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每年都要送给母亲一个红包，感谢她生了我，感谢她为我的来到人世上，疼过一回。现在生孩子条件好多了，往医院里一住，有专业的人员帮助。六十多年前的农村，生孩子是一件难事，所以老百姓有“人生人，怕死人”的说法。生孩子又好像很随意，大部分是生在土炕上的，还有的生在砬道窑里，正磨粮食推着个磨棍，突然肚子疼往下一蹲，解开裤带，孩子就生下来了。有的是生在田地里的，农妇正劳动着，就地就生了。有些女人拉撒，甚至把孩子生在茅坑里。我是生在自家土坑上的。就是那种用土坯砌的，冬天可以烧热的土炕。记得，奶奶常说个谜语叫我猜：一头老牛没脖项，有多没少都驮上，说的就是这种土炕。
我生在黄昏，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天麻糊黑，人喝汤的时候。用一把做衣服的剪刀，在青油灯的火苗上烤一烤，算是消毒，然后用这剪刀剪掉脐带，只听“哇”的一声哭声，这孩子就算出生了。人们说，母亲生我时，面无血色，脸色黄得像黄表纸，听到哭声，她欣慰地笑了，说：你把为娘可害苦了！唉，我又一个讨债鬼来了！在去年的春天，我的孙女出生了。她生在羊年，是一个羊宝宝。说到这里，总让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韭菜割过一茬又长一茬的感觉！羊年是好年，中国的老百姓有“羊马年广收田”的说法。那年我接到通知说，我的长篇小说《统万城》获得了中华图书奖，我对该书的责任编辑韩霁虹女士说：我不该获这个奖，因为最近为写一本书的缘故，我又系统地阅读了我们的老古董，从而对文学又有了些新的认识，它们才是高山，《统万城》只是小丘，它们才是大厦，《统万城》只是包厢，应该把最高的褒奖给它们。
我去年写作的这本《我的菩提树》书，共写108章，取佛祖脖子上挂的108颗念珠之意。那时已经写到55章了，并打算在羊年底完成了它。另外根据我的早年一个中篇小说改编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央视八频道正在拍摄，佑护我吧！希望能够拍好，拍成一个类似《冰山上的来客》那样的西部经典。大半生以来我正直地活着，崇高地活着，淡泊地活着，卑微地活着，守着一个文化人的底线和本分。如果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仍然愿意出生在关中农村的那个土炕上，由一位做过童养媳的卑微的农妇带我出世，如果要让我重新选择一次职业，我仍然会选择一个写作者，活着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响亮的声音，死后这声音仍会在空中回旋一阵子！
我一直把写“大部头”，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在写作长篇之余，写一写散文作品，大家还都说不错。有一些约稿，例如有一篇写成吉思汗游牧文化的，是我在凤凰世纪大讲堂演讲的手稿。又有一篇是为《北京文学》写的，好像叫《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还获得过“老舍文学奖”。还有一篇《拥抱可可西里》是一家有名的杂志，叫《读者》，它约我写的。我把这些东西凑到一起，就变成了一本书。我写了十本散文集，2014年出版的《你我皆有来历》，那是第九本。《你我皆有来历》这本书的文章，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龚湘海先生带人从我家的电脑里抠出来的，他们自己拿回去编辑。他们还要把我的七八部长篇，二十几部中篇，九部散文集出一套叫作《高建群作品》的丛书。
说到书画，确实是书画同源，我的书法，我的绘画，用《文心雕龙》里的话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书不能达，变而为画。诗歌已经不能让你尽兴了，激情奔涌，我写书法吧，书法还不能够尽兴地表达，那我画画吧，用更具象的形式表达吧。《你我皆有来历》中没有一幅插图，甚至连前言结语都没有，是因为编辑和我两地遥远，沟通不多，后来我写了一个序，叫做《六十初度，马齿徒长》。如果要再版，我还是想要有个序，画几幅画在上面。
我理解的文学艺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他的作品是蘸着他的血写的。陕北高原年节的时候，要抬着猪羊，扭着秧歌去拜祭山神庙、土地庙，这叫“献牲”。一个作家的从事艺术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祭品，为缪斯献上。我在当年写《最后一个匈奴》的时候，感到自己像一架濒临失控的航天器一样，最后差一点回不到地面了。我在写作《大平原》结束后，中风住了21天的医院，也许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有可能写出来一点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相形之下，那种散文结集的书，像《你我皆有来历》《生我之门》，就轻松很多。长篇写作是生一场大病，散文写作只是一场感冒而已。
因为习惯，我一直坚持手写，不用“键盘写作”，但不完全拒绝新潮时尚的新技术。我写小说时候，还用手写，而且是用蘸水笔蘸着墨水写，我总感到键盘上的字不是我的，是公共情人，她一站到街上谁招手就和谁走。我一直学不会电脑，但是现在来说，我还是羡慕那些会打字的人，我的儿子给我装了个手写板，《你我皆有来历》里面的许多文章都是用手写板写的，尽管用了高科技，但还算是用手写的。我还学会了手写发短信和微博。一个朋友给我建立了一个“高看一眼”工作室，有两百多个群友，每天我都在上面胡说八道。朋友说：“年过六十，当骂且骂！”我说：“善。”我还说：我们的老古董，《三言两拍》里说，天下最厉害的是三张口：一是乞丐的口，吃遍四方；一是媒婆的口，传遍四方；一是文人的口，骂遍四方。《你我皆有来历》开篇，就是“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读者看过我作品，都觉得我似乎独独钟情于游牧精神。那篇文章，在2007年被评为全国散文十佳，名列第七，我和一位教授在《南方周末》报刊，就该文还发生一场舌辩，有些是他对的，有些是我对的。游牧文明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如果有时间，我还会在以后慢慢讲的。
我曾称自己被文学“绑架”了40年，现在花甲之后的生活，平时除了写作，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爱好，长年累月的写作，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废人。现在的工作基本上是对半对半，写小说占一半时间，写字画画占一半时间，有时候钻到画画里出不来，眼前都是具象，高僧大德接踵而来，有时候又不会画画了，又进入一种小说的叙事情景中。我记得路遥当年也是这样，如果一离开长篇小说的叙事情景，他说“句号是在引号的外面还是里面，我都弄不清了”。别的就是看看电视，有时候遇到一本好书读一读，不过失望的时间多一点，现在的书虽然多，好书并不多，包括那些所谓的获奖作品。现在的很多年轻作家有才华，有激情，未来是他们的，许多年前，我曾经对写《上海宝贝》作者卫慧和写《糖》作者棉棉说，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这花开得大与小，艳与素，那是另外的问题，她很感激我的包容。现在我有些老意了，我对媒体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这是我对年轻一代的希望。不过年轻的一代要有一个强大的胃，像个接收器一样，一路走来接受一些新鲜的东西。
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尽是些弱不禁风的东西，鲁迅先生还有点刚烈，上海人见了心里不舒服，要把鲁迅从教科书里赶走。我们的高考作文尽是些胡扯淡的题目，要我说吧，我们把前人的文化里面最优秀的东西好好继承，即使你不懂，当口歌念也好，慢慢地大了就懂了。去年我为了写这本书，又把《诗经三百首》，把司马迁的《史记》，把基督教的《圣经》浏览了一遍，感觉到了一种崇高，这些伟大作品产生出来的气场令人变得崇高和纯粹。让我们的孩子们学些经典的东西吧！还有各民族的民间传说，包括那些远古传说，那是我们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