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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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继续讲豪放词之难学处。一般认为宋代豪放词有两大高峰，一是苏轼，一是辛弃疾。但两人的豪放风格各是一类：苏词旷达，是文人气的旷达，再豪放也不失文人本色；辛词豪迈，是英雄气的豪迈，哪怕修辞再巧妙，哪怕用典再丰赡，哪怕令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职业文人望尘莫及，终归是一派武夫口吻，是持金戈、驾铁马的丈夫气概。清人谭献《复堂词话》这样讲过两人的区别：“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
苏轼的豪放词，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其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经两年有余。黄州城外有赤壁矶，是文人游赏之地，却不是三国时的那个赤壁战场。文学创作并不在乎历史考据是否过硬，苏轼也只是借赤壁之名发一下思古之幽情罢了。
这首《念奴娇》的拥趸酷爱词句里的旷达意境，苏轼也确是凭着老庄哲学的旷达精神来度过一个又一个事业低潮期的。遥想赤壁之战，周瑜是何等雄姿英发，但那又如何呢？有多少千古风流人物都被时间的波涛淘洗净尽，正如有多少庸碌之辈也在时间的波涛中被淘洗净尽一样，自己是成就与周瑜一般的丰功伟业，还是索性贬死在这小小的黄州，究竟又有多大的区别呢？人生如梦，每一个梦在永恒的江流与明月面前都渺小得不堪一击，谁又晓得醒来之后究竟会看到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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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可以说正是苏轼这一类词的出现为宋词指出了豪放一途，而“正统”的填词者却每每为之蹙额。宋人俞文豹《吹剑录》记载，苏轼曾问一位擅长歌咏的幕士：“我的词比柳永如何？”幕士答道：“柳永的词，只适合十七八岁的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您的词，需要有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话虽然是在奉承苏轼，然而词的本色，只属于十七八岁的女郎，只属于红牙歌板。更为要紧的是，任苏轼如何才华横溢，音乐却是他的短板，所以他的词虽然读起来旷达爽朗，唱起来却有各种别扭。
李清照《词论》专门在这一点上批评过苏轼，说诗文虽然只分平仄，填词却要分出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否则便唱不出来。——今天的流行歌曲其实也在遵循着这些规律，所以给现成的歌词谱曲容易，给现成的旋律填词却难。初学者会误以为给现成的旋律填词，只要字数能对应上音符数就好，而真的这样填出词来，就会发现这样的词哪怕文采再好，一旦唱起来就难受。
所以在李清照的时代，词坛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越是不通音律的人，就越是会走向豪放一途。沈义父《乐府指迷》专门谈到这个现象，说这些人往往拿苏轼、辛弃疾的豪放不羁来为自己的荒腔走板遮羞。
这毕竟也是人之常情。在今天的古诗词爱好者里，除非在极少数名校的中文系里接受过专业诗词格律的训练，否则几乎都对音律不屑一顾。即便是格律简单、仅有平仄之分的律体诗，创作者也会以“心声不该受到任何格式的束缚”这种理由将它写成字数齐整的自由体，读起来便完全没有了抑扬顿挫的美感。
或许应该感谢词的唱法的失传，词已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文字艺术，苏轼被李清照所讥讽的那些缺陷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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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词，有文人气的旷达；辛弃疾的词，有武人气的豪迈，稍稍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辛弃疾也有一首《念奴娇》，主题也是登临怀古，写作的时候也是处在政治生涯的低谷，换言之，无论从背景还是表现形式上说，这两首《念奴娇》可以说是高度相似的，而差异也一目了然：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103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104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105。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这首《念奴娇》的题目是“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史留守致道，即史正志，字致道，时任建康（今江苏南京）行宫留守，是辛弃疾志同道合的好友。赏心亭是当地名胜，登亭可以俯瞰秦淮美景。
这首词作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这是辛弃疾渡江南归的第七年。七年来，辛弃疾矢志北伐，却发现南宋朝廷一派主和的声音，完全不是自己年轻时在北方所幻想的那个样子。朝廷给了他一个建康通判的闲职，对于这样一位锐意进取的豪杰而言，这样的公务生涯简直就是一种慢性自杀。登上赏心亭，却寻不到半点赏心乐事，只有凭高吊古，在对古代风流人物的想象里纾解心底那份郁郁寡欢。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故意说是“闲愁”，只是无可奈何之下的自嘲。放眼四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建康空有虎踞龙盘的地势，而在这里建都的王朝却走马灯一般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只有自然风光依旧，“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看远处的水面上“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心随帆远，忽然被笛声惊回。
下阕转折，“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这几句用东晋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是东晋有名的风流雅士，于孝武帝时出任宰相，但晚年颇受猜忌，于是隐居东山（会稽山）。某次孝武帝设宴，谢安列席，同时列席的大将桓伊是当时的音乐名家，当场为孝武帝演奏一曲《怨诗》，其词句有“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忍不住潸然泪下，孝武帝也不禁露出愧色。
“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这两句继续谢安的故事：谢安未被孝武帝猜忌、疏远之前，曾以宰相的身份主持国政，派弟弟谢石和侄儿谢玄抵御前秦苻坚的入侵。谢玄以少胜多，击溃苻坚大军，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当捷报传来的时候，谢安正在和客人下棋，看过捷报之后全然不动声色。客人迫不及待地问他战况究竟如何，谢安直到把这一局棋下完才漫不经心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辛弃疾以自嘲的语气反用其意：破贼的事情就交给后辈来做吧，我还是每天在棋局之中消磨岁月好了。
“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无人能看懂自己的拳拳报国之心，岁月将暮，年华渐老，难道只有在酒杯里耗尽余生吗？“宝镜”用唐人李濬《松窗杂录》的故事：秦淮河有一个渔夫网到了一面宝镜，可以照见人的五脏六腑，渔夫大惊失色，宝镜失手落水，再也找不到了。辛弃疾所谓“宝镜难寻”，一来感叹自己的心迹无人可以体察，二来宝镜的故事恰恰就发生在秦淮河，非常切题。
“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结尾视野忽然拉远，以江头几乎掀翻屋宇的波浪暗示出时局的动荡不安。原来词人无论发尽多少牢骚，终归还是不能扭转对天下兴亡事业的一往情深。
我们看辛弃疾这首《念奴娇》，只有沉郁，没有旷达。他读过的道家典籍并不比苏轼更少，然而情之所钟，再如何故作旷达之语，也不可以折下英雄的腰杆。读辛弃疾的词，这正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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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苏轼、辛弃疾的胸襟，却去效仿这两人或旷达或豪迈的词风，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而已。——王国维这样的见解，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第一，文学创作必须真诚；第二，文如其人，只有某样的人才能写出某样的文字。
事实并不尽然，因为文学创作也可以有“演技”。譬如演员，我们不能说某演员没有拿破仑的胸襟、气质就不能出演拿破仑，没有尼禄皇帝的深入骨髓的邪恶就不能出演尼禄皇帝。写作也是一样，高明的职业作家正如高明的职业演员，可以通过演技把自己巧妙地包装起来。当然，我不否认这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
王国维的时代还不存在这种问题，尤其是诗词，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还没有迎合某一个目标客户群来牟利的需要。在对文学满怀真诚的人士看来，文学天经地义就是一种纯粹业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