心事了。
我听了，只好作罢。
亲爱的台湾的读者们，这本名曰《大平原》的书，要在台湾出版了，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在陈晓琳先生的主持下，风云时代已先期出版了我的《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现在，不胜荣幸之至，他们又要出版我的《大平原》了，作为一个作者，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前面那两本书，都出得棒极了。捧着沉甸甸的书，我流下了眼泪。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文学殿堂的辉煌和庄严。到了我这个年龄，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叫我激动的事情了。但是捧着他们印刷的这散着墨香、包含着编辑家心血的书，我仍然激动不已，难以自持。
哎，文学，一个叫我们敬畏、叫我们恐惧、叫我们迷惑不解的东西。西班牙小说家乌纳穆诺说，圣殿之所以辉煌庄严，因为那里是人类共同哭泣的地方。捧着这台北寄来的书，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还将有一些书要在台湾出版。我真幸运，遇到了这么好的编辑家，遇到了这么好的读者。
前年，也就是2010年的中秋期间，作为大陆的一个社会名流访问团的一员，我曾来过台湾。
我的感觉是，台湾所有的人，所有的建筑，所有的气氛环境，都让我觉得亲切极了，稔熟极了。在南投县的那个陕西村，乌面将军庙前，那一群张大嘴巴看戏的妇女，她们褐色的圆脸庞，大屁股，碌碡腰，多像我家乡高村的村姑。
而那些男人们，更像我的隔山兄弟。隔山兄弟是一种民间的叫法，意思是指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我看着这些台湾的男人们，那种从骨子里生出的亲切感，与那种礼仪上的陌生感，都让我突然想起“隔山兄弟”这句话。
话到这里，附带说一句，老死于台湾的于右任老先生，是我的亲戚。我内人的三姑，嫁给了于右任的侄儿。1964年社教期间，于右任曾给家乡陕西三原县写信，说他一生走了许多路，脚下最爱穿的是家乡的布鞋。这样，于家的媳妇儿，我的三姑便做了两双布鞋，寄往台湾。布鞋是圆口的，黑织贡呢鞋面，千回百纳的鞋底（农家把那叫“倒钩针”）。
吟唱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得见兮，永志难忘”的客死异乡的于右任先生，这大约是他在过世前，与家乡的最后一次联系了。
我希望两岸永远不要有战争。战争绝对不是一个好东西，不论伤到谁，都叫我心疼。那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损失。我相信人类越来越智慧了。
教堂里的钟声响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在为亡者而鸣的同时，也就是在为你、为我而鸣。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死了，都是人类总体利益的损失。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希望两岸的政治家们都要有这个思维，这个高度，这种大悲悯情怀。
这篇《大平原》台湾版序言，写得有些长了，那么就此搁笔吧。后天，我将为长篇小说《统万城》的事，启程去北京。
三件事，一是一月九日，去搜狐网作客；一是一月十日，参加《统万城》一书的首发仪式新闻发布会；一是一月十一日，举行签名售书活动。
那么就此搁笔吧。
谢谢生活！谢谢生活慷慨地给予了我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