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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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词的格调高低是词史上的一个久有争议的问题。早在姜夔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家张炎就已经在《词源》里盛赞他“古雅峭拔”。宋人陈郁《藏一话腴》也赞美姜夔“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这是说姜夔词境的高远不是刻意写来的，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晚清词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几乎以连篇累牍的气势尊崇姜夔，说他的词以清虚为核心，时而透出阴冷的气息，“格调最高”。于前人对姜夔的评价，陈廷焯最认同南宋画家赵孟坚所谓“白石，词家之申、韩也”。
申、韩即先秦法家申不害与韩非子，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两人坚持性恶论，对人性鞭辟入里，赤裸裸地将人类社会藏在温情脉脉之下的黑暗潜流指给人看。我们一时之间很难想象姜夔的词如何能与申不害、韩非子的哲学归为一类，然而细细斟酌之下，却会感到赵孟坚的评语当真捕捉到了某种本质：姜夔的词，越读便越能够咀嚼出几分隐痛，如同一泓深泉，看上去清澈喜人，探手进去只觉得阴寒刺骨。
至于周济，一度对姜夔推崇备至，后来却有了新的体悟，认为姜夔的词有“清浅”和“局促”的毛病。他在《介存斋论词杂著》里说：姜夔的词就像明代“后七子”的诗，看似高格响调，其实不耐人细思。
之所以看似高格响调其实不耐人细思，在文学技法上说只有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言尽即意尽，不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用张惠言的话说，就是不够“深美闳约”；用王士祯的话说，就是缺乏“神韵”；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三者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讲的都是同样的意思。
王国维在本章阐述的观点正是接着周济的话来说的，结果并不曾说出什么新意，反而使自己走进了先前反对过的张惠言和王士祯的阵营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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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本里很刻薄地批评过姜夔：“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这是说姜夔之所以不能跻身于第一流词家之列，是他卑劣、虚伪的人品造成的。这样的见解，已经有一点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意思了。
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这是《世说新语》里的一则故事：东晋王衍，虽然位高权重却雅尚玄远，因为嫌恶妻子郭氏的贪浊，便绝口不提“钱”字。郭氏气不过，某日趁王衍睡着，嘱咐婢女用钱将王衍的床榻围住。待王衍醒来，见钱碍着自己下床，便吩咐婢女说：“将阿堵物拿开！”阿堵物是当时的俗语，意思是“这东西”，王衍最终还是没有说出“钱”字。
“三窟之计”出自《战国策》：冯为孟尝君献计，说狡兔有三窟才能勉强保证自己的安全，您如今只有一窟，还不能高枕无忧，我请为您再凿二窟。这就是成语“狡兔三窟”的出处。
王衍虽然貌似清高，其实早为自己做了狡兔三窟的安排，实际上是个很有功利心、很现实的人。王国维将姜夔比作王衍，说他的清高只是装出来的，鄙俗才是他的本质。这样的人，怎能写出真切的词作呢？
姜夔一生确实都过着清贫的日子，落拓江湖，做达官贵人的清客，靠人家的接济度日，何况他还有妻儿。在这样的人生里，就算有一点小市民的心态也不足为奇。如果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话，姜夔一家人早就冻饿致死了。然而在一生的困境里，姜夔始终捍卫着君子的底线，不肯接受恩主的厚赐。
其实接受赏识者的接济并非什么难堪的事，早在北宋，易学名家邵雍就是靠着司马光等人的资助才在洛阳生活下来的，半点也不影响他怡然自得，社会也并未因此而看低他半分。
王国维鄙薄姜夔的人品，遗憾的是并未举证，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他的依据何在了。《人间词话》毕竟是一部札记随笔体的作品，我们倒也不能因此而苛责他什么。